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78年两年高考

还记得那年秋天，我已经在京棉二厂做了近两年的前纺挡车工。突然传来的“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消息再一次唤起我上大学的梦，这是1977年10月21日。

其实从1972年上高中开始，我们就不断听到有可能恢复高考，大学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从工农兵中招收，另一部分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录取的小道消息。但消息从来没有变成现实。几年前的高中教科书，我一直留着。还曾经带到乡下去，只不过早就放到箱子底了。

时间太紧张了！北京的高考时间定在12月11日 - 13日，我们只有几个星期的准备时间。每周的早班，中班，夜班得照上不误，下班后的会议活动也要参加，属于自己的时间少得可怜；数学，物理，化学，语文，政治，英文都要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按书匆匆走一遍，做些笔记，做些练习，心里一点底都没有。知识丢了三，四年，脑子像久未擦油的机器，转不动。常常在床上看着看着就睡着了，钢笔倒在床铺上，笔尖漏出的墨水把被单弄得到处都是蓝印记。赶上夜班，同事们下午都回六人一间宿舍睡觉，准备晚上上班，同屋的小王秀珍本来就睡觉轻，听到哗啦啦的翻书声怎麽也睡不着，无奈向我提出“抗议” ，我只好躲到外边看书、做题，后来换到了另一间宿舍。

７７年高考，我是在京棉二厂大食堂后面的八里庄中学参加的。懵懵懂懂考完，觉得考题不算难。印象中那年的语文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数学题目有一道就是高中数学书中的例题；但是我复习不到位，居然没有全做出来。当时有一种不服气的感觉：要是有多一点时间复习，我肯定能做对，考好！

如果我没有记错，那一年是先报学校，后考试。我报的都是北京的学校，也都是清华，北大一类的重点大学。那是圆多少年大学梦的一种冲动，似乎根本没有考虑过能不能考上。

我的成绩不算好，过了北京体检分数线，全二厂参加体检的没有几个。但是我报的学校录取分数线都高，还是够不到。７７级入学是７８年３月的事，大食堂的刘苏亚去了北大中文系，筒捻车间的吕锡勇去了华东纺织工程学院。当年留在头号大队的老L考上了清华大学，分数整整比我高了近６０分。真是羡慕他们啊！

要是报几个外地的学校，７７年应该是有希望的。长春舅舅家的大表哥去了鞍山钢铁学院，小表哥去了吉林大学，他们的成绩没有比我更好。那年，全国大专院校只从５７０万考生中录取了２７．３万新生，录取率不到５%。

看到一过篇七七年考生的文章，深有同感：

“ 我一直觉得七七级跟其他年级有点儿不一样。不是因为我是七七级的就这么说。首先七七级进校就跟所有其他年级都不同。从文革开始到恢复高考，中间有十年空白。在这期间大学要么关门，要么进不进大学与读不读书一点儿关系没有。只有那些真正想读书又爱读书的人，才会在政府反复明确宣布书最好不读，读也白读的时代，不抱任何功利目的地为读书而读书。要不说七七级有点儿书本气呢。读书在当时可能只是排遣或爱好，但却无意中为那场姗姗来迟的高考打下了基础。要知道，从1977年10月21日宣布恢复高考，到1977年12月10日开考，中间只有六周时间，根本没有时间从容准备。因此，那次高考拼的是老底，拼的是到工厂到矿山到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然而书本没丢基本功还在。有的七七级同学觉得自己能从570万考生录取27.3万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一定很聪明，素质高，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七七级胜是胜在小李飞刀出手快，跟聪明不聪明没关系。又有人说77年的试题特别浅，所以七七级占了便宜。这种说法也有问题：竞争都是横向的，胜负定于一拚。纵向比没有意义，就像你不能说你现在知道相对论就比牛顿聪明一样。七七级的同学会说，给我一点时间复习，我会考上更好的学校。所以还是那句话，77年考试是一个突然袭击。面对突然袭击，仓促上阵，能够攻城拔寨，就算七七级对此有点儿得意，也不能算目中无人忘乎所以吧？有贾岛“剑客”为证：“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试君，谁为不平事？”。

