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锁国，究竟折腾了谁
海边的西塞罗 2022-08-31
一个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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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两天，一篇名为《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新探》的文章，突然在网上火了，由于挂名的这个“中国历史研究院”是社科院下辖的、号称“世界上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历史研究机构”，而该文主旨又疑似在给早已盖棺定论的“闭关锁国”翻案，论证“闭关锁国”是应对西方侵略的正确对外政策，所以一时间人心惶惶——难道这种铁案也要被翻了。
首先要说，我自己是历史学科班出身的，历史学界内的很多行规大家也许不懂。但抛开该文的论点不谈，光从这篇历史论文的学术价值去评价，我得说，这篇文章的学术价值就很低，是篇当下中国史学界最常见的水货。至少我的师兄弟们，以前论文写不出，还非要糊弄一篇文章骗发稿量、骗毕业证书、骗经费时，就喜欢写这种《xxxx新探》《再论xxxx》的论文。
这种论文的好处是你写起来不需要费脑子找新材料，甚至不需要提什么新观点，就是按照被庸俗化了的“辩证法”的方式，把前人对该问题观点的研究、论述“集纳、综述”一下，给个三七开、四六开的评价，说这个问题有利也有弊，主要是好的、次要是坏的，或主要是坏的、但次要也有好，方方面面都把话说圆乎，就可以交差了。
这种论文如果不用心到一定程度，甚至论文内部彼此都会出现逻辑矛盾，上一段和下一段彼此之间打的跟热窑一样，让读者怀疑作者是不是精神分裂了，要不然怎么会写出这样内部自相矛盾的文章。
而《闭关锁国新探》一文，其实就有点这个意思。
比如文章中前面刚说了“闭关锁国是与时代相适应的对外政策。”是中国面对西方的经济、军事、文化侵略，不得不采取的“守成”之策——言外之意，洋鬼子那么凶，我大清也不容易啊，你们这些后世刁民，怎么就不能体谅体谅朝廷？
可后文中马上又说明清搞的压根不是“闭关锁国”，只是“自主限关”，闭关锁国只是“西方中心主义”扣给中国的帽子，“最新研究表明，“自主限关”没有阻断明清时期中外经济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互鉴。”还举出康熙、乾隆其实都很醉心西方科学文化，学外语、算几何的例子，替皇上们辩解，说他们都对西方科技突飞猛进其实了如指掌，根本就不腐败颟顸、闭目塞听。
但这就自相矛盾了吧？你前面刚洋洋洒洒的对一个概念进行了“去罪化”，后面马上又说这个概念其实压根就不存在。等于一个杀人犯在法庭上自我辩解，前面刚说我杀他怎么怎么有理，是替天行道，后面马上又说我压根就没杀这个人——说了半天，前言不搭后语，逻辑碎的跟车祸现场一样，等于说了个寂寞。
所以我要纠正某些网友对该文的评论观点——作为一个曾受过学术论文折磨的人，我可以负责任的说的。这压根不是什么观点虽可争议，但学术价值极高的“万字雄文”，就是一篇东拼西凑、写的极水、很可能是为了交差、临时拼出来的水文。
里面拼凑的各种观点，甚至没有完成彼此调和，作者应该是自己都还没想明白自己到底想主要表达什么，就把文章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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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爆火的唯一原因，只是写作者非常“聪明”的在一篇历史论文中夹杂了许多时髦概念。什么“抵制文化侵略”啊，“减缓西方的血腥扩张”之类的。
我承认，这些概念一提，不仅论文的逼格一下子就上来了，从交差都很勉强的水文，摇身一变成了拿到《历史研究》这种顶级期刊上去发表的“雄文”。
连带着论文中提及的封建帝王们也跟着高大上了起来，仿佛他们不是化国为家、公器私用的古代君主，而各个都是目光深邃、高瞻远瞩的老一辈革命家。早已洞悉了西方侵略者们以器物、通商渗透我中华的狼子野心。连续数百年、两个王朝、十几代人的为中华民族定下了“闭关锁国”（啊，不对，按该文所说，那叫“自主限关”）这个长远国策……
真的是感天动地、用心良苦啊！《三体》里那个绵延数百年的“面壁者计划”，相比之下都要自惭形秽了。
但这种叙事，就又犯了史学研究中一个最不该犯的低级错误，既以今代古、倒果为因，以今天的“后见之明”在一个历史事件造成的诸多恶劣结果中硬选出一个正面的，强行将其说成是当初事件发动者的动机，然后再翻案论证说，你看他最初动机是好的，所以要给予“公正看待”。
