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放牛娃到企业家和德国药典专家，他为欧洲种中药
他在德国学习工作35年，是德国药典委员会中唯一的亚裔委员; 他在中国田间种植中药，运输到欧洲的药房; 他从一名植物生理学博士自主创业，是德国规模最大的中药进口和批发商。
他用自己的行动推广传统中国文化，将中国产品带向世界，并在行列内影响和领导市场走向。不论是德国电视台还是中国电视台及各大报纸都争相报导他，而他说，“我愿意干华尔街精英们不愿意干的事，继续在泥土中滚爬，甘当逆行者，成为滚滚浊流中的一股清泉，为人们的健康耕耘浇灌，捧上一把干净可靠的本草饮片。”
（德国ZDF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的对钟文君博士的采访报道）
1.
钟文君出生在常德的一个偏僻水乡。像每一个在牛背上长大的穷苦孩子一样，他每天得打猪草、收鸡粪和干各种农活，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贫寒日子。那时候他最羡慕的就是城里人不用下地干农活，有户口、有统销粮（国家粮），可以买米、买菜吃的好日子。
钟文君在家里是老四，上有三个哥哥，下有三个弟妹，是中间最不受父母待见的那个调皮鬼。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钟爸爸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一个机会，买了一条小乌篷船跑水上运输业务。这条排水量5吨的小船就是他们的家：白天船上装货，晚上盖上舱板铺上褥子就睡觉，揭开舱板就是炉灶，生火做饭。一年四季、风吹雨打日头晒都在船上过日子。只有逢年过节时才会把船靠岸，回乡下的农村。有时候父母下船时会留下10岁的小钟文君独自看守，因为担心风浪，他们要将船停靠在大轮船旁边才会安全。
一次钟家的小乌篷船停靠在安乡 - 长沙航班的客轮码头。旁边四层楼高的大白客轮船上，船员们穿着干净、三五成群地俯视，还不时指点评论，下面小船上蓬头垢面的小钟文君却感到自尊心受到了莫大的伤害，恨不得挖一个洞钻到地底下去。客轮在他眼里是那么宽敞豪华，不用弯腰就可以行走，船上功能空间分隔固定，既有厨房又有卧室。这些贫富差别给钟文君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要离开农村做城里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那个年代，学校实行半工半读，学生要在校办农场学农。钟父亲认为孩子在学校干农活一个工分都不挣，还不如不上学在家干农活。每当父亲阻碍小钟文君去上学，他就流泪，心里一片空白，感到前途一片渺茫。钟文君经常瞒着父亲溜到学校去，他想，只要在学校，哪怕是干农活也离梦想近一点。
2.
1978年文革结束，全国恢复高考制度，15岁的钟文君幸运地考上了中南林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大学入学通知书一到村里，全村的乡亲们都欢呼了，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父亲觉得脸上特别光彩，但钟文君却有些惆怅。
钟文君的理想是学医学当医生或进师范当教师，他要完完全全地脱离农村，彻底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生活，渴望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吃皇粮”的城里人。父亲看到钟文君犹豫不决、并准备拒绝录取来年再考的时候，急得团团转。祖祖辈辈不知多少代都没有出过大学生，好不容易考上了，岂能放弃？最后父亲专制地命令道：“即便是学捡狗屎的大学你也得给我去！”。就这样，在轰轰烈烈的三天酒宴后，钟文君在村里众多乡亲羡慕的目光下，挑着行李跳出了“农”门，进了“林家铺子“，从洞庭湖的平原到了湘西的山沟（文革期间，农林院校大多被迫迁到乡下），在溆浦县洑水湾公社新田岭大队，后来被他们戏称作”威虎山“的地方度过了美好的四年大学。
（1979年春，钟文君与室友合影于校园）
03
大学毕业后未满20岁的钟文君被分配到昆明，在西南林学院任教。1983年正逢林业部选拔出国人才，英语班人员已满，他阴差阳错地进入德语班，被选入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博士班，从而成为公费留学生。
