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故事（23）父亲来信

我和她的父母，只有我的父亲还健在，我的父亲曾做保密员，不善言语，这是我要求他给我写的回忆，也了解父亲的经历，在父亲节来到时，一起发出来做纪念。

父亲来信（1）在上海

记得我第一次去美国时，军军要我写家谱，我说没有什么可写的，也不想动笔。现在想满足一下军军的要求，把我知道的情况，回忆并简单的记录下来，也让家里人知道祖辈的生活情况。

我姓丁，听说姓丁的祖先绝大部分是浙江宁波人，我家也一样，我父亲是浙江宁波人，说的是宁波话，我父亲在上海有兄妹两人，他们怎么到上海的，我不知道，估计是战事或饥荒逃难到上海的，我没有见过祖父母，他们早就死了，父亲小时候非常苦，听母亲说，年轻时也可能充当有钱人的打手，与母亲结婚后才不干了。

母亲也同样很苦，从小在苏州农村给别人当童养媳，因受不了苦，才一个人逃到上海的。那是我外祖父一家在上海，是做什么的呢？应该是个道士，过去人死了，是要找道士（或和尚）去念经超渡的，这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但外祖父死得较早，我没有见过。外祖母我见过（我叫她好婆），但她也在我六、七岁时死了，印象不深。

我父亲的妹妹，我叫姨妈，她嫁的是一个菜饭，有固定的摊位，生意做的比较大，虽然幸苦，但生活安定，当然比我们家有钱，他们是看不起我们家的，所以来往得比较少。

我母亲有兄妹四人，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他们的生活都比较艰苦，这里不一一记录了。

言归正传，接着讲我家的情况了。我父母没有什么固定工作，家里生活时好时坏，总的说是坏日子多。听妈妈说过，别人过春节，是热热闹闹，我们是连吃饭都困难。我们家生活最好的时候是在我七岁时，父母给我买了新长袍，把我打扮得整整齐齐的送我上小学，这时我父亲给有钱人家赶马车，是个马车夫，算是有固定工作，我也经常坐马车玩。大概我读了三、四年书，父亲失业了，生活没有来源，我同样也没有钱上学了，一开始是帮父母以贩卖蔬菜为生，每天早上两、三点钟起床，到十六铺码头，从农民手里买菜，用板车拉回家，在我家门口菜场卖，因为我人小（应该是我十岁左右）做不动，父母就没有叫我卖菜了，但也不能闲着，由他们从别人手里贩货，放在箱子里，有我背着，走街串巷的沿街高声叫卖，卖的东西有：常州麻糖、青果（一种青的糖酸果）等等。这样生活约过了两年多。以后家里用积累的钱买了一辆粪车（说明：过去大城市里，普通老百姓的房子是没有卫生间的，大小便都在马桶里，每天定时的倒在粪车里），我们就干起了倒马桶、推粪车的营生，这个事比贩菜还苦还累。每天也是早上三、四点钟起床，推了粪车，沿街（地点是固定的）去收集，然而推了满满的一车粪，到十六铺码头，去倒给来码头收粪的农民船上。这样一天要走三、四次（从城隍庙到十六铺），从早上要做到中午十一、二点，才收工回家做饭。每天跟大便打交道的日子，应该有一年半左右。我记得很清楚，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年，大家在街上欢呼胜利，而我们一家三人，推了粪车在街上走，只有苦没有喜。时间到了1946年下半年，父母做不动了，把粪车租给别人，自己还是干小贩，以后经济好一些，又叫我读书，直到上海解放（我17岁时，才读到初一上学期）。那时我母亲最大的心愿，是要我学一门手艺做铜匠（也就是现在修锁的），这是最大的人生目的了。

也就是在48年冬到49年春，我们学校来了几位曾接受过共产党教育的学生，他们是周达，孙波，兰天等五六个人。在他们的影响下，我才知道中国有共产党，穷人要想生活好，必须打倒国民党，翻身求解放等道理，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耕耘社。到上海复旦大学参加了"要和平、反饥饿"反蒋大会。以后上级通知：上海即将解放，为了保存实力，避免牺牲，不再举行游行、集会等活动，而转入秘密迎接上海解放的准备工作。上海解放那天，我们就上街去宣传庆祝胜利。也正因为如此，我才会坚决的要参加革命，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行动。