若依照这个逻辑来讨论问题，我们几乎可以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恶事翻案：
比如，某个强奸犯强奸了一个姑娘，姑娘因奸受孕生下了个孩子，孩子长大奋发图强成了大科学家、大企业家、大文学家，给国家甚至全人类做了贡献。那能不能说那个强奸犯无罪有功？下半身高瞻远瞩，忍辱负重的“行非常之事”？
再比如，汉武帝因为司马迁顶了他一句嘴，就把太史公给阉了，太史公此后将满腔忧愤灌注笔端，写出了《史记》。那后世历史学家感念这部作品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给汉武帝记一功，感谢他帮司马迁“一刀了断是非根”，能从此心无旁骛专心写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再再比如，二战时希特勒把犹太人送进了集中营、毒气室，导致犹太人从欧洲大规模逃亡、流散，回到巴勒斯坦地区，二战后建立了以色列国，那照这么说，希特勒该算以色列的国父喽？今天的以色列人是不是要感谢希特勒当年的行为？
不能以今代古，不能倒果为因，不能以一个历史事件的蝴蝶效应造成了某个影响，就说该事件的决定者“早就看到了这一天”，是在“下一盘大棋”，这是历史学研究者本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常识，就像1+1=2之于数学家一样。
而我很吃惊，一个国字号研究院下设的研究组，研究了半天，居然连这点常识都没研究明白。
是的，在对“闭关锁国”这个事件中，想推翻该文的立论基础，我们只需问一句，该政策的最早制定者，明朝洪武皇帝朱元璋，他当年在搞这一套的时候，想的真是“抵御西方优势文化侵略”，“减缓西方血腥扩张”吗？
但凡有点基本历史常识，你就知道，这根本不可能。
因为朱洪武登基坐殿、并立刻下令“片板不许下海”那会儿，还是在1368年啊。
那会儿“西方”还处于中世纪呢！而中华文明当时无论技术上、还是文化上都还对西方保持着相对优势。他儿子朱棣在位的时候大明还搞过“郑和下西洋”呢。直到明末郑芝龙郑成功那会儿、东亚雄霸一方的海贼王、海商王还都是咱中国人呢。一直到清初欧洲启蒙时代那会儿伏尔泰、孟德斯鸠那帮人还猛夸中国制度比他们好呢……
“抵御文化侵略”？“遏制血腥扩张”？谁TM的该抵御谁啊？如果不是明清两代越来越严厉的海禁政策逐渐窒息了中华文明在文化、技术上的发展、让我们在百舸争流的近代世界上一步步丧失了优势，本来该操心这种烂事儿的，难道不是他们西方人吗？
文化和技术的全面落后，是“闭关锁国”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文化和技术的全面落后，是“闭关锁国”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文化和技术的全面落后，是“闭关锁国”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重要的话说三遍，因光凭这一条，就可以彻底击碎《“闭关锁国”新探》一文的立论基础，于是整篇文章，就都沦为了胡扯。
而一个问题也就随之产生，既然洪武、康熙、乾隆这些帝王，没有该文所为其解释的那么高瞻远瞩、用心良苦，那么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闭关锁国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至此，我们总算可以进行一点真正有价值的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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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新探》一文说的确实没错，“闭关锁国”这个名词，不是咱们中国自己的，而是近代留日学生们带过来的“舶来品”。因为日本在近世德川幕府秉政以后，曾屡次发布了所谓的“锁国令”，“闭关锁国”或“锁国主义”最早是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维新学者为了批判本国旧幕府的政策而使用的简称。
而最早在中国提出“锁国”这个概念的人，你可能都想不到，是后来当了大汉奸的那个汪精卫。
1906年，汪精卫在《民报》刊发文章《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中曾经说：“盖我国民之能力薄弱，固亦不能无过，而厉行锁国主义，鼓舞排外思想，见靡外侮，驯致于危亡，犹复调唆列国之冲突及其嫉妒心，使势力平均主义亦将不能维持者，实惟满洲政府独任其咎……”
