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中秋的眼淚
那年中秋的眼淚
——王亞法
我自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二日落地悉尼，至今已三十四年了。
三十四年前的中秋節，是陽曆九月十五日，那晚我在The rocks的餐館打工下班，路過Circular Quay，人單影孤，形影相弔，在碼頭旁的地標圓盤邊坐下，望著天上的明月，想起「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個飄零在外頭。」的俚曲，不禁百感交集，悲從中來，兩行熱淚，油然淌下，繼而嚎啕大哭……
三十四年的人生起落，冷暖自知，苦樂可品，今夜又明月透窗，我坐在電腦前，思緒翻騰，古月依舊，今人不同，今日得寬餘，難忘往昔淚，擬記下當年哭泣的一幕。於是打開電腦，無意中找到沒有完稿的《半空堂自述·海外篇》，讀罷，發覺這是一篇三十四年，來澳洲前後的珍貴記錄，雖是斷簡殘篇，卻彌足珍貴，於是索性全文抄來。所喜是資料中提及的同仁，除劉滬生已作古，劉觀德半途返鄉之外，凡度過這艱難時刻的，都是事業有成，子女優秀，晚年安樂，後顧無憂，我曾問過同年來流過淚的朋友們，經受這三十四年離鄉的煎熬，值不值得？他們幾乎都回答：「值得，無怨無悔！」
半空堂自述·海外篇（殘篇）
進入虹橋機場的國際登機處，第一件是託運行李，那位行李檢查員問這問那，彷彿象審查小偷似的，把我的行李翻了個遍，沒收了我的《辭海》和一些書籍。過了這關，又要我辦理貴重物品登記，我帶的所謂貴重物品，現在說來實在可憐，只有一隻價值五百多元人民幣的日本傻瓜照相機，它是我從深圳買來的水貨，到了澳洲我才知道它在二手店裡最多值十個澳元。我如實填妥表格後，才能去換登記卡和託運行李，但是我的行李超重了十五公斤，管事的小夥子和所有的共產黨幹部一樣，原則性極強，死活不肯通融，一定要我罰一千多元人民幣，那時的一千多元人民幣，是我十個月的工資，我不願支付。在場的超重者不少，大家一起泡蘑菇，好說歹說，眼看就要開機了，小夥子不耐煩道：「你們實在不肯出，我就在託運單上註明，讓你們到香港轉機時再罰，不過我告訴你們，香港是資本主義制度，比我們這裡罰得重，要外匯的。」事到這一步，我們也無可奈何，只能到了香港再說了。
經過幾道磨難，我終於出脫秦關，那時上海到澳洲沒有直通航線，要在香港轉乘澳航“QUNTAS”的班機。（那時中國還沒有“東航”和“國航”，只有“中國民航”一家坐大。中國民航的管理，和一家坐大的賊黨一樣，可用“一塌糊塗”來形容，機艙里蒼蠅飛舞，服務員態度惡劣，伙食無法容忍）。
我雖然在國內乘過幾次飛機，但乘往香港的國際班機還是第一次，當飛機在香港啟德機場降落時，我想看看窗外資本主義的風光。因為座位不靠窗，我把身子微微躬起，突然一個四十歲的空嫂，用粗暴的聲音喊：“XX座位的那位，我已經注意你好久了，你已經兩次想站起來，是不是？”她的態度就象小學老師訓斥學生一樣，整個飛機的人把眼光都投向我，弄得我好生尷尬。她算什麼東西呀，我真想跟她吵一場，但再一想也就算了，她只是一個可憐的中國人，咱們中國人呀，看見有權的就當孫子，但自己有了權，就盛氣凌人，把當孫子時受的氣都賺回來，不要說空嫂，就是居委會的大姐也是那樣，既然脫得魔爪，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我知道涉外航班的機組人員都是共產黨員，我既然已經離開這倒霉的地方了，何必再和那伙人計較。
飛機到香港啟德機場，是上午十一點，而飛往澳洲的班機則在晚上八點，按規定轉機是不能出機場的，這九個小時只能在機場里度過。
剛踏上資本主義的土地，我看到啟德機場一片光亮，而社會主義的上海虹橋機場是不能與之相比的，這裡的免稅店商品琳琅滿目，服務員笑容可掬，整個氣氛祥和富足。中午吃自助餐時，餐廳里餐具乾淨潔亮，可口可樂和裝冰淇淋的紙杯做工考究，人們隨用隨扔，吃飯不須用糧票，買蛋糕不須用餅票……這裡的一切，使我頓悟，為啥幾十年間大量的人用腳投票，逃往香港。
由於時間還富裕，我和一群待機的台胞聊天，他們是隨旅行團從重慶飛來轉機飛往台北的（那時沒有大陸至台灣的直飛）。他們在中國待了十來天，在那裡受夠了悶氣不敢發作，到了這裡就隨便說了。一位五十多歲的大姐說：“我是重慶人，民國三十八年離開家鄉，沒回去過，這次回家一看，家鄉四十年來沒有變化，街，還是那麼幾條，屋還是那麼幾幢，共產黨根本沒有建設嘛，親人一見面有訴不盡的苦水，我的祖父是個好人，土改時評上地主給槍斃了，我祖父有啥子罪呀！他為鄉里辦了不少好事，旱年時買機船免費給鄉親們用。自然災害我的叔父和嬸子都餓死了，這麼大的一個國家怎會餓死人呢，共產黨是怎樣管理國家的呀？文化大革命就更糟了，我的侄子在武鬥時被打死了，他是獨子，我叔叔這房就斷了香火，我這次回台灣一定要告訴那些罵蔣介石的人，蔣介石再壞也沒有把你們整死，餓死，做人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那位婦女似乎在控訴，在談到大陸的旅遊服務時，大家更是眾口一詞，沒有好評。
