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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谈谈政治的道义

吾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谈谈政治的道义

博客
六月四日过去了,每年此时是中共的过敏期,六四是块心病。怎样医治或根除这心病,目前是各人各解,但大势所趋,总会有一个妥善理智的解法。此是后话。
政治是肮脏的,投入进去只需要野心和手段,所以称为玩政治。政治在中共手里被玩的出神入化,赤裸裸已经没有看头,经过多次政治洗礼,多数国人对政治失去热情,失去信任,诚信在政治圈里首先流失,扩展至众多领域和层面。这是国人的悲哀,无论你是左,还是右,或是中间,面对的都是同一个现实。中共现在只剩、只有权力了。
玩政治,没有诚信,是大忌,虽然政治肮脏。玩它的时候,不是泼皮无赖都可以试试身手的。
接下来,说说六四学生领袖们,他们怎样玩政治的。
首先他们有野心,这个野心并不带贬义,可以解释为有政治抱负,就是鸿鸪之志,我们每个人从小接受的训导里就不缺这类内容。
然后他们有能力。在特定的形式和局面下,脱颖而出,担当重任。此其时也,他们当然没有足够的经验,比如大型的群众运动和谈判进退之道。因此世人不必苛求他们。连老毛这样的天纵英明,也不是一下子伟大起来的。
问题是在六四发生后漫长的岁月里,学运领袖们的言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世人对六四的看法和评介,这就是诚信,政治诚信。
这里举两个人作为典型,来说明诚信问题。
六四对于参与者尤其是举事者,都是惊心动魄终生难忘的事件,因为他们站在了历史的尖峰上,人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幸逢盛举。
然而,死了人,六四遭镇压。中共的责任自不必说,学运领袖们有责任吗?
历史上有名的“吾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典故,完全可以适用于学运领袖们。他们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可以这样说,这份责任的重量,不会亚于压在中共肩上的分量。虽然永远没有人会因此发难与他们。扪心自问,深夜时光,良心会敲门。
差不多所有的六四领袖们都通过各种途径从国内逃难出来。逃避迫害远走他乡也是一种反抗方式,无可厚非。
王丹没有,他不是没有机会。但是他放弃了出逃的机会,选择坐牢。
也就是说,他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了。也许他当时此刻没有想得那么多。
柴玲走的很快,在六四之前,她就已经知道自己会被安排离开中国。可是她是广场上最慷慨激昂的一个,反对撤离的最坚决派,也是最浪漫的一个:在血与火中结婚。
再看去国万里在异乡的表现。
王丹最终没有把牢底坐穿。最后也来到美国。他选择读书,一路读下去,还是书生本色。长期坐牢并没有把脑子坐傻,他曾说过对六四要有所反思的话,可是马上招来责骂,包括柴玲的责难。王丹最终没有说清楚反思什么(也许我孤陋寡闻,不知道那么多),六四要反思的内容其实很多,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无论正反两个方面。
王丹说反思,当然不是反对,也不是否定,每年、每次,都到场,都发声。他体现了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的思考和批判的精神。
当年逃离中国的学运领袖们,在异国展开另一段人生,无论他们做什么,只要言行不有损于六四领袖身份,也是一种道义上的承担。
柴玲作了什么?嫁了个白人,一直在商场上颠簸,最后竟然回到大陆做起生意!先不说象她这样身份的人回大陆做生意,需要怎样的手续,和什么承诺;就说在大陆做生意的手段,连国外大公司都得入境随俗,六四学运领袖难道需要钱到这样的地步?在此之前,她因债台高筑而四处借贷。
学运领袖回国做生意,就是间接向中共认错,就是间接否定六四。
回想当年,多少辛辛学子听从的就是你柴玲的召唤!
想象一下,柴玲傍着白人先生,谈斤捻两,酬醡应对,面对政府官员商企老板,那里有一点豪杰气概、英雄气节!
道义到哪里去了?历史是可以这样轻松遗忘?生命是这样可以玩忽的吗?
王丹当然不是完人,更不是圣人。可是六四因为有他及和他一样的人们,因他们存在而不失历史价值。
道义责任,虽然无形,却分量不轻,六四人必须肩负,要对得起枉死的年轻生命。
我们评看历史,应该如外科医生,精细严苛,大局之下有细节,需要保留,需要延伸;也需要剔除,需要割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此历史才不会是盆浆糊,捣来捣去,捣了几千年,前事未休,后事又继,永远捣不清。
吾没杀学生,学生却因吾而死。
道义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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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挥一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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