下面回忆一下，日本人占领上海时，我亲自经历的几件事：

一、 1937年8.13上海被被日本人占领时，日本飞机轰炸上海，我看到过有人被炸伤的鲜血，当时我们住在南市（说明：过去南市也叫城里，虽没有城墙，但四周有铁门，铁门一关，人就不能进出，现在仍有西门、老北门等称呼），城隍庙附近，那是中国人居住区，也是日本人主要占领的地方，大家纷纷往租界跑（租界是各国在中国划的势力范围），我们也逃到英租界，即巨鹿路外婆家，以后父母把我和表姐送到苏州枫桥乡下大姨妈家避难，但大姨妈家生活也困难，只住了三十多天，又乘火车回上海，在上海火车站，发生了有惊无险的一幕，当时金妹背了一个衣服包，日本人要搜查，把金妹叫去，金妹吓得丢了包又苦又跑，以后日本人看到只是几件小孩衣服，而金妹又是个小孩子（大约只有八、九岁）而没有再追。以后我们进出南市时（有铁门），日本人都要搜身，还要向日本兵鞠躬，连小孩也不例外。

二、 日本人为了搜括中国人的财富，经常发行各种货币。印象最深的是：有段时间用邮票，当货币用，而且稍稍有些脏，就不能用了。这一方面制造分裂，使人们为能不能用而吵架，另一方面也使很多人手上都有不少不能用的邮票（等于是作废了的钱），当然受害的是底层的广大老百姓。

三、 抢购大米，当然说抢是有点夸大，正确的说是挤，日本人统治的上海，大米很贵，一般老百姓承受不了了，日本人就搞什么平价大米，稍稍便宜，但不好买。一个米店一次规定一个销售量，每人限量购买，而且又不是经常卖。因供应量少，人多，又不凭证件，因此米店供应时，大家一拥而上，加上黄牛（买来后高价转卖），有意挤轧，所以秩序很乱，警察也无法控制，挤得大人小孩呼天唤地满身是汗，有时轮到了，米却卖光了，叫人气不打一处来。当时我只有十来岁，也得去挤，也遭过警察的棍子，就是好不容易买回来了，还要慢慢的从米中拣出小石子，沙子等杂物，一拣就是一大堆。总之，苦不堪言。

以上是一个当时只有十几岁的我，亲身经历的点滴事，而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和损失是空前的。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下，中国死伤人数达3500万，其中死亡人数达2100万，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各种报道已有，就不再多说了

父亲来信(2)参军去

上海是1949年5月27日解放的，可我一直记得是25日解放的。原因是苏州河以北的国民党军晚了两天投降，我们24日中午得到通知：上海解放了，要我们晚上到各大学集中。我们是在交通大学，与大学生们一起写标语，学唱欢庆解放的歌曲等。忙了大半夜，只睡了一、两个小时，25日一早就上街贴标语、唱歌、扭秧歌舞等宣传党的政策，欢呼解放，安定人心等。

热热闹闹的过了几天，我们又回到学校，此时上海学联号召参军，上海解放日报登载了三野军大招生的消息，我们就去报名。报名时我改了名字，叫丁示，我原名丁发祥，改名原因主要是我们几个人，他们都是单名，我也觉得丁发祥不好听，改名叫丁示，是我自己查了字典后定的，示指示，告示，含义是告知大家，唤醒民众的意思。

