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四三年

近几年回国，帮妈妈整理她的文稿，输入留存。对这篇《我的一九四三年》印象尤其深刻，让我对过往的历史从平民的角度了解更多。

我的一九四三年

  1943年距今已有七十多年了，七十多年前的那一桩桩往事，七十多年前我的那段经历，使我终生难以忘怀。

  1943年，那时我还不满十三岁。那一年我跟随母亲离开已被日寇占领的上海，通过重重封锁，迂回曲折，跋山涉水，逃难去重庆。居然经过了苏、浙、闽、赣、湘、桂、黔、川南方八个省，历时整整半年！那是一段奇特而艰辛的路程，那一路使我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让我看到了多灾多难的祖国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阶段的一个侧面。那真是“国破山河在，人民苦难深”啊！
 

我们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呢？那就要从1937年说起。“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侵占了华北，继而向南进犯。当时父亲大概知道国民党以“退让求和”，还在让德国大使陶德曼与日本“调停”，希望像1932年淞沪的“一二八”事件那样打不起来；所以就把母亲和五个儿女先送到上海法租界避难，他只身一人回到南京。之后日本侵略军明火执仗，打到杭州湾，在进攻南京之前，父亲才随国民政府去了武汉，武汉失守后又去了重庆。可是当时二哥正在上高中，他坚决不愿去上海外国人的租界里避难，他就留在南京，后来随镇江中学西迁到四川的合川入国立二中。而大哥到了上海后，看到全家挤住在一间屋“逃难”，很不愿意，过了三天就独自去安徽颍上大姑姑家，又转到武汉考上大学，继又转到重庆的中央大学。本已上大学三年的大姐，在上海法租界住了半年，听说大学已经西迁，她也经江西九江去了成都上四川大学。这样留在上海的就只有母亲、二姐和我三人相依为命了。

“八一三”日本侵略军从吴淞口进攻上海时，我们亲眼目睹日本飞机嘶吼着掠过法租界的上空，向南市中国地区扔下炸弹；看到很多难民从租界边的铁栅栏外挤进法租界，而被法租界的安南巡捕持枪把他们赶出去；英租界街上到处是头缠红布的印度兵在巡逻，在外滩公园和洋人俱乐部前竖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禁牌；到虹口区（日租界）必经的外白渡桥上，更有拦路的铁丝网，过往的中国人必须由日本兵搜身“抄靶子”，才能通行！在法租界，最繁华的霞飞路上有“白俄”开的酒吧间，法国夜总会；辣斐德路上有供洋人娱乐与赌博的赛狗场，亚尔培路上还有回力球场，这些地方也常有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醉生梦死的中国人出入；甚至就在我们所住的金神父路弄堂里，那些白俄妓女半夜走过，喊叫黄包车“Ricsha”的嘶哑声和高跟鞋敲击路面的咯咯声都常在我童年的睡梦中廻响！

到了1940年，二姐在上海女子中学上学时，由于校长常常发表爱国抗日演讲而被日本特务暗害；学生们非常激怒，二姐在学校里比较活跃，参加了不少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学校老师，地下党员的引导下，那年暑假，她没有告诉母亲就离开了上海，去茅山地区参加了新四军。

几个月后，母亲从回上海的二姐同学处打听到她所在部队的活动地区。从未出过远门的母亲竟不顾安危，通过敌伪封锁线重重盘查，只身前去探望。母亲憎恨日寇，拥护抗日，但并不了解新四军，本意是要把二姐带回上海的。可是到了茅山根据地，她亲眼看到了抗日根据地民主进步的新景象，亲身感受到新四军军民团结、官兵一致的好作风，看到部队干部都是朝气蓬勃，有文化的青年，有着坚信抗战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她深明大义，开明豁达，终于改变了主意，放心地让二姐留在了新四军。母亲回上海后说：“新四军是一心抗日的，你二姐的心向往抗日，即使我把她带回上海，她还是会去的。” 母亲把她在茅山根据地的所见所闻讲给我听，比如看到新四军战士们在帮助老百姓收割稻谷，看到姐姐在教战士们和老百姓唱抗日歌曲。母亲还说：“当地老乡对新四军也非常好，还专门把一家娶新媳妇的住房让给她住，那晚盖的新棉被，使她身心感到特别温暖。”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各租界都被日寇占领，满街飘起了日本膏药旗，学校里一律都要学日语，我们过起了不能随意行动的亡国奴生活。起初靠母亲当小学教员的薪水尚可维持生计，后来只得寄居在一个经商的亲戚家，由母亲帮他家照管孩子的学习，勉强供我上中学。这种既当亡国奴又寄人篱下，忍辱受欺的日子怎能过得下去呢？我提出要去茅山根据地找二姐，母亲说：“你还太小，抗日部队要打仗，经常移动，我们不能拖累他们；听说他们现已转战到江北，也无法联系了......” 她考虑再三后方说：我带你去大后方重庆找你父亲吧。于是，1943年夏，年近半百，身体瘦弱的母亲就下决心借钱筹路费带我离开上海！