1986年钟文君来到了当时还是西德的拜罗伊特大学，学习农业生态学。可是德国大学不认可钟文君在中国的大学，所以他又得从头开始。
（1986年春留德预备部7班钟文君与DAAD生物学专业老师合影）
国家的公费奖学金只有一年，后来又延了半年，可离结业还遥遥无期。其他公派生都回国了，钟文君却选择留在德国继续学习。
没了奖学金，他只能一边读书一边挤时间打工。那时候所有他能找到的工作都干过：卖体力活的比如在中餐馆里端盘子、服装厂里熨衣服、在大学植物园里拔草，卖脑力活的比如教语中国人学德语、在德国法院当翻译等等。
（1986年秋，拜罗伊特大学学生宿舍，基本工具书和一个小无线电收音机是钟文君的全部家当）
1989年硕士(Diplom)毕业后，他才回国与通信一年、但还未曾见面的女朋友相见并结婚，然后带着太太回德国继续学习。导师研究经费不足，钟文君仍然是一边打工一边读博。
女儿出生了，一家三口没有稳定的收入。正逢一位师姐毕业，空出了半个薪水岗位，钟文君能够终于享受正常的博士生待遇。可离结业一年，师姐职位的钱也没了，这次钟文君只能靠申请失业金来维持博士论文写作和答辩，也就是说他博士还没毕业就已经失业了。
（1990年钟文君与植物生理学研究所的师兄和师妹合影）
德国的劳工局提供了一个就业培训的机会，让他参加一个基础经济学和企业管理的课程，于是钟文君每天坐火车去100公里外的纽伦堡去上课学习，并掌握了很多在未来很重要的企业管理和会计学知识。在就业培训期间，他去了一个德国跨国公司在北京的研发部门，做了为期三个月的实习。在中国的实习是做杀菌剂注册前的田间实验，钟文君又回到了熟悉的农村。
（1994年4月，博士论文答辩后系里为钟文君举行的庆典活动）
三个月的实习结束，公司决定把钟文君留在研发部门工作，并开出每个月7500人民币的工资，外加住房、下乡交通补贴等，非常优越的一个职位。可太太一个人在德国上大学，她说“你还是回德国来吧。”一句话让钟文君拒绝了公司的职位，临走时还听到领导惋惜的训斥：“这么好的职位，多少人想抢都抢不到。你这个臭小子！”
（1995年10月在北京的艾格福公司研发部实习期间，钟文君与大学同学合影于办公室）
04
回到德国钟文君继续失业。一封封求职信要么如石沉大海，要么都是婉拒：“您的学历太好了。我们这样的小公司养不起您这样的大博士！”于是钟文君不得不换种想法，开始自己寻找创业的机会。
既然要做事，那就得做自己擅长的。做为中国人，那当然要做和中国有关系的事情。钟文君学的是植物，那么最好做与植物有关的业务。德国具有悠久的植物药使用历史，在欧洲是传统植物药生产大国，需要大量的植物原料和半成品。而中国地大物博，植物资源十分丰富，钟文君精通两国语言，了解两国文化，这里正好有他的用武之地。
1996年钟文君在德国纽伦堡创业成立了德中堂公司（HerbaSinica Hilsdorf GmbH，www.herbasinica.de），从事植物原料和医疗健康用品的进口和批发业务。刚开始公司的起步比较慢，他就在产品的质量上下功夫。
（CCTV 4 《远方的家》的专题报道钟文君的德中堂）
公司从成立起开始就严格按照德国官方的质量标准控制产品质量，为德国的药房提供经过德国实验室严格检验的植物药材和健康茶。德中堂投放市场的产品每个批次都经过德国实验室对包括农残、重金属、微生物毒素和欧洲和中国药典规定的200多项质量指标的全部分析检测，而且检测出的结果比欧盟标准所规定的还要好上3-5倍。任何一项指标超标就不能放行。
(钟文君组织德国巴伐利亚州政府药品管理局官员对沈阳的合资公司进行欧盟GMP的检查验收)
在远离城市和工业区的湘西北石门皂市水库畔和湘赣交界处的罗霄山里，钟文君分别租赁了3000 和300亩山地，为欧洲市场量身打造、种植符合欧盟标准的中药植物。两个药用植物种植园，先后投入了近1000 万人民币。
（陪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的专家考察湖南石门县皂市水库畔在建中的德中堂药用植物种植园）
钟文君的中药养殖园实行粗放性的有机种植手段，对病虫害进行综合防治，不用农药和化肥，按照欧盟有机种植标准栽培。他们在产地建设干燥房，采用具有专利的药材暖房干燥技术(紫外灯灭菌和可控温干燥热空气循环)高效进行药材的干燥。应用动态有机种植技术、海拔高差育种和异地移栽技术等核心技术培育。其中他的骤变温灭虫方法已经申请国家专利技术。
（2008年春，钟文君陪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的专家在中国实地考察）
自此，德生堂成为了欧洲唯一一家在中国拥有自己的质量保障体系和种植庄园的药用植物贸易企业。而钟文君又回到了农村，踏上了熟悉的土地，重温“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
