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晓洪的故事(三) 别无选择的选择

和晓洪闹僵了以后不久，我们很快就从小学毕业了，同时都进了当时芷江城唯一的
中学 - 芷江中学。虽然我比他大一岁，高一个年级，但那年正好赶上六年制小学改
为五年制小学，结果五年级与六年级一起毕业。我和晓洪都成了初中一年级的学生，
他们五年级的组成三个班，我们六年级的人多，组成六个班。我们不在一个班，教
室也离得很远。

进了中学，因为我们都是芷江中学的子弟，所以放学以后与以前没有两样，还是那
几个小孩玩。同龄人中，住在学校的还有胡建，他比我们高一年级，大一两岁，但
我们玩得很好。既然我与晓洪关系不好了，就只好找胡建玩。

胡建家离我家很近，就几十米，我常常去他家串门。我们主要是下象棋和打仗。打
仗就是我们每人带一些比我们小的小孩，组成三支军队，就像三国。开打以后，先
躲起来，然后看见另外两军的谁一露头，就开枪。其实就是嘴上：“叭”的喊一声，
然后说：“你死了!”。这人就出局。也没有裁判，但大家都很自觉，几乎没有发生
过纠纷事件。谁的人最先被“消灭”，谁就输了。最后还有“幸存”的那支“队伍”
就赢了。

其实我和晓洪闹僵了不到半年，我们就不恨对方了，也都愿意在一起玩，只要不是
直接对话。打仗时“子弹”不长眼睛，玩多了，我和晓洪也免不了有被互相“击毙”
的经历。但那还不算说话。表面不说话的坚冰并没有被我们的“子弹”击破。我们
就这样尴尬地交往着。

当时胡建也知道我和晓洪有隔阂，但即帮不上忙，也没有努力去调和，只是乐意当
一个粘合剂，让我们在一起玩。不过我们是几乎一有时间就在一起，但都只与胡建
说话，不相互直接说话。

除了打仗，我们玩得最多的就是下象棋。因为我们不说话，所以我们都只能和胡建
下。胡建极聪明，我们都下不过他。当晓洪和胡建下，我就在边上看。当我与胡建
下，晓洪就在边上看。就这样我们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大家也都很适应。

慢慢地，观棋的时候我们也偶尔支上几招。因为胡建比我们都厉害，所以我们常常
相互帮忙，共同对付胡建。不过只限谈棋，不下棋的时候还是不说话。有一次，胡
建与晓洪正下着，突然家里有事喊他回去，他起身走的时候对我说：“你替我下一
会”。我以为他马上会回来，就答应了，替他下起来。结果他后来没有回来，我就
与晓洪一直下完那盘棋。从此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也开始对弈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子就这样过着，局面就这样僵持着，我们似乎也习惯了这
样的尴尬，或者说都没有勇气去捅破这层窗户纸。

我当时在19班，他在26班。教室离得很远，一般碰不到。所以同学们都不知道我们
的事。当年时兴搞鉴定，我是班长，各方面都做得不错，同学对我的评价很好。但
总要找几点缺点，常常不太容易找。有一年在鉴定时有同学说我“搞不团结”，理
由就是我与晓洪不说话。我矢口否认。作为班长，我不希望别人认为我搞不团结。
其实我和所有的同学关系都很好。因为没有人能证明我与晓洪不说话，这缺点就成
了无头案了，在评语里出现过一次就再也没有了。

四年一晃就过去了。我们总在一起玩，却没有说话。直到毕业，这个僵局还是没有
被打破。我当时认为，我们这辈子恐怕都不能捅破这层窗户纸了。

高中毕业，我们都作为知青下放农村(北京叫做插队，或下乡)。当年是学株洲经验，
知青按照父母工作的战线(行业)下在一起，成立知青点，统一管理。我和晓洪同属
文教战线，下到水宽公社。

1975年3月11日，我们下到水宽的16名男生，22名男生。挤上一辆敞篷的解放牌卡车，
来到了离城40多里的水宽公社。

公社安排我们先学习三天，听公社领导做介绍水宽的报告，请老贫农忆苦思甜。一
位老贫农一讲受苦就说60，61年很苦，公社干部打断他，要他讲1949年以前受地主
的苦。老贫农讲了几句干活很辛苦，却又说起东家对他们长工不错，农忙时还杀猪
给他们吃。最后公社干部只好叫他提前结束了。

开了两天会，第三天开始公布分配去向。有两方面的分配，一是户口落在哪个生产
队；二是去哪个知青点干活，是茶场还是林场？知青农忙到生产队干活，平时在知
青点干活。我担心与晓洪分在一起，那样会很尴尬。

上午先宣布知青点分配方案，我被分在茶场，晓洪在林场。我松了一口气，茶场与
林场相隔二十几里，不用天天见面。一个生产队最多接受两名知青，所以38个知青
会去20多个不同的生产队，我和晓洪被分在一起的可能性很小。