当时，恰好母亲的朋友吴师母带着四个孩子也要去重庆，她已经联系到重庆胡庆余堂药店有两位到杭州，上海来采购药材的师傅可以给我们带路。这样，1943年7月初，我们就由黄浦江边十六铺码头，乘上去宁波的小轮船，沿黄浦江，出吴淞口，离别上海，踏上了旅程。
 

我们经过浪涛滚滚的东海，越过杭州湾到宁波。在一个小旅店里才见到胡庆余堂药店的两位师傅。一位四十余岁姓戴，是位账房先生，另一位五十多岁姓余，是药店的老伙计。他们受托还带着两个男孩同去重庆，一个是重庆胡庆余堂郑老板十岁的儿子，另一个姓张，是高中毕业要到重庆去上大学的青年。戴先生把这两个男孩和我们母女，余先生和吴师母一家分别装扮为两家人一路同行。

由于1942年日寇已占领浙江宁波、杭州、金华，并攻陷了衢州等大城市，依托铁路，公路交通线作为封锁线，沿途岗哨林立，设置重兵把守，而在温州以南还有大片国军控制区。为通过封锁线，我们只能从宁波南下，走乡间小路，沿海边小村镇绕行去温州。

那时正是七月流火的酷暑季节，我们一行十多人，加上雇请的四五个当地挑夫，挑着大袋药材和行李经浙江鄞县、横溪到象山港边的一个小渔村松岙。这一路在天台山以东，有山丘、溪水和稻田，山清水秀，竹林茅舍，景色宜人。对于从未离开过大城市的孩子们来说，既感十分新奇，又是初历艰辛。我们在经过县城和大的镇子时， 遇到过几次汪伪军的盘查，都是由戴先生悄悄给伪军塞些钱，说是采药并送家眷回乡，就通过了。这一段总共一百多里路，大约步行走了两三天，夜晚在农村寄宿，清晨立即启程，酷暑时分，常常走得汗水湿透衣衫，渴热难忍。幸好乡间小路上，每隔十里八里路边就有个竹木搭起的茶亭，可供给人歇息。有的林间茶亭里还安置了大缸，倒满了去暑的藿香叶水，供过路人饮用，这样我们一行人走走，歇歇，好不容易到了松岙。

那时象山港口有日寇重兵据守，松岙只是象山港口内的一个小渔村。从松岙上船，乘坐的是宽约两米多，长五六米的小篷船，船舱里可挤坐十多人，行李药包堆放在船尾。这种竹篷船船尾有个小柴油机，由船老大把舵操作，逆流而上，向象山港内南岸另一小镇桥头胡行驶。象山港湾风急浪大，小篷船在港湾里左右摇晃，起伏跌落，船头另有两三个船夫用竹篙木浆来回撑划，避免与其他船只碰撞......   这一天船上有人呕吐，有人晕船，只见船舱里的杂物、水杯来回翻滚，无人去管，多数人蜷缩在船舱里狼狈不堪。到了傍晚，才到达桥头胡上岸，寄宿在几户渔家。渔家用港湾里捡拾的海菜，咸菜接待我们。记得当时多数人只是吃点泡饭充饥，赶快躺倒休息。第二天休息，白天看，桥头胡虽说是个镇，其实还是个渔村。渔家多半是土墙草房，难得有几户瓦房，家家户户门前晾晒这渔网、鱼竿。大约因为常有做生意人和逃难人群经过，他们看我们长裤短衫，农村人打扮，也习以为常。这一天由戴先生交代渔家给我们做了一些饭团和小咸鱼，咸菜等干粮，准备次日又要步行。

