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黑人学者对知识分子的反思和批判
读书札记：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和社会》
本书是反思及批判知识分子的名著，通过大量案例，深入、全面分析了知识分子导致社会变动的背景、诱因和后果。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是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者。现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共政策高级研究员。
这里所谓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指以生产理念为职业，不包括专业人员，而包括教师和新闻记者。他们不必为自己的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负责。于是，他们的观念生产和传播不受约束。
知识分子中有两个鲜明特征：一个是“圣化构想”（the vision of the anointed），即与强调经验和审慎的“悲观构想”相对立的一种完美化的构想，它常常设定一个完美社会的图景来批判现实社会，认为自己可以提供一种出路和解决方案，引领社会脱离愚昧而走向光明。
另一个特征就是“辞令技巧”，他们美化自己的理想，也善于批判别人；他们善于过滤事实，选择材料或者词语的描述以打击自己的对手，攻击经验和常识；他们善于文过饰非，掩盖自己的错误，为自己寻找出种种合理化的借口。
知识阶层中许多人将他们对于特殊知识的精通一般化成了对世界所有事务的普遍智慧。知识分子深信自己拥有的超级知识和美德，倾向于将自己的观念强加给社会，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世界上最为知识渊博的人的知识不会超过世间所有知识的1%。普通大众拥有比精英更多的总体性知识。通过许多个体间的互动和互相适应，系统性过程可以把比少数知识分子拥有的多得多的知识用于决策目的。罗伯特·巴特利说：“总的来说，‘市场’要比其最聪明的个人更聪明。”一个傻子自己穿衣服，比一个聪明人为他穿，穿的更好。分散的群体知识胜于集中的管理者掌握的知识。即使后者比前者的任何个体都高明。
知识分子自以为是，轻易否定专业结论。他们愤怒地谴责警察与罪犯对峙时开枪次数太多。而很多知识分子从未开过枪，也没遭遇过要求瞬间做出决定的生死危机。实际上，纽约警察局的一个研究发现，即使在6英尺的距离内，警察开枪射击时也会有一半错过目标；在16-25码距离时，射中目标的比例只有14%。警察在仓促行动中，在生死危机的巨大压力之下，面对移动的目标时，他们开枪的次数是完全正常的。
知识分子常常混淆概念。例如，《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都宣称“美国的贫富差距增大了”。给人的印象是穷人越来越穷，阶级分垒越来越大。知识分子在这里有意混淆了贫富的统计意义和具体的个人轨迹。实际上1996年收入处于底部20%的纳税者，到2005年时其收入增长了91%，脱离了最贫穷的20%的阶层。大部分人从底层开始，拿着最微薄的工资；随着时间的增长，他们获得了更多的技巧和经验，工资提升，进入了更高的收入阶层。一个穷小子实现美国梦，这是常见的模式。但是，知识阶层的辞令技巧，却将这个不断变动的人群处理成一个静止不变的统计范畴，即一个被称作“穷人”的持久阶层。他们只采用那些符合他们构想的数据。
另一个例子是知识分子谴责警察存在着系统的黑人歧视，他们基于统计数据说被警察枪杀的黑人占比是32%，而黑人的人口比例是12%，显著低于前者。这些统计学的专家都有意忽视了警察枪杀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种族的暴力犯罪占比。绝大部分警察枪杀是由于暴力犯罪。即暴力犯罪是警察枪击发生的前提和重要原因。黑人的犯罪率高于其他种族，黑人的暴力犯罪占比38%，因而更容易被警察枪杀。对比黑人的暴力犯罪占比和被警察枪杀的占比，看不出明显的比例失调，也得不出美国警察对黑人有系统性的种族歧视的结论。
低收入街区的贷款常常都是用来应付紧急情况，因此贷款周期通常只有几个星期，甚至几天，贷款金额也通常只有一两百美元。通常每100美元的利息是15美元。由此可以推算出，100美元的年利率相当于数百美元。知识分子常用此例谴责资本的贪婪。当俄勒冈州政府将年利率限制为36%后，大多数短期贷款业务消失了。原因是年利率被限制后，贷期两周的100美元只能收取1.5美元，这样低的收益连贷款程序的成本都不够，更低于贷款业务所可能具有的风险。市场的调节力量大于知识分子愚蠢的强行介入。乔治·奥维尔说：一些理念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只会有某个知识分子可能相信它，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普通人会愚蠢到相信那些理念。