可以看出，汪精卫这里其实是把清朝政府当成了日本的旧幕府来批判了，日本因为是国小民穷的岛国，德川幕府建立时又已经到了17世纪，其颁行“锁国令”开始，的确是出于一种“劣势心态”“自卑心态”的——我知道我文化、技术都不如你，所以我要“锁国”，不让你进来，以抵御你文化和军事上的入侵。
这也是为什么佩里“黑船来航”事件以后，日本马上就能转向“维新”的根本原因——当时的日本上下本就是认同外来的西方文化对他们具有优势的。“闭关锁国”对他们来说，真的只是一种抵御入侵的权宜之计，等洋人真上门了，不用开炮，他们也知道这“乌龟功”练不下去了，于是痛痛快快的开始维新。
但这种“初心”绝不可以套用在中国明清两朝的看似类似政策上。如前所述，中国在“闭关锁国”的初期，不仅文化、技术、民众生活水平等方面与同时代西方不相上下，甚至占据优势。帝王们更是把这种“优势心理”一直延续到了我们事实上已经不占优势的政策执行末期。你看看乾隆皇帝给了前来请求通商的马格尔尼什么回复就知道了——“天朝扶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
说白了，直到鸦片战争洋鬼子的坚船利炮打上门之前（甚至可能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明清两朝的决策者从来没有意识到过西方的文化、技术对“天朝”具有什么“优势”，更别说是“威胁”了。所以“锁国以抵御（文化或军事）侵略”这个想法，从来就没有在皇上们脑袋中冒出过。朱元璋禁海的同时设立“不征之国”，乾隆送礼过来的英国国王“尚属恭顺”，他们心态都是一样的，他们压根就没觉得洋鬼子会打过来，灭亡中国文化甚至人种——天朝不打你们就不错了，番邦小夷，能奈我何？
那么既然历代大一统帝王都并不担心洋人的“侵略”，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锁国”又是为了什么呢？
其实，“锁国”这个日本历史词汇套用这里是不恰当了，有一个明清历史上更原汁原味的词，更能说明洪武皇帝们作出这类决策的初衷——海禁。
是的，与“锁国”一词所隐含的外向性不同，“海禁”这个词汇带有更为强烈的内向感——既朝廷颁布这个政策，不是主要用来防“外人”“洋人”的，而主要是针对自己的老百姓——禁止你们下海、禁止你们去与洋人通商。
是的，历史的真相是，即便在明清最严格的“海禁”时期，明清朝廷对外来商人的“锁”依然是有限的——你们依然可以来做贸易，只不过必须打着“朝贡”的名义，或者通过广州十三行来进行。对洋商来说，这种贸易虽然手续繁杂了、成本高了一些，但也并非完全不能进行。
但与之相对，明清两朝对内的“禁”，却是越来越严厉、甚至到了无厘头的程度。从明太祖朱元璋时下令沿海百姓“寸板不许下海”，到清康熙年间干脆下达《迁海令》，要求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后又再加了五十里，导致清初中国一些沿海地方事实上“百里无人居”），再到乾隆下诏，规定外商“嗣后（通商）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并严令沿海各省督抚严查百姓“下南洋”移居的行为，则一经查获全家连坐。
是的，在明清两代“海禁”执行的过程当中，中国老百姓依次被官府剥夺了通商权、捕鱼权、沿海居住权甚至海外迁徙权。与同时代的德川幕府“锁国”真的主要是在跟“红毛南蛮”斗心眼不一样，明清两代王朝颁布禁海令，其忧虑的眼光主要是对内的：
你看，洪武皇帝一开始就把话说的很明白：“朕以海道可通外邦，使人心思乱，滋生祸端，故尝禁其往来。”——你们下海经商把心都给跑野了，都回来，不许出门做生意！
到了清朝，由于台湾郑氏以及海外明朝遗民的普遍存在，海禁又多了一层防范“反清复明”的政治正确性，因而变得无法动摇。
所以，无论是“闭关”还是“限关”，明清两朝的海禁令主要都是折腾自己人的、对内的，禁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刁民”凭此“滋事”，给老百姓打造一个以海为边界的大监狱。而“抵御入侵”这个外向效果即便有，那也只是个不经意的副产品。
而遍考明清两朝对于外商的态度，不仅没有一般“排外主义者”那种仇视、抵制，甚至可以说优厚到近乎谄媚的。因为无论明朝的“隆庆开关”还是清代“一口通商”，被准许下官办通商，都能给朝廷带来大量的收入，成为其财政支柱。
所以明清两朝“闭关锁国”下的海外商贸，其实高度类似传统王朝的“盐铁专卖”。是一种被皇权所垄断的“官办商贸”。
所以说的确切一点，“海禁”政策的本质，并不是“锁国”而是“锁民”，不是剥夺外商与本国的通商权，而是剥夺了本国普通民众的对外通商权——通过屡次办法的“海禁令”、“迁海令”，这个权利被朝廷所收缴、垄断了，其渠道和所产生的巨大利益也由朝廷所独享。