报名后经过考试，体检。元月十五日左右，解放日报上公布了录取人员名单，并公布了报到地点和时间。我录取了。正当我要离家去报到时，因母亲特别喜欢我，又是独子，当时就又哭又闹，甚至说话语无伦次，好像精神都失常了。吓得我不敢走，失去了一次参加革命的机会。我们一起的几个人都走了，就我留在了上海，当时在学校工作的一个青年团工作人员，动员我留在学校，协助做团的的工作，而我那时的心不在上海，总想要参军。拖了两个多月，看到母亲精神恢复正常后，记得很清楚，是49年9月3日晚8点左右，在家里偷了一点路费，离家出走，当晚在一个同学家里，他们要我带一些衣服给他们在军大的女儿。第二天一早，在苏州河乘小船到常熟，军大驻地。然而经苏州到苏北滁县找兰天（解放前即去解放区参加革命）帮助参军。但没有想到在苏州火车站，见到了我的父亲，原来我离家后，父母四处找我，最后在我一个同学处知道我要经过苏州，父亲就拿了我的一些衣服追到苏州，但这次父亲没有要我回上海，把衣服给我后，叮咛了几句，送我上火车（更没有想到，这次竟是我们父子的最后一面）。

在滁县兰天处住了几天，开了介绍信，我又到南京准备找三野军大，但又不知到在哪里，正无处走时，碰到了同在上海地下活动时，认识的一个同志（可惜名字记不起来了）。他说西南服务团也要人，快行军了，问我愿不愿意去。我说只要参加革命，哪里都一样，这样他就领我到西南服务团驻地（南京原国民党财政局）。当时团的领导看了我的介绍信，问了几句话，看我态度很坚决，就把我留下了。时间是49年9月11日，这又没有想到：这次我偷偷离家参军，赶上了晚年享受离休待遇，如果晚20天，晚年的生活就要困难一些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是在49年6月份，邓小平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由老区干部和沪、浙、苏、皖等地区的大中学生、青年职工组成，共计一万七千人，任务是为解放大西南而准备的一支干部队伍，做到野战部队打到哪里，就接管到哪里，野战部队解放一座县城，就接管一座县城，并进行建政，征粮剿匪、土地改革等工作。

由于我参加时间较晚，政治学习基本结束，转入了学习接管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以及学习打背包、捆绑腿等行军的准备工作。20天后在全国人民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鞭炮声中，我们开始向西南进军。

父亲来信(3)进军途中

1949年10月1日，白天我们睡觉，晚上吃了晚饭，打起背包，捆好绑腿，开始行军。离开驻地走在南京街上时，正好遇到群众游行放鞭炮，在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晚乘船过江到浦口，换乘火车，但所乘的车厢，并非今日之客车，而是装货的闷罐子车，车上只有中间一个大门，没有窗，没有座位，没有厕所，没有灯光。一个车厢要乘60多人，大家分坐两排，各自头靠车厢，脚对脚，一个靠一个的和衣侧身而睡，男的在一边，女的在另一边，吃的大都是带的干粮和水壶的水。这给解便带来很大困难，但因为当时铁路路况不好，火车运行不正常，中途还遇到敌人空袭，一路开开停停，摇摇晃晃，那些困难也较容易过去了，遇到特别便急时，男的好办，站在门口解决了，女的解便时，由好几个女同志帮助，用衣服团团围起来，用平时喝水刷牙的杯子来接，当然也发生过一意外的事。听说女生大队一个女同志，停车时下来解手，还没有完，火车却开了，她急忙起来追火车，以后在老百姓的帮助下，还是赶上了部队。虽然男女同一车厢，好像也是很自然的事。

10月6日，我们参军后的第一个中秋节，是在河南漯河渡过的，以中队为单位，大家围在一起，举行赏月晚会，高唱"走，向着大西南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歌曲，以及说说笑笑。车到武汉休息两天，住在武汉关旁的两楼大仓库里，我还到江汉路南京路转了一下。列车在湖南临湘车站停下，队长给大家讲话，说前面的铁路被敌人破坏还没有修好，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徒步行军了，湖南临湘是我们开始徒步行军的第一站，这个地名，我是牢牢记住的。第一天行军，我们只走了25里，湖南东北部是个丘陵地，西南服务团的数千人队伍，一字几弯弯曲曲的排成一条巨龙，顺着山势的起伏，缓缓前进，看着这长长的行列，同志们禁不住唱起了行军小调，这首歌当时我觉得特别好听，现在还可以想起来唱几句：长长的行列，高唱着战歌，一步步地走着，一步步地走着，炮火在啸，战马在叫，同志们的心哪，同志们的心在跳，叮叮咯隆地隆……