我们从桥头胡步行经宁海到三门（即海游），又走了两三天，从三门乘小轮船出三门湾，沿海边到台州，从台州又乘船到温岭。到温岭是恰逢台风，只得停留几天。当时看到温岭街头，大树被台风刮得连根拔起横躺在路上，居民撑着油布伞，脚穿桐油刷过的木屐，艰难地在雨中行进。这是我们从未见过的景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在温岭的小旅店躲避了两三日后，又从温岭乘小轮船绕过玉环岛，终于到达了温州。

我们被安排住在温州郊区离瓯江口不远处一个叫琯头的小镇上。当我们正庆幸已到达国统区，可以不再担惊受怕，可以与重庆发电报联系并计划下一段的行程时。胡庆余堂的两位师傅在清点所带药材时却发现放在药材袋中的名贵药材两只犀牛角已丢失了！这时我们才知道，他们不辞辛苦，长途绕行采购药材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了这两只犀牛角！他们分析在船上药材不离人，犀牛角应是在挑夫同行住宿时丢失的。为了追寻这两只犀牛角，他们必须从原路回去，通过所雇挑夫的帮会组织去查找追回。这样，只得让我们“两家人”在一个货栈楼上租房子暂住等待他们回来。

在等待的日子里，除了母亲和吴师母外，七个孩子中只有张家大哥与吴家大姐是十八九岁的高中毕业生，他们就成为主要劳动力了。为了节省这意外的开支，我们借了货栈的炉灶，每日买菜做饭过日子，也不敢离开琯头一步。

琯头在瓯江口，江边码头有不少船只停泊，江中有一个小岛，岛上有一座方形的塔。夏天暑热，傍晚时我常随母亲到瓯江堤岸边去洗衣服。洗完歇息时，看到江边樯帆林立，夕阳映照着岛上的方塔，落日渐渐西下，江上满天晚霞，那美丽如画的景色常使我们流连忘返。最使我高兴的是在这里再也看不到日本旗了，可是妈妈却常叹息一声说：“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啊！那时我已知道这首诗的后两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常使妈妈伤心的。

在琯头，我们常遇见在江边洗衣服的妇女和邻居家的温州老乡，起初我们听不懂温州话，渐渐我能找到它与上海话有些相近的规律，就和他们有了交流。他们知道我们是逃难来的，就说：你们就住在这里吧，这里没有日本鬼子兵，何必再往远处去？他们哪里知道我们是假扮的两家人，在温州无依无靠，何以为生呢？

在温州度日如年的等待，终于有了尽头。一个多月后，戴先生和余先生回来了。他们总算是在回去的路上通过帮会关系，费尽心机找到了偷犀牛角的挑夫，取回了两只犀牛角。母亲与吴师母也由张大哥陪同通过电报与在重庆的父亲和吴伯父取得了联系。他们还是托重庆胡庆余堂的老板照顾我们，并建议尽量从公路乘车到湖南衡阳，然后乘火车经桂林到重庆。

于是，我们一行十余人就由温州乘船沿瓯江逆流而上到丽水，然后计划乘长途汽车由公路经云和、龙泉再翻山越岭到福建省的浦城。这一路在浙江境内印象最深的是瓯江的水流越往上游越来越窄，经大溪，小溪到丽水一段，水流清澈见底。在船头，我趴在船边，可以看到河底的鹅卵石，手伸到河里，清澈透明的流水穿过手指缝，柔顺凉爽，沁心舒畅。抬头仰望，溪流的一旁是高高的山岭，可能就是浙江南部的括苍山吧！在我看着周围的景色时，妈妈叫我回船舱，她指着船头不远处，让我看船边岸上几个拉纤的纤夫；他们赤裸着上身，只穿条破旧的短裤，背拉着船上的纤绳，赤脚在泥沙石块上拉着小船。他们的肩上有深深的伤痕，佝偻着腰，默默地一步步艰难前行！哎呀，我怎么没有注意到他们？妈妈说，河流越来越窄，我们的大船换小船后，一直是纤夫在拉着小船前进！我突然震惊，在上海我虽然听过二姐唱伏尔加船夫曲，也听过黄河大合唱中的纤夫曲，可是亲身经历，看到纤夫拉着乘载着我们的小船，如此艰难的前进，这还是第一次！我感到十分愧疚，感到自己似乎长大了一些，因为是妈妈教我看到了苦难的中国，生活在底层的苦难的人民。
 

