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谈谈政治的道义

六月四日过去了，每年此时是中共的过敏期，六四是块心病。怎样医治或根除这心病，目前是各人各解，但大势所趋，总会有一个妥善理智的解法。此是后话。
政治是肮脏的，投入进去只需要野心和手段，所以称为玩政治。政治在中共手里被玩的出神入化，赤裸裸已经没有看头，经过多次政治洗礼，多数国人对政治失去热情，失去信任，诚信在政治圈里首先流失，扩展至众多领域和层面。这是国人的悲哀，无论你是左，还是右，或是中间，面对的都是同一个现实。中共现在只剩、只有权力了。
玩政治，没有诚信，是大忌，虽然政治肮脏。玩它的时候，不是泼皮无赖都可以试试身手的。
接下来，说说六四学生领袖们，他们怎样玩政治的。
首先他们有野心，这个野心并不带贬义，可以解释为有政治抱负，就是鸿鸪之志，我们每个人从小接受的训导里就不缺这类内容。
然后他们有能力。在特定的形式和局面下，脱颖而出，担当重任。此其时也，他们当然没有足够的经验，比如大型的群众运动和谈判进退之道。因此世人不必苛求他们。连老毛这样的天纵英明，也不是一下子伟大起来的。
问题是在六四发生后漫长的岁月里，学运领袖们的言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世人对六四的看法和评介，这就是诚信，政治诚信。
这里举两个人作为典型，来说明诚信问题。
六四对于参与者尤其是举事者，都是惊心动魄终生难忘的事件，因为他们站在了历史的尖峰上，人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幸逢盛举。
然而，死了人，六四遭镇压。中共的责任自不必说，学运领袖们有责任吗？
历史上有名的“吾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典故，完全可以适用于学运领袖们。他们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可以这样说，这份责任的重量，不会亚于压在中共肩上的分量。虽然永远没有人会因此发难与他们。扪心自问，深夜时光，良心会敲门。
差不多所有的六四领袖们都通过各种途径从国内逃难出来。逃避迫害远走他乡也是一种反抗方式，无可厚非。
王丹没有，他不是没有机会。但是他放弃了出逃的机会，选择坐牢。
也就是说，他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了。也许他当时此刻没有想得那么多。
柴玲走的很快，在六四之前，她就已经知道自己会被安排离开中国。可是她是广场上最慷慨激昂的一个，反对撤离的最坚决派，也是最浪漫的一个：在血与火中结婚。
再看去国万里在异乡的表现。
王丹最终没有把牢底坐穿。最后也来到美国。他选择读书，一路读下去，还是书生本色。长期坐牢并没有把脑子坐傻，他曾说过对六四要有所反思的话，可是马上招来责骂，包括柴玲的责难。王丹最终没有说清楚反思什么（也许我孤陋寡闻，不知道那么多），六四要反思的内容其实很多，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无论正反两个方面。
王丹说反思，当然不是反对，也不是否定，每年、每次，都到场，都发声。他体现了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的思考和批判的精神。
当年逃离中国的学运领袖们，在异国展开另一段人生，无论他们做什么，只要言行不有损于六四领袖身份，也是一种道义上的承担。
柴玲作了什么？嫁了个白人，一直在商场上颠簸，最后竟然回到大陆做起生意！先不说象她这样身份的人回大陆做生意，需要怎样的手续，和什么承诺；就说在大陆做生意的手段，连国外大公司都得入境随俗，六四学运领袖难道需要钱到这样的地步？在此之前，她因债台高筑而四处借贷。
学运领袖回国做生意，就是间接向中共认错，就是间接否定六四。
回想当年，多少辛辛学子听从的就是你柴玲的召唤！
想象一下，柴玲傍着白人先生，谈斤捻两，酬醡应对，面对政府官员商企老板，那里有一点豪杰气概、英雄气节！
道义到哪里去了？历史是可以这样轻松遗忘？生命是这样可以玩忽的吗？
王丹当然不是完人，更不是圣人。可是六四因为有他及和他一样的人们，因他们存在而不失历史价值。
道义责任，虽然无形，却分量不轻，六四人必须肩负，要对得起枉死的年轻生命。
我们评看历史，应该如外科医生，精细严苛，大局之下有细节，需要保留，需要延伸；也需要剔除，需要割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此历史才不会是盆浆糊，捣来捣去，捣了几千年，前事未休，后事又继，永远捣不清。
吾没杀学生，学生却因吾而死。
道义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