走了五、六天，平均每天是40里左右，到汨罗。看到汨罗江大桥被炸坏，工人们正在修，大桥的铁架上架了木板，我们是从木板上走过去的。过了汨罗又坐闷罐子车到长沙，休息两天，从长沙开始又徒步行军，一直到重庆都是两条腿一步步走过去的。在西南服务团成立40周年时，邓小平同志题字：西南服务团是"8千里路小长征"。实际这包括到云南贵州的路，去掉坐火车，我们实际走路大约3000里左右。

10月25日左右，我们到了常德进行小结和整编，10月28日我被批准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在当时这是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在常德大约住了十几天做了一系列的组织调整，按将要到达的接管地区，干部定岗定位，重新组编了支队和专业大队，我被编入了重庆支队工业大队，做了形势任务和政策教育，再次动员轻装。早在南京出发前，组织上就动员轻装说明行军的艰苦，但很多人还是不大愿意扔掉自己的东西，这次虽经过了几天的行军，但每天平均只是40里、50里，不觉得累。我在南京出发时就背了50多斤，包括被服、棉衣裤、一个油布（打背包用）、一把雨伞、水壶、粮袋（约十公分宽，一米多长的袋子，可装七八斤米），每个小队有两只布轮（照顾我年龄小没有背），轻装只能丢衣服和书等个人的东西，不少人还是不愿减（实际是以后走一路丢一路）。我到重庆时，背包只有十几斤重。

从常德出发不远，就进入了湘黔，湘川边境的大山区，这里山高路险，又是初冬季节，阴雨绵绵，气候寒冷，路滑难行，特别是走在乡间小道上，一步一滑，滑倒了一身是泥，站起来还得继续走路，许多同志脚上打起了血泡，仍然忍疼前进，加之随处宿营，不能经常洗换衣被，同志们身上都长了虱子，由于进军部队太多，常常号不到房子，只好睡牛棚、猪圈，甚至露宿旷野。我曾经睡过一间稻草房，背包也不用打开，下面是草，上面盖的也是草，还比较暖和。当然最辛苦的是炊事班和打前站的同志，他们要提前起来做饭给大家吃，不等吃完，他们先赶路到前面准备大家下一餐，晚上还要烧水给大家烫脚，打前站的同志更要提前去，买粮、菜，号房子等等。特别在贫穷的山区是非常困难的。

由于我军攻势猛烈，国民党官兵闻风丧胆，溃不成军，争相逃命，为了不让敌人跑掉，我军每天行军都在百里以上。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要求西南服务团各支队紧紧跟上野战部队，我们行军路程也逐渐加多，70里，80里，到百里以上，我一天最多走过114里。常常是天不亮起床，天黑了方到宿营地，两头不见太阳。这时同志们才尝到了行军的苦头，一天走下来，全身酸软，四肢无力，脚底打泡，身上的背包，粮袋象千斤重，有的扭伤了脚，为了不掉队，只好忍着疼跟着队伍走。解放前湘西山区的土匪非常多，加上国民党的残余，常出没骚扰，为了保证我们这支随军干部队伍的安全，野战部队派有部队在前面保护。就这样也发生过事，一天上级告知，有一女同志因解手掉队，被武装土匪抓去剥掉衣服，活活整死，以后大家都不敢离队太远，解手时，女同志就在附近，用油布围起来，轮流解决。

白马山是由湘入川的最高一座山，公路盘山而上，号称上山70里，下山70里，实际上下山都在百里以上，我们山上时看到还有国民党士兵的尸体尚未埋掉，衣服被当地穷苦老百姓扒光，形象非常难看。我们走到山顶时，看到一座纪念牌。是为修路时牺牲的工人建的，这也说明了山路的险恶。这一天上山也是最艰苦的，走过了湘黔川三省交界处，（有人说一步踏三省地点在花桓县茶洞镇边上）进入了四川，到了第一个县城秀山，上级传达说重庆解放了，在高兴和欢呼的同时，也感到了很大压力，我们是要接管重庆的，可还在千里之外，每天的行程还得加快、加多。到第二个县城西阳附近时，我们吃了晚饭，正准备睡觉，只见西阳大火冲天，有个战士跑来告知西阳被土匪放火，要我们提高警惕，当晚大家都不敢睡觉，轮流放哨。坐在背包上等天亮以后得知，土匪还是怕我们，只是放了一把火就跑。第二天我们正常行军，终于在12月22日左右，我们到达了目的地重庆。在整个行军过程中，我脚上也打过泡，拉过肚子，生过病，那几天是最难熬的（当然病很重时，有收容队用汽车接走）。但我还是全程走过来了，终于园满完成了行军任务。