我们到丽水后，就开始改乘长途汽车沿公路行进了。此后差不多每过一个省都要换乘几次汽车。这种长途车十分破旧，只有一个门上下旅客，车内中间有条狭窄通道，两边是几排木靠长椅，可乘二三十人。车顶上有短栏杆，上面堆放捆绑着行李货物。当时大概是汽油奇缺，每辆车尾都有一个烧木炭的小锅炉，似乎是靠烧木炭使它变成煤气或燃气，通过管道驱动发动机使车辆前行的，我们都叫它“木炭汽车”。

从丽水经云和和龙泉后，长途汽车就开始翻越崇山峻岭走弯曲颠簸的盘山公路了。汽车每到有溪流河水的地方，必须在几个圆筒里加足了备用水，爬山时要提前加水。车爬不动时，还要车上的人都下来，由成年人来帮助推车；因此，走走停停，十分艰难。我们过一站，住一夜小旅店，每天都要把行李从车顶上取下，晚上打开小铺盖卷；次日清晨五点钟，又要捆好小铺盖卷，由同行的壮劳力帮助把行李和药材袋再搬上车顶，开始第二天的行程。母亲体弱，每天清晨捆小铺盖卷的事，就由我来承担了。

从龙泉经过浙闽交界的八都后，就进入福建省了。

在到达福建浦城之前的一天，早晨山间浓雾弥漫，木炭汽车只能开着车灯慢慢盘山爬行。我们的车颠颠簸簸，小心翼翼，汽车沉重地喘息着拐来拐去；过了一阵，车在雾中行，忽闻山上有鸡鸣狗叫声，司机松了口气说，快到山顶啦！这时才看到车子穿过浓雾，而山顶是一片灿烂的阳光，阳光下有竹篱茅舍的几户山村人家。车辆停下，乘客们都下车休息。我们一群孩子看到周围山间浓雾似云海，雾海中的群山如大海波涛中的大小岛屿，远近绰约，煞是好看，都高兴得欢呼起来。这真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奇景啊！我恍然大悟：噢，国画中的峻峭山岭，浓墨泼雾，原来都是从真实景色中得来的！再看这山上人家，家家户户草房屋旁都堆满了干柴垛，妇女孩子都穿的十分破烂，有的男子汉正背着两人高的树枝干柴从山上下来......  妈妈对我说，他们大概都是樵夫或是采药人，住在这大山深处，要从山上下去买粮食油盐，生活是多么艰难啊！

从浦城的崇山峻岭下山后，曾经过南浦溪和建阳的崇阳溪。有一天，木炭汽车停在溪水边加水，乘客都下车等待。我听到张家大哥和吴家大姐惊诧地说，这个渡口恰恰就是赤石渡啊！他们见我已是个初中生了，就悄悄地告诉我：1941年初， 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把新四军军长叶挺和部分新四军干部战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 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为打通浙赣铁路，长驱直入，逼近上饶。国民党匆忙向闽北奔逃，把上饶集中营被捕的新四军干部战士押解到福建北部，这些新四军战士就是在赤石渡渡河时，发起了“赤石暴动”，有些战士牺牲了，有40多人胜利冲上了武夷山。他们是前两年从上海的报纸上看到过这些消息。而我则是第一次知道国共之间的矛盾，也是第一次知道附近的山岭就是著名的武夷山。
 

从建阳经邰武、界首，仍旧是一路乘木炭汽车。记得那一天进入江西境内的光泽时，已是傍晚了。县城外的小镇上已是灯火阑珊，小旅店门前挂着灯笼，伙计们在门前招揽客人。我们住进小旅店后一看，旅店的房舍全都是由粗毛竹搭建的，不仅墙是由竹篱笆搭成，房顶上用的也是竹樑、竹椽；竹瓦是用剖成两半的粗竹子，一排排上下反扣盖成，很有特色。屋内的用具更不用说了，全是竹床、竹凳、竹桌、竹椅，甚至连油灯都是用半截竹筒制成的。那一夜，记得月亮很圆，很亮，天气比较凉爽；床前的明月光吸引我走出旅舍，门外真是月色似水，如银泻地啊！再看周围有池塘，有大片的竹海，阵风吹过，竹涛声声，如梦非梦，恰似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那时我确实想过，古人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而我的故乡呢？上海、南京早已在日寇的铁蹄下，我小小年纪，都已是无家可归啦！

