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原生家庭的灰色记忆，离婚2次，50岁找到自己的生活

讲述者：金子

作者：叶心

首发于：今日头条的<>期刊2021年3月11日

编者按：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有时候父母不经意的一些举动，却不知道对孩子也许就是需要用一生来纠正的记忆和错误。

我叫金子，住在德国，今年58岁了。我的人生应该说是50岁才开始，在那之前我过得心惊肉跳，总是失意，50岁以后总算纠正一切，终于可以怡然自得，开始自己一直梦想的生活。



（在匈牙利度假，我和老曼骑着马儿在漫步）

1963年我出生在北京故宫后面中轴线上的大楼里，那是当时胡同里的孩子都羡慕极了的部队大院。我的父亲在部队工作，母亲是园林系统的三八红旗手和先进工作者。但这些光环，不仅让童年的我感觉不到半点幸福，反而给我灰色的童年加上了虚荣和虚伪的外壳，令我压抑、反感而且自卑。



（北京少年宫后门两个高楼，左边那个皇冠下的大白楼就是我生活了30多年的“旧居”，夏天时邻居们都在楼顶乘凉，我则在那里练网球）

我的父母一个是南方人一个是北方人，无论从性格到饮食习惯，没有一点儿相似相容之处。他们好像这辈子就是赶着凑到一起来吵架的，我胆战心惊地在他们的吵架声里活着，从小就盼望着他们能离婚，可直到去年11月84岁的父亲去世前，他们仍然生活在一如既往的争吵中。

我的父母都认为女孩子就应该在家安静地呆着，不让我和妹妹出去。调皮的妹妹经常溜出去，尽管回来会挨打也乐此不疲。而我出去两分钟就会被吼回来。这倒也成全了我爱读书的好习惯。一方面我学习成绩好，另一方面是我体育最差、胆子最小、身材微胖、戴个瓶子底一样的大眼镜，见了男生会害羞得吐个舌头就跑，倒也不会让家长操心会早恋。

1981年我18岁，高中毕业考上了北师大中文系（本来分数够上复旦，可父母不让去外地），成了那一届大楼里唯一一个大学生，而且是重点大学。全家全院都轰动，赞美赞叹不绝于耳。平时一生气就骂女孩没用的父母，被街道和单位请去做教育子女的报告;我复习用过的书，被邻居“请”回家当个宝。只有我一个人倒头痛哭，因为我不想当老师。

不过我听说当时各个大学和政府机关都缺人才，北师大毕业生当中学老师的极少，况且全系100人仅有6个去中学的名额，怎么也轮不到我头上。抱着这种想法我去了大学，住到大学集体宿舍，因而也离开了“战火纷飞”的家和父母的争吵。五年的大学生活，除了周末回家又重温噩梦，一切倒也顺利。



（大学时候的照片，最右边的是我）

毕业分配时我本应分到当时的北京金融学院当老师，可在发榜的前一天负责分配到老师告诉我：“你被分到北师大女附中（现在的北京实验中学）。”我一下子就懵了。

大三的时候由邻居介绍，我有了一个让父母特别满意的男朋友。他外表特别英俊，是部队里的军医，除了脾气大点，似乎什么都好。心情灰暗的时候，男朋友带着两个小绢人——新郎和新娘，向我求婚，我想躲避父母的战火，于是决定尽快把自己嫁出去。1986年7月我大学毕业，10月我就结了婚，第二年12月就生了孩子，工作的不理想让我一心只想做个平凡的女人。



（在北师大女附中做老师，前排戴眼镜穿浅紫色连衣裙的是我）

原以为有了自己的家，我就能安安静静过日子了。谁知一结婚，山东的公婆就带着祖传的发面引子和一把上好的菜刀，搬到我们的新房不走了，不久还接来了大姑姐3岁的孩子。彪悍的公婆不仅夫妻对吵，还跟儿子吵，跟邻居吵。父母家留下的童年记忆涌上心头，我无奈地搬到学校的单身宿舍去住。虽然宿舍三人一间，拥挤不堪，却让我觉得心灵自由，还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和与同事谈心。