为了使条款更有利于某一方,政治家和法官常常强行干预。例如，具有最低工资法律的国家，通常比其他国家有着更高的失业率和更长的失业周期；因为雇主不情愿给那些缺乏经验、技能低下的工人提供工作机会。——正是因为最低工资法的限制，使得他们成为价格过高而无人雇用的人。第二个例子是租金控制法导致了大范围的房屋短缺，例如开罗、墨尔本、河内、巴黎、纽约。建筑商减少建造公寓大楼的数量，转而投资不受控制的高档住宅；房东们削减辅助性的服务和减少修理和维护费，使得实际的平均房租更高。试图使交易条款更有利于一方，往往会致使另一方减少交易。“偏袒”的结果总是使双方都变得更糟。经济决策从当事的双方（即“市场”），转移到不需要对错误行为付出代价的第三方，只能得到最坏的结果。
罗斯福总统执政期间，经济大萧条，政府提高利率、提高关税和税率、控制物价、控制工资。高达两位数的失业率连续保持了7年。相反，里根总统面对股市风暴时选择了让市场自行恢复的对应政策，不仅没有导致另一次大萧条，反而带来了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同时保持了20年失业率较低、通胀率也较低。
作者认为左翼“自由主义者”和法西斯、共产主义者在政治图谱上很类似。看看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政治议程：1）工资和工作小时数的政府控制；2）对富人的高额税收；3）政府设定的利润率限制；4）对老年人的政府关怀；5）降低对宗教功用的强调，降低家庭在个人或社会决策中的影响力；6）政府改良人们本性。这些议题也都是左翼政党都支持的。最后一条是早期的左派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为孔多塞和戈德温倡导，后来被许多国家以“再教育”（re-education）和“价值澄清”（values clarification）等各色名目运用于实践之中。
所有决策机制都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个体自行制定决策，另一类是代理人集体地为全社会制定决策。左派的构想中包含着一种代理性的决策制定，即由那些被认为具有更高明且充足知识的代理人来制定决策。同时这也是极权主义者的共同构想，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法西斯主义者。
知识分子的选择性正义：谴责利润而不谴责税收；同情有受害经历的罪犯，而不同情警察；谴责高管的高工资，而对体育明星的高薪视而不见；区别对待不同种族的歧视。知识分子的及时反应或不加反应，不仅表现出其行为与立场相关、而与原则不大相关，而且经常表现出立场凌驾于原则之上。
知识分子赢得考试进入5%的顶端，让知识分子具有优越感。知识分子的道德优越感，常常推之于国家，主张美国应该有更高的道德标准，实际上是双重标准。美国公民的言论要政治正确，不能冒犯穆斯林，而恐怖分子滥杀无辜却不受谴责。讨论美国的或西方文明的历史和现状时，夸大其缺点；而当讨论非西方社会时，则对其缺点轻描淡写或者忽视。右派往往承认对手的真诚和善良意图，对非右派的批评依据理性，而左派对其反对者的批判则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他们认为思想上的敌对者，或者具有道德上的缺陷，或者具有智力上的缺陷。雪域大学的阿瑟·布鲁克斯教授开展过一项研究，发现保守主义者在慈善事业中捐献的钱财数量、捐赠额在其收入中所占比例这两个方面来都要比自由主义者为多多。同样保守主义者在志愿服务的时间上和献血上保持领先。
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取得了压倒性的军事胜利，但约翰逊总统却在华盛顿遭遇了政治上的惨败。后来武元甲承认：春节攻势军事上失败了，至少100万北越军队被歼灭，北越在南部的力量几乎殆尽，但他的目标是政治性的，为了影响美国公众舆论，打消美国政府继续这场战争的意愿。其关键因素就在于美国社会的舆论氛围，而知识阶层则对这种舆论氛围的形成起到了巨大作用。北越的胜利给越南带来了比几十年的战争还要多的死亡以及更为巨大的混乱，5万到10万人在海上死亡。
知识分子忘了，他们在自由社会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们影响社会，越来越直接，主要是通过行政，教育和舆论干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