我们在这里，不得不说，最初创设这套制度的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非常敏锐的人，他带有典型传统农民式精明。他的治国梦想，就像农民看自己的庄稼地一样，想让老百姓最好像庄稼一样栽在地里，不要挪动，出个县都要开路引，职业最好也不要换，什么兵户、匠户，祖上干嘛，N代以后你就继续干嘛。
但对于他的这个梦想而言，当时因为造船、航海技术成熟而愈发活跃海外商贸活动，成为了一个无法清除的“计算冗余”。
元末明初泉州等多地爆发的海商叛乱，让朱元璋意识到，海商这个阶层天生所具有的强大的自组织性、海商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以及海商天生的高自由度、“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都天然对他所梦想的皇权社会带有巨大的威胁。如果放任这个“冗余”合法存在，让百姓有的选，他所致力于经营的那个“牢笼天下”的高度静态体系就会破产。所以他必须以禁海的方式，清除掉这个冗余。
这才是明清两代的帝王们为何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闭关锁国”（海禁）的原因——不是为了抵御外来优势文化或力量的威胁，而是当人类的技术发展即将点开大航海时代这个“科技树”时，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的内在逻辑，已经无法与这个时代必然形成新商贸逻辑相兼容了。
于是我们的文明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
要么，大一统王朝改变自身的逻辑规则，皇权放弃对民众的高度管束，接纳并适应大航海时代的商贸逻辑。
要么，我们拒绝接纳这种逻辑，用闭关、或者限关的方式，当这项技术革命压根就没发生过，继续让百姓像植物一样在农田里生长。
很遗憾，在这两个选择面前，朱元璋、玄烨、弘历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选择了后者。而这种选择的表现，就是海禁和闭关自守。
这才是“闭关锁国”问题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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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了“闭关锁国”的真正成因，我们再来讨论最后一个问题：它最终造成了什么。
如前所述，闭关锁国政策首先是掐灭了中华文明向海洋发展、参与“大航海时代”竞争的一种可能性。
在明初的时候，郑和下西洋所代表的中国航海技术力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随着海禁政策的执行，中国的相关技术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欧洲所甩开了。
理由也很简单，由于海禁政策下的外贸利益完全是由朝廷所垄断的，私人不允许参与，市舶司等官办机构自然也就趋向于因循守旧、不愿意改进技术、并开拓新的航路。没有新航路、新技术，当然就不可能产生新思想。于是我们错失了整整一个时代。
而更为致命的是，由于海禁政策是一种内向的、防民的“负和改革”，它直接导致了明清两朝中国社会的内卷化、贫困化和畸形化。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在反思明朝海禁制度恶果时，就曾毫不客气的指出:“（海禁一出）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国初......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计”……
是的，沿海商贸活动，原本是大量滨海居民赖以谋生的生存手段，禁海令一出，大量人口一下子因此断了生路，他们要么选择迁入内地，改商为农，这就加剧了明以后中国本就十分紧张的土地关系。要么则“入海从盗”，于是导致了之后长久存在的海患问题。
而这仅仅只是危机的第一步，航海商贸权对平民百姓的关闭，同时还意味着一种最好的财富向资本转化的可能性的消失。宋元两代，富户们在农业上完成原始积累后迅速转投商业，驾船出海，通过区域间的互通有无谋取利益，这本来是一条很好的资本去处，所以曾经困扰历代中原王朝的土地兼并问题，一度减缓甚至消失了。
可是明清海禁政策愈严以后，由于民间资本不被允许参与国际经商，富人有钱之后购买更多田产、并且为了保护这些田产攀附权贵，成为了资本唯一的合法出路，于是土地兼并问题重新成为了危及民众生存和王朝兴衰的大患。