从光泽经黎川后，在江西境内，我们朝行夜宿仍一路车坐着木炭汽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好几个地方：

记得在南城附近的盘山公路上，我曾看到山崖石壁上，虽经刀砍涂抹，仍刻有“红军万岁”，“红色苏维埃万岁”等标语。经过雩都城外的贡水河时，曾看到那道虽然简陋却很有特色的雩都桥；我悄悄问过张大哥，他说他看过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这都是红色苏维埃，红色根据地留下的劫后遗痕，雩都桥就是红军被迫离开江西“长征”出发时经过的。

后来我们还经过兴国、泰和、永新到江西，湖南交界车处的一个名叫界化陇的小镇。张大哥告诉我，这大概就是罗霄山脉的井冈山下，这也是红军最早建立的红色根据地...... 当然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么多。这些都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有关共产党和红军的故事，虽然仅是片鳞只爪，但却记忆深刻！

五．湘桂铁路印象

从界化陇途径茶陵、耒阳，我们终于到达湖南省的衡阳。这是国民党军经过三次长沙会战后，才保留下的一片湖南的土地。

这时已是深秋，我们一行在衡阳匆匆而过，那时常看到日军飞机掠过上空，扔下炸弹。在兵荒马乱中，我们只求能尽快穿过贵州到达重庆。

当时我家有位伯父（父亲的堂兄）正在衡阳湘桂铁路上工作，只得求助于他。他说，从衡阳去重庆，长江一线已被日寇占领，只有绕道桂林去黔、川了。我们知道他的家眷儿女仍在沦陷区，他只身从长沙撤到衡阳，虽是位工程师，却穿着破旧的棉袍，已饱受战乱的困扰......   经过几日奔波，他勉强为我们十来个人代买到从衡阳到桂林的火车票。他说，到了桂林，怎样再去金城江，独山的火车票，就要靠桂林的另一位亲戚，这就是目前唯一可通黔川的路线了。

那时湘桂铁路的火车，还是烧煤，靠蒸汽发动的，车身陈旧，路况极差，车上一律是木条座椅。乘客大都是从沦陷区逃难出来的，男女老少拥挤不堪。我们虽有座票，但只能是妇女孩子挤坐在一起，余先生、戴先生就只能挤靠在药包和行李上了。

车上逃难的老乡，各省都有。据他们说，1943年初长沙第三次会战，国军大捷，日军败退，湖南境内还算是安定。日军主要想从宜昌威胁重庆，战事集中在湖北西边，长江三斗坪一带。可是近日，常德方面又传说要打大仗，怕日军飞机轰炸。所以老百姓只能向湖南南边撤逃。

我们从衡阳开始乘火车，经过冷水滩，全州到达广西桂林。这一路，铁路沿线，车站破落，火车也是走走停停。到桂林后，我们挤住在一间小旅馆里，由母亲带我去见陆家另一位堂叔，他也是一位工程师，就在桂林铁路上工作。

他告诉我们，那时的桂林，是在桂柳大会战（1939年冬 - 1940年初）之后，当时日军在北海湾龙门港登陆，攻占钦州、防城，妄图沿邕钦公路北犯，侵占南宁以切断桂林至越南的国际交通补给线。由于昆仑关之役，国军第四战区以劣势兵力与装备，同强势的日军展开殊死激战，保卫了独山至百色一带的战略要地，阻止了日寇进入黔川的大门，才获得暂时的安定。但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又侵占了香港，许多滞留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经长途跋涉来到桂林；而在湖北，湖南，全国各地逃难而来的老百姓也都聚集在桂林，都想经过柳州，金城江，南丹，独山北上黔川。所以那条小铁路上也非常拥挤，以碧罗簪似的群山，一江清澈的漓水，闻名天下的桂林，也呈现着战时的纷乱景象。

那位堂叔费尽心机为我们买到了去金城江，独山，贵阳的火车票，并送我们上火车。临别时他说，过不久，我们会在重庆见面的！我记忆深刻的是那位叔叔家有位漂亮的婶婶，但她因腰椎有病，行动不便，围腰穿着一件“铁”背心。哪知到了1944年底，日寇攻陷桂林，一直打到独山。我们在重庆再见到堂叔时，那位婶婶却在撤退逃难途中，不堪苦累折磨，已经病逝了！

