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岁时还在苦学俄语

© 徐敏｜文

 

袁昌英

 

民国时期，武大有三位女性，外文系的袁昌英、中文系的凌叔华和苏雪林，皆是文坛中的秀逸人物，被并称为“珞珈三杰”。一般情形，皆言“文人相轻”，唯三人能彼此欣赏，相近相亲，常于春秋佳日，联袂出游，登高望远，尽兴始归。

 

三人中，论文笔各有千秋；论讲课，袁昌英课上得最好，但结局最惨。

 

但凡听过袁昌英课的人，还记得她讲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她穿着浅蓝色的西装套裙，胸前别着一对白兰花，颤抖着举起双手，朗诵男主人公的独白；忽然又倒退几步，扮演起女主人公的忧伤和恐惧，银边眼镜里闪烁着迷朦的泪光。”

 

在武汉大学的外国文学讲堂上，袁昌英这样讲了30年。

 

她是一个标准的老师，眉清目秀，着装整洁，总是保持着浅浅的微笑，显得嫣然动人。做事一丝不苟，头发一丝不乱，衣服无一丝皱褶。站上讲台，光彩照人；开口授课，悦耳动听。从莎士比亚、古希腊悲剧，到法文和英语翻译，袁昌英独讲7门课，成为武大外文系的一块招牌。

 

除了教书，她也写文章介绍莎士比亚、易卜生、哈代，编选法国文学，写作西洋音乐史，她创作的一些优美散文，曾入选当时的中学国文课本。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武汉大学外文系撤销，58岁的袁昌英被分配到中文系。此时苏联文学成为重点，为适应教学，她转而苦学俄文，翻译苏联作品。教授评级时，她因此受到影响，被定为四级。

 

那段时间，教授们悲惨的境遇还没开始，武大的学生仍然可以在校园内的林荫道上，偶尔看见她和67岁的丈夫杨端六相携而行的身影。

 

夫妻二人，都是从湖南走出来的才女才子。

 

袁昌英是湖南醴陵人，父亲袁雪庵曾任山东、云南的财政厅长。她幼年在家读的私塾，然后进入上海教会中西女塾学校。早年两度出国求学。第一次出国是在1916年，自费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获文学硕士学位，是当年在英国取得硕士学位的首位中国女性。英国的《泰晤士报》和国内一些大报都刊登了这条新闻。袁昌英的研究方向是戏剧，硕士论文写的是《哈姆雷特》。

 

1921年，她学成归国。在英国留学期间，她与杨端六相恋订婚。

 

杨端六也是湖南人，比袁昌英大将近10岁。1885年6月出生，以阴历记日，恰好在端午的第二天，母亲便为儿子取名“端六”。15岁时祖父、父亲相继去世，因家无恒产，所以选读了完全免费的师范学堂。毕业后做小学教员。又三年，受亲友资助赴日留学。辛亥革命后回国办报，因反对袁世凯遭到逮捕，被营救出狱后，于1913年在黄兴的帮助下去了英国，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这一读就是7年。

 

杨端六到英国时已经28岁，尚未订亲，也未谈婚论嫁，冥冥之中似乎在等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晚他三年来到英国求学的袁昌英。袁昌英的父亲袁雪庵，是湖南名士，杨端六还在国内时便受到他的赏识。袁昌英听父亲说起过这位湖南老乡，两人异国相逢，很自然地便走到了一起。虽然专业方向不同，但志趣相投。于是每逢假期，杨端六会约上漂亮而浪漫的袁昌英，四处游历，或是去法国，或是去瑞士。

 

1920年，杨端六学成回国，受聘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并在中国公学兼任经济学、会计学教授。第二年，袁昌英也完成学业回到国内，两人这才正式完婚。此时，新郎杨端六36岁，新娘袁昌英27岁。

 

1926年，杨端六由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推荐，出任研究院所属的经济研究所所长。也是这一年，袁昌英选择了再次出国。她和杨端六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她把孩子托付给父亲和继母，只身去了巴黎，在巴黎大学潜心研究法国文学和欧美戏剧。

 

两年后，袁昌英回国，任上海中国公学教授，教外国文学及西方戏剧。

 

1930年，国立武汉大学完成筹建，参与筹建工作的杨端六举家迁往武汉，在武汉大学，杨端六先后担任过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法商学院院长和教务长。因为丈夫的工作在武大，袁昌英随后也在1932年来到武大，受聘为外文系教授，讲授英法文学史、戏剧史和名著选读。这一教就是25年。

 

她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教育，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外国文学人才。知名作家、翻译家叶君健就是她的学生；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的法文就是她教的。她的专著《法国文学史》，是国内各大学的教材，15年中重印4次。她的散文《游新都后的感想》，与朱自清、俞平伯的两篇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被文坛誉为鼎足而三，其艺术技巧已达到与朱、俞并列的地步。她还是一位热忱的爱国学者，曾把多年积蓄的很大一笔钱，捐给国家支持抗日。

 

1948年3月，袁昌英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一年后，新政权建立，她一如既往热情工作，1956年加入民盟，选为武汉市政协委员，三次参加武汉市文代会，当选为武汉市文联执行委员。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1957年，这个只醉心于教书做学问的知识女性，会被划为右派，免去了她的教授职务，下放到图书馆劳动。一年之后又以莫须有的罪名，由法院宣判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交由街道监督劳动改造。

 

1966年文革降临，与袁昌英共同生活了45年的伴侣杨端六去世。造反派勒令她搬出原有的教授房，居住到一间狭窄的房子中。儿子杨弘远也被迫与母亲分开，同她划清界限，断绝关系。1969年12月，袁昌英在武大珞珈山居住了几十年的权利被强行剥夺，作为“五类分子”勒令限期离开。这一年，袁昌英已经75岁，白发苍苍，竟然被逼到无处安身。而远在北京的女儿杨静远正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自顾不暇。幸亏老家有一位贫下中农，是她从未见过面的远方侄子，经联系后表示愿意收留她，这才有了安身之处。

 

寒冬腊月，步履蹒跚的袁昌英，在凛冽的北风中，被遣送回离别了几十年的醴陵乡下。

 

在故园骆家坳，没人把她当做知识分子，更没人知道她曾经是讲台上意气风发的女教授。她只能独自一人躺在破旧的床上，望着麦草铺盖的房顶。唯一能给她安慰的，是身边堆放的书籍。她为自己居住的山村小屋，取了个“陋园”的名字。

 

在这儿，她不再是众望所归的教授，不再是莎翁的讲授者，也不再是享誉文坛的作家。她只是个被人疏远的“五类分子”，每月要靠女儿杨静远寄来的20元钱支撑度日。

 

而曾经的珞珈三杰，凌叔华远在英国伦敦，苏雪林住在海峡对岸。曾经那样亲密的女友，再也无法相聚谈心，携手出游，登高望远。曾经风华，都渐渐远去，在越来越淡的回忆中，远得那样苍茫，那样往事如烟。

 

1973年4月，在遣返回醴陵乡下的第四个年头，袁昌英在骆家坳的陋园小屋中去世，身边没有亲人。

 

6年后，武汉大学改正了袁昌英的右派结论，武汉市法院也撤销了1958年对她所作的错误判决。

 

在此之前，也是这样的两张纸，将她彻底摧毁，使她从讲台消失，从创作的舞台坠落，把她变成了一个被遗忘的人。

 

参考资料：

张伟《剑桥大学毕业的这位小姐》

名人简历《袁昌英》

张昌华《珞珈三杰》

香蕉鱼《袁昌英：一片被多数人遗忘而让少数人落泪的森林》

百度百科《杨端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