（当老师的时候，中间是我，跟两位同事一起去黄山旅游）

我的前夫曾告诉过我，他非常痛恨小时候被父母打骂。可是当我们的女儿学习成绩不够好时，前夫抬手就打。痛哭流涕的女儿又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灰色童年。

那阵子我总是忍不住落泪。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意，完全生活在无边的黑暗里，因而不止一次地想到轻生。

    

1991年，我在教师岗位做满了五年，符合可以离开学校的规定。一位朋友有个调去机关的工作机会，酷爱教师工作、不愿离开学校的她，悄悄问我愿不愿意。这还用问吗？我几乎是飞跑着去面试并被录取。

终于有份理想的工作了。在机关的头五年，我是在最光鲜耀眼的部门，每年工作的三分之一时间是在开会；三分之一的时间是陪着部长及专家学者、明星大腕儿等奔赴全国各地考察、写报告；剩下的三分之一时间，是接待华侨团体及主办各种档次的茶话会联欢会。我出差的待遇规格，也跟同行的领导们一样：来接机的车开到飞机停机坪，到哪里都是警车开道，住最好的酒店……颇有点春风得意的感觉。



（1992年，当年的政协主席李瑞环到我们的办公室视察并合影留念）

1992年，我和前夫瞒着所有人悄悄地协议离婚了。平时我不要命的加班工作，只在周末孩子从寄宿学校回来时才装成正常夫妻的样子，一起带着孩子出去玩。

两年的一天，八岁的女儿从朋友处得知她的父母离婚了，不过懂事的她什么也没有表现出来。一次我看到她和她爸爸在地毯上打闹，心想：“女儿渐渐长大了，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哪个男人会比亲生父亲更疼爱她呢？“于是就跟对她爸爸说：“为了孩子，不如咱们就凑合着复婚吧？”他马上回答说：“你不早说！我等了你两年，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我怎么跟人家交代啊？！”我只好马上回答：“算我没说！”



（女儿四岁时因为工作原因，和我一起在中央电视台综艺大观节目组，与倪萍合影）

因为觉得工作不再有挑战性，1996年我自愿平级调动，在下属的服务中心，把当时一个弃置七八年的烂尾楼的星级酒店手续跑下来。没日没夜地工作，常常自愿加班到天黑，回家倒头便睡，第二天睁眼又去上班。可是酒店开业之后不久，我却被调到另一个做贸易的部门。直到有一天我成了礼堂的公关部经理，在赶时间为机关会议准备场地、我趴在地上贴会议的横幅时，看到温文尔雅间透着傲慢的会议主办方，意识到那是我曾经的角色。我心灰意冷地问自己是怎么弄到这一步的？这一切又都是为了什么？

离婚后我对婚姻特别失望。我不规律地生活，用拼命工作来麻痹自己，用各种谎话欺瞒同事、家人、朋友和孩子，自己也觉得很累。1997年的一天我在机关食堂吃过午餐，突然觉得喘不上气来，就去了医院。医生说情况非常严重，是心脏病。我躺在那里，病床边围一圈儿人：专家、医生、单位领导、还有慌张赶来的母亲。他们的面孔渐渐模糊，一针下去，我觉得自己坠入了无底的深渊……住了一个月的院，做了所有的检查，却没有发现任何器官有毛病。专家说我不是心脏病，是心病，一句话说到了要害。

病休半年多我再回去上班，努力想回到公务员编制，回到我曾经的岗位上去，可那时已经开始改革，事业和企业部门已经从公务员队伍独立出来，我想回公务员队伍比登天还难。很多曾经在酒桌上套近乎的人，在这关键的时候都像躲瘟疫一样避之不及。直到1999年有位贵人听说我的情况，才把我调回原单位。



（做《情系华夏》节目时，我和剧组一起赴广东侨乡拍摄外景，摄像机后面那位就是后来中央电视台春晚总导演之一金越）

很偶然的，我认识了一位在德国生活了30多年的香港人。他为人特别温文尔雅，又非常的可靠，于是我们相恋了。他对我的女儿也很好，所以在他的邀请下，我办好了去德国的签证旅游，同时也准备申请去德国大学读硕士。