下午要宣布生产队分配方案，然后我们去生产队见社员，并在那里住几天再去知青
点。吃了中饭过了两小时分配方案终于公布了，我与晓洪被分配在离公社最远的，
与怀化县接壤的拾旦大队水牛田生产队。

我一听到宣布就懵了，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 而且怎么就这么巧呢？我们两个
要去同一个生产队？还得住在一起，但我们竟然不说话。胡建也不在，就是想和好
也没有人传话。怎么办？

分到水牛田大队一共六个知青。除了我和晓洪，还有姚江，史亚南，陈竹青，杨跃
明。公社要求我们一起去大队报到，然后再去各自的生产队。

下午4点左右，我们背上背包，拿起行李一起上路，沿着简易公路往拾旦走。拾旦离
公社20里，山多坡陡，出产木材。跃明的妈妈是公社干部，他常住水宽，对要去的
生产队也很熟悉，所以他在前面给我们带路。

早春的空气透着些寒气，非常清新。农田里的油菜正在开着黄色的华，沿着公路的
山谷蜿蜒形成一条黄色彩带。公路两旁的山坡上稀松地长了一些松树与杉树的小山，
以及荆棘茅草。太阳西斜挂在山头，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我走在最右边，晓洪走在最左边，其他四个走在中间。我们边走边聊，气氛轻松。
但我知道，最多两小时，我们就会分手。到时候我和晓洪去一个生产队，可能还会
住在一起，可我们不说话! 那有多尴尬啊。

现在就和晓洪讲和？我们四年多都没有讲和，那么多机会，我都没有胆量说。现在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觉得更开不了口了。

路程将近一半了，他们几个在谈什么我根本听不进去。斜眼偷看晓洪，见他没有任
何变化，丝毫看不出来他有在到达拾旦之前要做点什么打算。

我手心在冒汗，有点透不过起来，觉得不能再等了。准备就在这里当着其他四位同
学的面，和晓洪和好。突然一个念头浮上脑海：万一他不接受怎么办？我又犹豫起
来。

又走了一阵，跃明说：“过了前面那个陡峭的山口，就进入拾旦了”。已经没有时
间了，管他结果会怎么样，我已经别无选择了。于是我麻起胆子，突然对聊得正欢
的同学大声说：“大家静一静，我有事要说”。大家停了下来，转过头惊诧地望着
我，晓洪也看了过来。

我说：“有件事在我心里憋了四年多了。你们都不知道，我和晓洪四年多没有说话
了。为了一件我都记不得了的小事吵架。晓洪，当年是我太冲动了，我向你道歉。
其实我早就不恨你了，几次想主动与你和好，可就是面子放不下来，开不了口”。

我停下来的时候，只有鞋子在碎石马路上走的沙沙声，空气好像凝固了。太阳的余
辉洒在马路上，我不敢看如何人，只盯着马路前方拉得很长背影。

我接着说：“我们马上就要去同一个生产队了，我们不说话怎么能在一起时候呢？
所以请你原谅我，让我们再做朋友吧!”。

我说完了，放下了四年来一直压在心里的重担，心里一下十分轻松。

谁都没有作声，气氛有点压抑。晓洪等了一会激动地说：“感谢你的勇气，能够说
出来。当年我也冲动，并不是你的错。我也早就不恨你了。我们不是一直在一起玩
吗？我没有勇气主动喊你，觉得你很高傲，我会自找没趣。谢谢你能主动来和好，
我们应该会是好朋友的”

令人窒息的空气开始松缓了。其他同学纷纷表示，过去根本不知道我们不说话，今
天听到后很吃惊。对我有勇气说出来，让他们感动。那一深刻，生怕晓洪不接受出
现尴尬，所以紧张得大气不敢出。终于见到最好的结果了，才松了一口气。现在大
家都是朋友了，以后有困难一定相互帮助。

随后我们爬过了最陡的山口，眼前山峦交叠，峡谷陡峭，奇松怪石随处可见。我们
进入了处于山区的拾旦大队地域，还有半小时就要到大队部了。我很庆幸，在进入
拾旦之前，我与晓洪和好了。

当天晚上我和晓洪一起去生产队见了社员。生产队果然把我们分在一起，去大队杨
副书记家搭伙住宿。

从此以后的三年时间里，我们一起回队春插，双抢，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后来
一起被抽到大队杂交水稻制种队，调到大队小学当老师。再一起复习参加高考，同
时考上大学。毕业后都在长沙工作过多年。

虽然和好了，但我们喜欢讨论“国家大事”的毛病还在，固执己见的性格也没有改，
所以我们有时还争论，还有互不相让的时候。不过我们成熟了，学会了控制。再怎
么争论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朋友关系。这才有后来虽然发生了误写“陈小红”信件
的事，让他很丢面子，但生气归生气，我们不会重蹈覆辙，再犯错误。

有这样一位朋友是人生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