父亲来信(4)参加工作

到重庆工业部报到后，休息了几天，打扫了全身卫生（虱子），12月28日我分配到国民党原江北第二兵工厂（现长虹机械厂）任军代表联络员。我和另一同志负责机枪所和修枪所的工作。第二兵工厂是国民党在西南的最大（也是全国第二）兵工厂，军代表姓熊，是个师长。我主要负责修枪所，另一同志主要负责机枪所，我们两人是一个组，一个所有多少职工，我记不得了。所里的重大事情由我们负责。我只会与一部分工人混在一起，但不会做上层人员工作，到场部开会汇报工作时，另一同志拿了笔记本侃侃而谈，而我只是随口说说。过了三个月，我估计熊代表看我能力弱，不会工作，就把我调走了。

50年3月28日我到西南军区机要学校报到，学习机要工作。经过四个月的政治学习，学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才使我真正懂得了共产党为什么要革命的道理，初步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接着进行政审，写自传。有些不愿意或不符合做机要工作的，就回原单位，我留下来了，又学习了个把星期的业务，我们班决定提前毕业分配工作。8月底，我们六个人分配到西南军区空军气象处机要股工作。那时候什么都要保密，连天气情况阴晴雨雪都要对外保密，当时的气象密码又非常简单，我又肯钻研，别人译错了的，我可以把它改正过来，予报组的一些同志对我有了好印象。也不知什么时候，我与我股一姓邓的女同志互相有了好感，她帮我洗衣服，帮我给父母写信。大约10月底，上海来信说我父亲病死，那时候刚工作，交通不便，我不能请假回去，也亏邓安慰我。11月西南空军搬迁到成都，由于我们的工作是不能中断的，需要一部分人先去成都开展工作，机要股就派了我，而且是坐飞机去，我们坐的是美国制造的C-46大运输，肚子很大，两边只有四个椅子，中间是空的，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有个笑话，当飞机在成都要降落时，因下降速度很快，人好像落空了一样，与我同去的一个报务员脸都吓白了，拉着我的手说："飞机失事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飞机已落地。

我们即着手工作。大队人马是坐汽车到成都的。当年12月底，我调离了空司，不知是因为我工作比较熟练，还是因邓的关系（当时股长也在追邓），我调到了离成都约百里外的新津机场，我任机要组长。在新津只工作了十个月，新津气象机要撤销，我回空司，只呆了两个月，又奉命调重庆白市驿机场气象站任机要组长，同去的报务员中有现在的妻子杨大容。在重庆又工作了三年半，这一段时间，工作虽然比较辛苦，三天中有两个夜班，一个大白班，但也是我最愉快和无忧无虑的日子，每天按作息时间生活和工作，不值班时，就学习业务，53年开始我学文化，学习了一些三角和几何，晚饭后有一个小时的休息，那是我打球的时间，主要打篮球。

日子过得很快，记不清是54年底还是55年初，老杨对我表示了好感，但我心中还有个邓，说明情况，正好此时我组有个女机要员要调回空司，我们就托她了解情况，由于当时机要人员通信有很多限制，要经过领导审阅，故等了一段时间，才得知邓已和股长结婚，同时有一架路过重庆的飞机，成员中有个我认识的报务员，他告诉我邓已经怀孕了，以后我与杨好上了，但当时部队对结婚条件有严格要求，我们不够条件，故只能保持秘密的恋爱关系。55年，部队实行军衔制，公布了军官条例，放宽了结婚限制，规定只要是军官即可结婚，不久机场场长要我们结婚（当时不知道原因，以后才知道，重庆机场移交民航管理，部队撤销，而老杨也要转业在民航工作。）我们也没有选日子，只买了一条被单，吃了晚饭后，就在食堂，举行了简单婚礼，第二天照常上班和工作，一天都没有休息，时间是55年5月13日，星期五。