当我的出国手续刚办下来的时候，正遇上单位决定派我去香港培训。我憋了很久，终于开口说明了情况，心里准备好了接受任何的责骂。谁知领导表示替我高兴，还帮我用合适的汇率换了几千马克。

2000年12月底，我只身来到德国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与香港人结了婚，同时进入不莱梅大学读社会学硕士，半年后接来了13岁的女儿。

对这第二次婚姻我充满了希望，我跟一个朋友说：“他非常完美，集中了中国男人和德国男人的所有优点。”谁知那位朋友的老公在一旁开玩笑说：“也说不定集中了中国男人和德国男人所有的缺点呢！”结果还真让他说中了。

结婚不久，我就发现自己犯了大错。我们俩不仅性格不和，三观也不同。他是一个非常宅家的人，自己不喜欢出门，也不希望我出门。他说：“在家里好好呆着，看看书，看看电视，多好！”偏偏我是个爱热闹的人。有中文学校请我去教课，我想答应，他却说：“这种学校，还不知道能给多少钱呢。养一头奶牛如果卖不出好价钱，那还不如不卖，留在家里挤牛奶呢。”这番话吓了我一跳。

后来我意外怀孕。起初我也犹豫，39岁高龄要孩子，特别是我身体还不太好，简直有点玩命的感觉。可在德国是不能随便堕胎的。一来二去，我觉得孩子在肚子里抗议，就想生下这个孩子。可他觉得我们年龄都不小了，自己以前的婚姻也有了孩子，就坚决不想要这个孩子。

因为怀孕不能教课，我向来邀请我的朋友解释原因，同是女人，朋友表示理解，还好心地送给我100欧元。感动之余我打电话致谢，却引发了丈夫和我的激烈争吵。他暴怒地认为我是”要和他做对”，并把我的手机摔得粉碎，女儿的DVD也被他砸坏。童年时父母争吵的样子一下子就浮现出来。我害怕争吵，遇到事情就想躲起来，至少可以免得自己受伤害。于是我马上就下了离开他的决心，带着三个月的身孕和14岁的女儿搬出来。

有时候我也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就跟女儿商量：“你虽然跟着妈妈，却也还有爸爸，可怜弟弟这样生下来就见不到爸爸。咱们要不要回去跟叔叔和好？”可她死活不愿意，继父在她面前凶狠地把DVD摔在地上的模样，比亲生父亲的巴掌更不能原谅。

起初在青少年保护局的安排下，一岁多的儿子还可以每月跟他爸爸见一面，可是后来他主动放弃了见面的权利，音信全无。儿子的降生，让我不得不中断了学业，退掉了不莱梅大学的学籍。还好在怀孕期间学了德语。

德国对妇女儿童的保护和福利及设施的便利，没有让我觉得一个女人带孩子有多么的困难。孩子的入托入学和居家出行，单亲妈妈都能得到特别的优待和照顾，并没有什么格外的烦恼。我甚至推着婴儿车，在儿子11个月大的时候，就单独带他回国，之后就年年回国探亲，有机会就到处旅行。孩子小小年纪，就跟我去过了很多国家。



（2003年，用童车推着儿子到处旅行，在瑞士留影。女儿拍的照片）

所以在做单亲母亲的日子里，我不仅继续努力学德语，还在不莱梅科技大学、雅各布大学等教中文、国画和太极，北师大的科班还派上了用场。



（2005年，我在家里认真备课，准备去教太极剑）

生活上虽然勉强过得去，可是在心里，我还是特别渴望有一个能知寒知暖并能交心的伴侣，希望能有一个肩膀能够让我依靠。不过前提当然是，那个人既是我的爱人，也是我孩子们最好的父亲。女人任何年龄都需要陪伴，需要爱情，但是也不能因为利益、收入等因素而对不起自己的真心。所以这期间我陆陆续续认识过几个人，却没有一个是合适的人选，都是匆匆交往即匆匆结束。

儿子五岁那年（2007年），我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德国男朋友。他对我和儿子都非常好，但他就是不愿意结婚。经过了五年轰轰烈烈的爱情及分分合合，终于我毅然作出分手的选择。这个抉择，比我任何一次离职和离婚都艰难，很多朋友扼腕惋惜，可现在看来却正确无比。



