回忆我的英文老师

我是在北京海淀的一所中学读的初中。初一第一堂英语课，在一众毛孩子们好奇的期盼中，一个身材高挑，骨架不小却很苗条的女子，静静地飘然走进教室。身着一条长及脚踝的黄底儿碎花裙，鲜艳却又十分雅致，一下子就吸引了我。虽然当时并不懂什么时尚，但女老师的这身打扮真是让人眼前一亮，颇为惊艳，那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呀，虽然大街上人们的穿着已经开始摆脱文革时期的蓝绿灰，但是鲜有人穿得如此夸张与夺目。

 

她进到教室，轻盈地一转身，把门关上。随着她的这个转身，180度的裙摆恣意地舞动起来，这一镜头定格在我脑海里，至今仍然念念不忘。我的目光从那条大摆裙上收回，望向她的脸，看上去二十大几的样子，英气中带着清秀，肤色没有那个年代女孩子们追求的白净，而是后来欧美人崇尚的小麦色。略显严肃的目光中有一丝难掩的、淡淡的忧伤，算不上漂亮，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异于常人的气韵，高傲冷峻。

 

她一开口就说了一堆英文，大概是自我介绍和对同学们学好这门课的期望吧。虽然我没听懂，但感觉那腔调和英文广播里的一样，好听极了。都说在教学中，师生的互动关系很重要，如果是师生两看相厌，大概率学生的这门课学不好，反之，就很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潜力和动力。我就是因为喜欢上了这位气质独特的英语老师，对学英语的兴趣也大大提高。

 

后来断断续续地得知了一些关于她的事情。她是一个遗腹子，母亲给她起名叫黄纪梅，据说是为了纪念她的父亲黄作梅。我当时并不知道她父亲是什么人，只是听说是烈士，在出席万隆会议时被暗杀了。但是因为记住了她名字的来由，也就一并记住了她父亲的名字。等到有了互联网，搜到了她父亲的照片，从中我一眼就看出了她的影子，她长得太像她的父亲了。同时我还看到了如下的介绍：

黄作梅，MBE（Raymond Wong Chok-mui，1916年2月13日—1955年4月11日），笔名黄傲霜、黄中流等，原籍福建世居广州人，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二任社长（1949年10月－1955年4月），唯一一位以公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获得大英帝国员佐勋章（MBE）的人士。

生平[编辑]

黄作梅出生后不久即随全家移居香港，1935年毕业于皇仁书院，并被香港大学录取入学，但因家贫辍学。1936年1月考入湾仔政府仓库工作。1937年开始参与左派活动，一度遭到逮捕。1941年入党。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于同年底占领香港。为营救困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化人士及盟军等国际友人，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于1942年3月成立了国际工作小组，黄作梅任该小组组长，成员有谭天、谭干、卢陵、江群好、郑隆和林展（女）等人。1942年7月，港九独立大队成功救出香港战俘营中的英军战俘赖特上校、祁德尊少校等多人，后者在获得自由后组建了英军服务团（BAAG），总部设在桂林，并在东江纵队的活动区域惠阳设立了前线办事处。后任东江纵队首席翻译联络官。黄作梅由于其配合英军作战有功，1947年获得英国颁发的MBE勋章。

1947年2月，黄作梅被英皇乔治六世邀请，到伦敦参加二战胜利大游行，1947年6月26日被授予大英帝国员佐勋章（MBE），表彰其在1945年9月2日前对英军东南亚军事行动作出的贡献。6月10日以新华通讯社记者身份创建新华社伦敦分社。

1949年，黄作梅调回香港，同年10月接替乔冠华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二任社长。新中国成立后，黄作梅先后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香港工委负责人和中共香港工作小组组长。[1]

1955年4月11日，在前往印尼出席万隆会议的途中，搭乘的专机克什米尔公主号被中华民国情报机构安装炸弹炸毁，黄作梅身亡，年39岁。

 

时隔多年，我偶然看到一篇讲述万隆会议暗杀史实的文章，里面讲到周总理事前已经得知他计划乘坐的 “克什米尔公主号” 被安装了炸弹，于是决定乘坐另一驾飞机去万隆，但是为了不引起敌人的警觉，同时也为了揭露国民党的残忍行径，依旧安排随行人员按原计划登上 “克什米尔公主号”，这里就包括我英语老师的父亲黄作梅。。。

 

这篇文章对我的震撼实属毁灭三观级别的，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我英文老师眼里那淡淡的忧郁所承载的是什么了。初中毕业已近四十年，我再也没有见过我初中的英语老师，但我也从来没有忘记她。每每想到她，心里会有丝丝的隐痛。

 

又及，在写这篇文章时，想在网上试试看能否搜到我老师的消息，没有结果。但是看到一则香港中联办2021年6月2日报道新华社记者采访黄作梅92岁的夫人及其儿子的文章。文章中讲到，在登机前黄作梅彻夜未眠，临行前对身边的五弟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共产党人就是要视死如归！”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他应该是知道将要来临的命运的，不知为什么，这让我心里有了些许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