下一年高考在78年6月，我想再试试。

我曾经有过短暂的犹豫，找来历史，地理等教科书看，拿不准是否要改考文科，也许考好的机率更大。自己知道: 相对理工，我的兴趣和长处在文科，数理化虽然一直成绩不错，但要花费更多的气力。爸爸妈妈做了多年编导，记者，文革中吃了苦头，认为这个职业受限太多。他们当时一直鼓励我和妹妹学习自然科学，不要再走他们的老路。我一向不善于死记硬背，要记的东西从来都是写个提纲，脑子里有个大概其。77年捡起来的都是数理化，现在看到大本的历史，地理，政治真的有些头疼，最后还是决定不改。

这时二厂纺织技校的老师们开办了各科高考补习班，印象最深的是数学佟老师，化学李一玮老师，物理周老师的课。

纺织厂上班，要在机器轰鸣中不停的走巡回，按操作规程接线，换桶，马虎不得。我只好把英文单词，化学元素符号，数学公式写在小纸条上，放在工作台的角落，找机会瞄上一眼。下了班，匆忙赶到技校教室上课。刚下了八小时的班，又乏又累，坐在那里直打瞌睡；特别是下夜班，第一节课是铁定要睡着的，第二节课才能清醒过来听课。老师深知我们的窘境，从来不训斥，不叫醒，只是把知识讲了一遍又一遍。

文革开始时，我只有10岁。那些年一会儿学工学农，一会儿搞批林批孔，正经上课没有几天，更别说系统学习知识了。好容易邓小平出来工作，恢复高中。高一热火朝天地学习了一阵； 可高二那年出了个张铁生交白卷，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又下台了。老师不敢教，学生也没心学。唉，我的千疮百孔的初中，高中生活！

我们上的是一所郊区的农村中学，尽管老师很努力，但学校数学力量相对薄弱，我们的基础知识缺的不是一星半点。这是后来学机械的我，学计算机的老L和学化学的妹妹都深有体会的。

在佟老师的数学课上，我慢慢有了系统的数学概念：初等代数，初等几何，平面三角，球面三角，平面解析几何，立体解析几何，微积分...... 但还是差得太多了，几何始终是我的弱项。

我的桌上一直有一本破旧的绿色软皮小书《数学手册》。是1978年由四川矿业学院数学教研室修订，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翻开第一页，是那时出版的书都有的一段毛主席语录: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现在读来，真是有些耐人寻味。这本小书跟着我高考，上大学，工作，漂洋过海。现在和孩子讨论问题时，我还会拿出来查查。

时间过去了很多年，回首往事，我还是觉得77年，78年高考是我做过的最艰难，也是最有动力，终生无悔的事。

进大学时，我已经快二十三岁，是现在孩子们大学毕业的年龄了。78级和77级很相似，班上年龄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十好几岁。

“大姐”辛玉梅来自北京公安局，已经是个孩子的妈妈了；“二姐”赵希玲在内蒙东乌旗牧区插队多年； “大哥”代国平工作过很多年；刘安钢，盖杰当过兵；董西皋是毕业后进工厂的70届初中生；刘玉民曾在法院工作；我和雷晓萍，鲍洁，张莉，吴秋红，牛荣华，梅青，任丽，赵红，王世英，叶奇.......差不多大，几乎都有下乡插队，或工作的经历。当然还有不少像王金平，矫捷， 施洪，李虹，朱云清，宋耀杰，邓凤珍这样刚满十八岁的应届毕业生。

刚入学的几次摸底测验，一些题目做不上来，成绩也就是60，70分。我有些沮丧，感到脑子像缺了润滑油的机器，转不动了。但又很不甘心，除了听讲，勤问，和同学们讨论，大量做练习，还找来不少课外书阅读，拓展知识面。