“海禁政策”将海外商贸像盐铁一样进行官控垄断，这本来极大的减少了中国民间存留的财富总和，在此基础上，资本走投无路时必然进行的土地兼并，更是将底层民众逼上了绝路。从这个角度上讲，灭亡明朝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本质上就是海禁政策导致的国家外向封闭导致过度内卷招致的必然自爆。
这里推荐我所喜欢的作家，张宏杰先生写的一本书——《饥饿的盛世》，大家可以在这本书中窥见，当一个王朝愚蠢的选择对外封闭时，即便达成“康乾盛世”这样治理顶峰，其治下平民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精神状态又能是怎样的。
书中引了英国使臣马格尔尼访华时记录的一个段子，让我印象极深——使团来到中国之后，由于清廷送来的礼品过多，很多猪和家禽在路上就因过度拥挤、碰撞而死了，于是英国人不得不将这些已经发臭的动物尸体从船上扔了下去。而此时，他们看到岸上的中国人都像疯了一样跳下河，争抢着马上把这些死动物捞起来，洗干净用盐腌好，当做美味来珍藏。
马格尔尼由此断定，乾隆皇帝向其尽力展示的“天朝上国，无所不有，原不需与外夷互通有无”不过是种一戳既破的画皮。在浮华的表象下，这个王朝，早已因为过度的自我封闭、而陷入了惨烈的内卷、人民的普遍贫困和骇人听闻的贫富差距当中。其实根本不用什么外力的“入侵”，内部的一点点波折，就会让它轰然崩溃。
所以，清朝在“康乾盛世”之后，马上就进入了空前的“嘉道中衰”当中，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甚至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乾隆刚刚吹过牛皮，说“无所不有”的清朝眼看这就要重蹈明朝的覆辙了。
讽刺的是，这个时候，恰恰是对闭关锁国政策的被迫放弃，反而给清廷续了一口命。清史上有一个初看起来非常奇怪的词汇，叫“同光中兴”——按说这简直匪夷所思，按说此时西方侵略者已经打上了门，被闭关锁国“延缓”的侵略终于到来，这时候哪还有什么好日子过呢？“中兴”个鬼啊！
可是你站在清朝当时的角度看，会发现“同光中兴”并非虚言——由于被迫放弃了闭关锁国的政策，随着对外商贸的展开，清朝在同治、光绪年间的财税收入反而出现了暴增，达到了年入8000万两，是所谓“康乾盛世”顶峰时刻的两倍。
经济的繁荣、技术的革新、财政的宽裕，让原本已经只差一个火星就能被引爆的社会矛盾火药桶一下子转危为安了，对于一个封建王朝来说，这不是奇迹般的“中兴”又是什么呢？
当然，貌似繁荣的同光中兴，最终被甲午战争的炮火所打破，甲午战败之后，中国遭受的侵略真正进入了最凶险的阶段。
但我们需要认识的是，“同光中兴”和“洋务运动”的失败，不是因为清朝没能继续维持“闭关锁国”造成的，而是开放的太晚、且不彻底所导致的。从“锁国”“海禁”到甲午战争，历史同样给了中日几十年的发展时间，可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搞成了、中国的“洋务运动”却失败了。原因何在？——但凡上过中学的人，你总该知道为什么吧。
是的，写作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闭关锁国”，是一种错误，甚至是一种罪恶。这是多么常识性的知识啊！
可是这样的常识，居然有人想要混淆视听，为其翻案。
可是这样的常识，居然要我花费一天的时间，写一篇8000字的文章，将其中的道理辨明——且我还要担心这篇文字会不会404。
这到底是怎么了？
一百多年前，中华民族为什么会沦入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无数的革命先贤们，为什么要抛头颅洒热血、拯民众于水火之中？
难道不是为了凝聚共识吗？
难道不是为了力挽乾坤，让我们这个掉队太久的民族重新融入世界之潮，最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
愿我们这些后人，不要辜负他们流的鲜血，不要数典忘祖，挑战民族百年来凝聚的来之不易的共识。
“闭关锁国”，是一种错误，甚至是一种封建帝王为了一己之私、刻意施加在民众身上的罪恶。这是常识，更是我们的民族共识。请不要挑战它！
但我更相信，长江、黄河不会倒流。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会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我们开放的大门，不能也不会被关上。——因为我们这个吃过这种苦头的民族，最为深知，闭关自守，将会带来什么样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