（2007年，认识大鼻子男友，一起出去带儿子游玩）

2012年，我在不莱梅找到了一份全职的工作，在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在德国的分公司综合部任副经理。第二年我50岁，在一个很多人认为是日落西山的老女人的年龄，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我在网上认识了现在的老公老曼。认识半年他就请我和儿子搬进他那城堡一般诺大的农庄马场，八个月后我们就登记结婚了。



（我们家的马场）

老曼满足了我对男性的所有期望值：他英俊潇洒，有良好的经济实力也非常有爱心，对我的儿子非常好; 他为人高尚大方，总是替别人着想，哪怕卖一块地也会给中介超出他们期望值的费用，还给马术俱乐部和射击俱乐部各捐赠1千欧元; 更重要的是他品德非常好，他说“没有善意的谎言。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 所以他十分诚实，不会欺骗任何人。和老曼在一起，我每天都能从他那儿学到好多东西，尤其是为人处世的方法。



（50岁再披婚纱）

老曼比我大八岁，是位浪漫的爱人。因为他前面也有两次失败的婚姻，第一任妻子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不愿意争吵的他默默地净身出户。第二任妻子因为癌症去世。现在他每天都会谢谢我嫁给他、陪伴他，还人前人后夸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太太”。我问他为什么这么爱我，他说： 因为我们两人都不是非得强求别人完美的人，我们都很乐观，比如看到半杯水都会庆幸我们还有半杯。



（英俊潇洒的老曼）

可是老曼酷爱旅游，而我的工作没有那么多的闲暇时光陪伴他。为了能够更经常地陪伴，同时还考虑到德国的工资和税的问题：在德国，如果配偶不工作，那么就少交税，两人用正好;但如果配偶工作，那么两人都得把那一半的税交给国家。所以我们俩人都上班，我那么一点工资交完税后，和我不上班老曼少交税，两人一起拿到手的钱几乎是一样的。

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女强人，在心底里我只是一个需要人爱护的小女人，工作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家庭稳定需要用心经营，也需要彼此陪伴。于是我就安心地回家做起了专职主妇，专心地打理我们自己的家。



（2017年，我荣获射击俱乐部女王称号，携“亲王”“检阅”部队）

老曼不仅事业上几十年顺风顺水，业余养马、骑马、打网球、滑雪这些所谓的“贵族运动”，也是家常便饭。他对我儿子视如己出，不仅出钱出力培养我儿子各种技能和爱好，还是一个堂堂正正做人，尽心尽力爱人的好榜样。



（儿子十岁时在马术比赛上得奖）

而我的父母以前非常不理解我的出国行为，一直暗暗生气; 我两次离婚也丢尽了他们的脸，可是自从看见了我健康成长的儿子，还有我现在安静快乐的生活，我的一切错误都得到原谅，还几次夸奖我。

在我的第三次婚礼上，24岁的女儿伏我肩上哭成泪人。她50岁的老妈，带着俩娃，穿着洁白的婚纱，四驾白马拉的马车载着我们驶向宾客。



（我和老曼结婚时的四驾白马婚车）

我终于不再受灰色童年的影响，不用害怕生活中有争吵和暴力。那些记忆里的不愉快和害怕逐渐被生活中的快乐取代，我现在的日常生活被骑马、高尔夫球、网球、肚皮舞、踢踏舞和瑜伽安排得满满的。50岁了，我可以一切重新开始，重拾童年的爱好，用更多的时间来写作和画画，还可以开辟新爱好学古筝和古琴。生活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做事业强人，也可以安静的做隐士高人，而我，只想做家庭里怡然自得的自己。



（2018年不莱梅中文学校与华人华侨新春联欢会，我在表演旗袍舞）

现在婚姻已经过去八年多了。没有七年之痒，我和老曼始终相敬如宾，从来没有争吵过。如果一定要找出我们有什么不和谐的事情，那老曼也永远有他的高招：“不管太太说什么，就答一个字：对！那就行了。”女儿也说我这个让她操心的老妈，“终于有了一个好归宿，终于不再有人和她争吵，过上了从小就梦寐以求的、琴瑟和谐的婚姻生活。”



（2015年奥登堡的中国节，我在弹古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