应届生王金平，家里也是部队的，跟我挺说得来。 他那时还是个大男孩，聪明，爱动，好玩。期末考试他好像有一门功课不及格，要假期补考通过。我问他干吗不用点功，一次通过，又不是没有这个能力？他笑笑说，下课不想做功课，这儿看看，那儿玩玩，时间就过去了。尽管我的各科成绩比王金平好，可做毕业设计时，他的设计想法挺灵，脑子中的机构很多，比我强得多。

要说我们这些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才考上大学的“老学生们”，还真不容易。“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们的各科成绩很快赶了上来， 名列班上前茅。很多人后来成为各自单位的领导，专业骨干。

大学四年，同学们相处不错。假日里相约到郊区，北戴河，承德等很多地方去过。
毕业前一年的那个暑假，雷晓萍，董西皋，矫捷...我们几人从北京乘车到天津塘沽；乘小海轮到山东烟台，蓬莱，长山岛，青岛；再乘大海船到上海；又乘长途车，运河船或江轮到江苏南京，无锡，苏州，杭州，黄山。具体的顺序和行程不记得了，但是我们极端节俭，非常开心，也长了些见识。印象最深的有几件事。

好像是在到蓬莱的长途汽车上，几个男生和同座的一位解放军参谋聊得很投机。参谋向我们推荐长山岛，半月湾很值得看，还写了条子介绍我们去部队招待所住。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

那时的长山岛还是军事要塞，上岛后看不到什麽人，营房里偶尔见到几个战士忙碌的身影。当年的人真是单纯，淳朴。我们凭着一张便条就受到热情接待，还跟着渔民的小船出海捞鱼。招待所的饭菜虽然简单，但是有新鲜的黄鱼，海产足以让我们几个受宠若惊。

第二天我们去了半月湾。其实，在海边叫半月湾的地方很多，这个蓬莱附近的半月湾位于北长山岛北部。形如名如一轮新月，依山傍水；周围山峦碧绿，海水翠蓝。记得当时战士们告诉我们半月湾水下坡陡，暗流湍急，千万不能下水游泳，这让我们感到扫兴。但接着看到海滩上有一道长达千米，宽约几十米的彩色石带，又让我们欣喜，惊奇！这些鹅卵石多呈圆形或椭圆形，或乳白色或色彩斑澜，晶莹剔透。这是我后来在其他地方的“半月湾”不曾见过的。

也是在山东，有一天中午我们在个小饭铺吃饭。一位老爷爷和我们聊天聊得挺起劲儿，忽然他的脸色变了，指着矫捷T恤上的图案问：“那儿有中国旗，怎麽还有小日本的膏药旗？”矫捷解释是他父亲参加中日合拍的大型纪录片“长江”的服装标志。老人说:”你们不懂，我一看到那膏药旗，就会想起小鬼子在村子里烧杀抢掠的事儿，全身发抖啊”！

我们那时都是穷学生，记得只有工作满五年的董西皋带工资上学。我因为下乡插队不算工龄，有了三年学徒工资后现在又要靠父母交学费，生活费了。另外几个同学和我差不多。这趟行程那时不叫“旅游”，叫“玩”。我们非常节俭，所到城市，能找到亲戚朋友家可以打地铺借宿的，决不花钱住宿。那天晚上到了上海，我要先到亲戚家看看有没有可能找到我们几人的住处。就和同学们说好，他们先在街上转转，先对付一个晚上。后来姨婆要我们去她家刚刚退还的一间房子住，我找到同学们，他们居然在停在街上收车后的三轮蹦蹦车里睡了一晚，被蚊子咬了很多大包！回到北京，父母不相信我们跑了那麽多城市只花了那麽少的钱！

现在翻看三十年前的黑白照片，不禁感慨青春的快乐，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