（钟博士在田间查看草药的生长情况）
1998年9月德国<>发文对产自中国的植物药材和茶类产品大肆发难，使整个行业的形象都蒙受了很大的损失。然而，《星刊》却对德中堂毫不妥协的质量管理当作特例进行了报导。那之后德中堂迅速赢得了欧洲主流社会的肯定和信任，很快就成为欧洲很多知名制药和食品加工企业的供货商，遍布欧洲的众多药房和诊所也成为了我们忠实的客户。德中堂成为德国规模最大的植物药材和茶类产品的进口和批发商，占据欧洲40%以上的高端市场份额。钟文君也完成了从学者到企业家的转型，并成为德国药典委员会中唯一的亚裔委员。
（作为德国药典委员会唯一的亚裔委员，定期参加欧洲药典编篡工作会议）
欧洲人对中国产品的质量普遍持怀疑和谨慎态度，对于陌生的中药更是拿着放大镜，在鸡蛋里找骨头。负责市场监督的官员大多数对不懂中医和中药，为避免风险和少承担担责，他们对监管的企业采取刁难的态度，意在让人知难而退。
欧盟内德国对中医药行业的监管是有名的严，而巴伐利亚州在德国各联邦州里又是最严的。钟文君的公司就在巴伐利亚州，是被重点监控的对象。很多中药公司都纷纷迁出德国，改到周边管理松懈的地方如卢森堡、安道尔、比利时和荷兰等地。
（2018年8月25日，第七届世界浮针医学大会在法兰克福开幕。钟文君博士以特邀嘉宾身份致辞，介绍中草药在德国的情况）
2008年，钟文君的公司遭受了一次灭顶之灾：德国医药管理局新上任的负责监管的官员一上任就三把火，推翻前任认可的管理措施，百般刁难德中堂公司。在一次抽查中发现了一个产品有被高能粒子射线灭菌的痕迹，于是勒令封库并对200多个品种全部检验，结果也就一个品种有被钴60处理过。辐射处理食品和粮食是国际惯例，有些国家甚至规定进口的农副产品必须经过照射处理灭生。德国也不禁止使用这种方法，只是要在包装上说明。当时德中堂国内合资企业的产品除了出口到欧洲，还有到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由于疏忽将一箱发往澳大利亚的货发到了德国。对200多个品种进行辐射残留检测不仅产生了巨额费用，封库更让公司濒临破产。
（CCTV 4 《华人资讯》的专题报道钟文君博士）
德国对中医药没有立法，官员们拿着不适应中医药特点的法律法规来苛刻管理中医药，但钟文君坚持不搬迁，除了加强质量管理来满足当局的要求，也诉之于法，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
2009年钟文君对巴伐利亚政府苛刻的监督管理措施提出诉讼，一审地方行政法院判决胜诉。州政府不服，移交州行政法院审理，州法院判德中堂公司败诉。德中堂不服，提交到联邦最高行政法院，终审判决德中堂败诉。
长达两年的法律诉讼尽管最终败诉，但还是为德中堂赢得了尊重。这场官司也让迫使德国政府对中药饮片的进口给予更加宽松的环境。
（钟文君博士对德国药店的员工进行中医药的培训讲座）
钟文君坚持认为：药材是自然产品，其质量的关键不在实验室和工厂，而在田间。一旦田间种植环节出了问题（比如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下游产品就会被污染，而且无法洗干净，无论包装得如何漂亮精致，食用后对身体的危害是及其巨大的，而产生这些危害的因素在食用前人类的肉眼是看不到的，只能在食用后承受危害的结果。这种质量问题只能通过专业的实验室检测才能发现。所以，田间是产品质量的源头，田间管理是控制质量的关键。
（CCTV<>栏目“慕尼黑的中国风”对钟博士采访报道）
他，依然迷恋着黄土地，渴望拥抱森林、山川和绿色的大自然，这与他生长在农村，在山沟里上大学，学农林专业是分不开的。回过头来看，他是幸运的。因为他能将专业、爱好、理想与我的职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愿意干华尔街精英们不愿意干的事，继续在泥土中滚爬，甘当逆行者，成为滚滚浊流中的一股清泉，为人们的健康耕耘浇灌，捧上一把干净可靠的本草饮片。
而他的公司的德中堂（HerbaSinica Hilsdorf GmbH，www.herbasinica.de），经营着500多种从中国进口的中药饮片和单位配方颗粒，在德国中药市场占有率达40%。公司销售市场辐射以色列、希腊、捷克、奥地利、瑞士、波兰、罗马尼亚、意大利、比利时和丹麦等国，是德国中药市场上规模最大、标准最高、质量管理最严格的中药进口批发公司。这个从中国的田间走进欧洲的药房，彻底地将中国产品和文化带向世界，并在行列内影响和领导市场走向。
（来自欧洲各国的药剂师参观德中堂库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