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发看移民艰辛和社会变迁

记得改革开放前好像只有男人去理发馆。女孩子通常是扎小辫或者留齐耳短发。而这短发通常是妈妈给剪的。那剪的方法也是毫无章法，基本上是一把剪刀下去，剪短后稍稍找齐，因此也无美感可言。好在那时候大家都是如此，追求美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所以，对理发馆从来没有感觉。

改革开放后风气大开，随着大街上五颜六色的服装取代了黑、灰、兰，女人的头发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烫发、披肩发愈来愈多。那时候，喇叭裤、披肩发成了坏女孩的标配。记得我的一位同事的帅哥儿子找了一个穿喇叭裤留披肩发的女孩处对象，我的同事愣说那个女孩子浪，死活不让他儿子把女孩领进门。

我第一次走进理发馆是为了赶时髦烫头发。记得那是在北京西四一家理发馆。当时烫头发花了多少钱记不得了，只记得花了许多时间。还记得理发师傅态度十分生硬。待烫完头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既别扭又陌生，完全不是自己期待的样子。心里那个后悔啊，真恨不得剪掉才好。回家的路上总是在揪自己的头发，想要把它们揪直了，完全是做无用功。朋友们看见后说好像年纪大了几岁。心里沮丧透了。

慢慢地烫发的花样多了，理发馆的师傅的技艺也提高了，烫出的发型也不那么难看了。能够接受披肩发的人也多了起来。有一次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女孩子瀑布一样的长发齐腰，着一身裁剪得体的低领口连衣裙，走起路来真如风摆杨柳，头发如丝丝柳丝随风飘动，裙摆如莲叶托起一朵亭亭玉立的荷花，美得让我这个年轻女子也用目光追随她许久，遂决定也要留披肩发。

这之后一直是长发披肩或扎马尾。

留披肩发或马尾的一个好处是可以随意转换发型，扎起来就是马尾，放下来就是披肩发。基本上不用去理发馆。

两手空空出国后，一分钱恨不得掰两瓣花，更舍不得去理发馆了。不仅仅是女士不去理发馆，男士们也不去，基本上是朋友们互相帮助理发。有一位来自上海的朋友，他理发技术很好，又乐于助人，我老公的头发基本上他全包了。他还会给自己理发，居然理得似模似样。我们在新加坡七年，一次理发馆也没有去过。

在新加坡期间，曾经在一次回北京时去了一趟理发馆。那时已经不叫理发馆了，叫发廊。一位青年男理发师为我洗头、剪头发、吹头发、还加按摩，服务那个周到，让我感动。一间普通理发馆的服务和美发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80年代北京最好的理发馆--位于王府井的四联理发馆。那位理发师操外地口音，却服务周到技艺精湛。为了感谢他，我拿出10元钱给他，说是小费。他拿着那张钞票看了半天不明白什么是小费。我告诉他就是为了感谢他而额外给的钱。他犹犹豫豫地接了钱，放到了自己的口袋里。中国的美发行业此时已经在与世界接轨，但是还带着淳朴与惶惑。

1997年到加拿大后，由于有了新加坡的积蓄，把钱攥得不那么紧了，也舍得去发廊打理头发了。但是去的多是华人理发馆。一次去看家庭医生，医生的助理头发怪怪的，她告诉我，她到一间西人的发廊里剪发，西人大概不太把握得准华人的审美和华人脸型与发型的搭配，就给她弄成了一副怪模样。听了她的抱怨，吓得我不敢问津西人发廊。直到现在我在多伦多住了23年了，从未去过西人发廊。

在1998年我在多伦多买房子时，与房子的屋主闲聊，我夸奖女房主的发型漂亮，她告诉我，是她的美发师给她打理的，而且她20多年来一直用同一个美发师。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如此紧密的服务关系呢？后来，我也找到了一个理想的美发师，而且在他那里剪头发也已经13年了。在此之前我找发廊剪头发很随意，想剪头发了，就去找发廊，哪间人少就找那间，为的是减少等待时间。后来渐渐发现理发师的技术太重要了。剪得好的，可以增加美感。剪得不好的，可以瞬间把人变丑。我后来跟随的一个姓崔的美发师告诉我，发型是改变人的外貌的一个重要因素。发型要与人的脸型和气质搭配，他建议我剪一个鲍?型的发型，说是与我的脸型气质很搭配。

鲍?发型可长可短。崔师傅常常会为我剪出稍有变化的鲍?头。有一次他剪的发型前面长后面短，后面呈斜坡型，是一种很古典的发式，我的一位西人朋友夸奖我的发型漂亮，而我老公却说后面看上去像鸭子屁股，哈哈，审美品味差距很大啊。

崔师傅还是一个铁杆的普世派，对文昭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知道文昭住在多伦多，他托话说，谁要是认识文昭，请转告他，我愿意一辈子免费为文昭理发。好一个有正义感对理发师。

2016年我回北京，住在中关村。在中关村的一间发廊里剪头发。见识了中国发廊的惊人变化。同样是一个年轻男理发师为我剪头发，同样操着外地口音，那个嘴皮功夫比他的理发技艺不知高出多少。忽悠我用什么套餐：洗、染、焗油、剪、吹、按摩等等一大堆，花了400多元，三个多小时，剪出的头发与崔师傅15加元剪的效果差了许多。忽悠人的骗子让我厌恶，想起了20年前那个不好意思收我小费的年轻人，深感时代的变迁是多么深刻！不幸的是，初到北京的外地人的那种淳朴、真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却是欺骗和忽悠顾客的狡诈者。悲哉，我记忆中的美好再难寻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