此时全国部队有较大调动，原六大军区撤销，在成都的西南空军中大部分人调武汉成立武汉空军，一小部分人调昆明，成立航空处。重庆机场大部分到南京，一部分到福建。我至今都不知道为什么把我一个人调回空司，空司人员从成都乘车经重庆坐船到武汉，我也同时在重庆上船，于55年6月到武汉，此时是我和老杨结婚后33天就分开了。56年5月知道妈妈在上海生活很困难，接妈妈来汉，6月老杨请假来汉探亲，并考入武汉师专上学，第二年三月生下第一个孩子军军，取名字时，因我们是在重庆白市驿机场军队结婚的，故取名叫丁驿军，以后简化为一军，第二个儿子出生时，自然叫一兵了。58年机要处马处长曾通知我改行，不当机要员了，可是过一、二天又动员我到雷达团任机要股长，特别说明是个营职干部，实际我自己没有什么考虑，领导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于58年10月到雷达团报到，64年下农村做四清工作一年多，回来后即改行，先下放当副指导员一年，后调到当阳营当副教导员，70年底调钟祥雷达团任后勤处副处长，处长，79年10月28日转业到新华书店，90年5月正式办理了离休。

说明：55年以后，没有详谈，如果你们想知道而我又想写时，可作为专题。如：在武汉机要处的生活；妈妈和老杨来汉的情况；雷达团的工作；农村四清；二年半的支左；在额头湾的日子以及退休生活等等。
 

父亲来信－自我小结(完)

纵观我这一生，在部队工作30年零17天，前15年是机要保密工作，后15年大部分是在后勤。自认为是老老实实、兢兢业业，但不知因为工作不突出，还是职务关系，（从50年底开始，就带个长字，先是组长，以后股长、处长）我从来没有立过功，评过奖，而我在部队的级别和职务也提升得比较慢，这跟我的文化低，不大会说话有关，所以我从不埋怨和叫屈，我也一直没有参加过培训和进军校学习，一直是要我坚持工作。也因为坚持工作，历次的政治运动，从53年的三反五反、57年的反右，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一直没有直接参加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保护了我，而没有受到过任何的冲击，也就是说我这一生非常的顺利。在处理人事关系上（包括在书店），无论是对上级、同事或下级，也是很平和的，无论别人对我怎样，我都能泰然处之，从不知道报复和打击别人。到了晚年，我有两个好儿子和儿媳，加上党和政府对我们离休干部待遇上照顾比较好，所以我对我这一生是非常满足了。

丁庄秀园的后记（2009年）：

读完这封信，流泪了。一直觉得父亲很好，但也很平常。前两天在走廊发了父亲的前几封信，也把这封尽快发了。父亲节我写过父亲，请读~我的父亲~

父亲的第一个初恋情人，被那股长看上，把父亲调离了原单位。这件事听母亲说过，但是是第一次从父亲那里听到。现在那位邓阿姨应该也是七十几了，我祝她和那位股长幸福！不论怎么说，她间接地促进了我父亲和母亲的结合，也才有了我。

今天才知道父亲在部队"从来没有立过功"！我曾随父亲在部队住过很长的时间，父亲绝对是勤勤恳恳工作的人，只是父亲并不看重那些东西。相信父亲的个性给了我也很大的影响，我和父亲的情况稍有不同，我得过不少奖，却基本没有当过带长的，尽管也参加过公司的多次培训(Leadership Training)。妻子曾笑我说只要我们组有两个人以上，那我就是组员，不过最近咱总算当了个长－－家坛的班长:)。

此文发了后，收到了很多好的留言，这里我替父亲谢谢大家！父亲虽然平常，却非常受到身旁人的尊敬，父亲身体很好，现在有了老年证，就到处去玩，前两天电话里还说去看了赛马。愿父亲一生平安，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