离开桂林乘上经柳州到独山的窄轨火车，车厢里只有两排相对的木条凳，行李杂乱地堆放在架上座下，很多人只能蹲坐，站立在中间。我记得有一位军人让座给母亲和我，他说这是进贵州，去四川的要道，早晚还会打大仗，他就是去金城江，独山执行任务的。


六．山路崎岖的贵州

火车从独山北上就进入贵州省了，这一路火车越过了苗岭、云雾山，在崇山峻岭间，火车首尾有两个火车头，交替来回牵引着车身上上下下攀山而行......   我们疲累不堪，连吃饭，喝水，上厕所都很艰难，更顾不上去看车外的景色了。而经过都匀、贵定、龙里到贵阳的路上，只感到破旧的车厢摇摇晃晃，车外云雾朦朦，山影幢幢，深刻体会到贵州真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夜郎国”啊！

到贵阳后，经电报与父亲联系，又托了一位在贵阳广播电台工作的父亲的朋友黄伯伯，由他代我们这十来人购买从贵阳通重庆的公路交通车票。这一路又开始乘坐木炭汽车。经息烽、刀靶水、遵义、娄山关、桐梓、凉风垭，松坎进入四川綦江。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路正是红军北上长征途中曾经过的路程，又是同行的张大哥告诉我，他从《西行漫记》上读到过这些地名。如刀靶水，就是弯曲如刀靶的乌江渡口，两岸乌蒙磅礴，渡口水流湍急，红军是怎样避过川军，黔军的前堵后截，机智勇猛渡过乌江的；而遵义，又是红军曾两次入城，在这里开会，确定北上抗日路线的......

我们乘木炭汽车过娄山关时，只看到两峰夹一关，地势十分险要，车行非常艰难；到了凉风垭，看到下山有七十二拐，每一拐都惊险陡峭，我们坐在车上也感到胆战心惊，有时还要下车走上一段盘山路，才能下得山来，经过桐梓到松坎。

当时对于红军长征，只是像听故事一样，知道片片断断，星星点点；直到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看到新华日报刊登的红军长征诗，娄山关忆秦娥的词，才知道“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重头越”。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地方都是我1943年走过的，此情此景也是我曾见过的地方！
 

我们乘坐木炭汽车，很不容易地走完了乌蒙磅礴的贵州的路程。只记得在贵州四川交界处，山区一个小站叫石门坎，我们住在山坡边的小旅店。这旅店是竹篱笆糊上泥巴为墙，木质椽樑覆盖薄瓦为顶，是抗战时期重庆比较典型的房屋样式。旅店门前挂着红灯笼，最有特色的是它门前的对联：“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它正道出了过往旅客经历长途跋涉后，急于投宿，忙于赶路的心情。

由石门坎乘车进入四川，经过綦江，巴县，九龙坡，我们一行终于到达了雾都重庆。

当时，从长江南岸北望，我第一眼看到重庆，那苍茫暮色中的山城，在朦胧薄雾中，恰似一个半岛，山坡上层层叠叠，高高低低，布满了竹泥茅舍，崎岖小路。转瞬间，天色渐暗，幢幢房屋里闪现星星点点的荧光，那副万家灯火的美景，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那就是我心目中抗战时期的重庆。

屈指算来，我们从上海出发逃难时，是1943年7月流火的酷暑，而到达重庆时已是1943年12月，接近年底的冬季；我们经过了苏、浙、闽、赣、湘、桂、黔、川八省，行程约万里，历时共半年，才到达重庆见到父亲。这就是我的“小长征”，我难忘的1943年！

（按文中记叙，把当年妈妈和外婆从上海十六铺码头出发，从夏天到冬天，历时半年，沿途经过八个省，几十个县、镇村落，最终到达四川重庆的艰难行程粗略作图如下）





 



 

留存上海市地方志有关女子中学资料

• 19～20世纪初外国机构办的女子学校情况表
• 上海解放前国人创办的女子学校(市区)情况表（其中介绍1931年吴志骞创办的上海女子中学 ）
• 解放后上海市女子中学情况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