傍晚七點鐘開始檢票，檢票員根本沒有提及我行李超重的事。那時我老實，主動問他，我的行李超重了怎麼辦？不料他笑笑道：“你們大陸人第一次出門超重是常事，我們港龍航空公司很理解，歡迎你今後坐我們公司的班機。”原來資本主義的人那麼寬容，肯為乘客著想，於是在腦海中，上海虹橋機場的那位青年，顯得非常渺小。就此港龍航空公司留給我一個很好的印象。以後只要有機會我就坐港龍航班，這也算是投桃報李吧。
大概在晚上八點多鐘，飛機從香港機場起飛了，這時候我的腦子一片空白，因為我馬上要踏上一塊嶄新的土地，在那裡，我既沒有親人，也沒有朋友，明天將是誰來機場接我，晚上睡在哪裡？
在澳洲我唯一能找的，只有比我先去的同事劉觀德和劉滬生。劉觀德者，就是那位筆名“老牛”，《我的財富在澳洲》的作者，出國前，我倆常在宿舍里一起做出國夢，他比我早到澳洲半年。是我送他去虹橋機場的，那天是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到澳洲正好過耶誕節。他在澳洲呆了一年多就回來了，他只希望賺到一萬美金就回家。他在澳洲打兩份工，白天當清潔工，晚上在唐人街幫人切雞腿，省吃儉用，辛苦一年，存了一萬美金，就在一九八九年的五月二十日回上海。他沒有打過老虎機，也沒有去過墨爾本，更沒有吃過鮑魚和魚翅，當他體內汁液過剩時，捨不得花一分冤枉錢，油水不肥外人田，只是私下嚷嚷，憋不住了，要回家去見老婆。回國後他就寫了一本記實小說，弄了個專業作家的頭銜。他回上海的前夜，我去唐人街德興Huose地下室的大排檔去看他，告訴他從新聞中看到，天安門廣場已經沸騰了，中國早晚要出亂子，勸他再等幾天，靜觀於待，恐怕中國要出事，他不聽，認為澳洲雖好，終究不是自己的家鄉，在這裡生活孤苦伶仃很難熬，他下定決心要回去，果然他回中國不到半個月，就發生了“六四事件”。
和我一起同機來澳的，有一位比我年輕的同伴，姓朱，他是我一位上海朋友的親戚，他學過幾年英語。他說有一位朋友來機場接他，不過那位朋友和他的關係不深，是他和父親一起去中國銀行換外匯時認識的，他父親已經給那位朋友通了電話，說好今天來接機，如果來的話，我們就跟他去，暫時住在一起，有個照應。
剛下飛機，兩眼一抹黑，既不懂話，又不會說，幸虧小朱能應付，順利地出了。來接我的朋友叫戚欣，以前在上海是工藝美術品廠的微雕工藝師，比我們早到一年，已經有了輛舊汽車，有上海朋友來，一般由他幫忙接機，以後我們成了好朋友。戚欣的汽車很小，裡邊除了坐人外容不下行李，而我們兩人的行李又多，後邊的行李箱又放滿了，怎麼辦，最後還是戚欣有辦法，把兩隻大箱子放在頂上，用繩子捆住。
汽車不一會到了住處。這是一幢破舊的House，有三個房間，住著從上海來七八個留學生，進屋不久，一個姓黃的就告訴我，其中有一位女的在上海得過甲型肝炎，這女的喜歡用別人的碗筷，叫我要小心。
當晚我住的那個房間有三張單人床，我們兩位新到的，只能躺在地毯上，下半身伸進床底下，這樣在陌生的澳洲土地上，度過了我人生的第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循著劉滬生家人給我的地址，找到了他住的地方，出來開門的是兩位上海人留學生，告訴說劉滬生已在一個多月前搬走了……失望，失落，初來乍到，人地生疏，怎麼辦？想自己在上海時是多麼神通廣大，有各類朋友，各種人事關係，如今像鹹水魚游進淡水湖一樣，一切都是如此的陌生和無奈，我在街上轉悠。我現在唯一可找的熟人只有劉觀德了。
我在New Town一座教堂的旁邊，找到了劉觀德的住處。一位也是留學生模樣的人接待我，說劉觀德不在，他在一家電話公司打清潔工，晚上還去唐人街大排檔做雜工。第二天我碰到了劉觀德，他的情緒非常不好，我把他太太托我帶給他的牛肉乾和皮鞋交了他，時候我不知道澳洲海關是不準帶牛肉乾的，若查到處罰很重，幸虧那天海關沒有查我，否則會有麻煩。
劉觀德為我們找到了一個住所，在Redfern 附近的一條街上，房主是個黎巴嫩人，房租每周七十元，傢俱都是從馬路上撿來的破爛貨，特別是那張床，席夢思中間已經凹了個坑，那時我年輕，性幻想豐富，晚上曲身躺著，暢想這傢伙被雙重臀部擠壓時的痛苦形狀。
住宿問題解決後，第一件事就是認識社會，我按圖索驥，從Redfern走到George Street，這裡店鋪林立，店堂里商品琳琅滿目，世界各國的名牌在這裡幾乎都能找到，馬路乾淨，沒有紙屑，更沒有痰跡，咖啡館的櫥窗玻璃光可鑒人，透過玻璃，可以看到搖曳的燭光。街上的行人偶然碰撞，會同時發出禮貌的道歉聲。唐人街有許多雜貨店，裡邊有泰國大米，越南水果，菲律賓香蕉，中國的「梅林」牌罐頭，以及加工得乾淨出落的中藥材。這裡應有盡有，這時我才弄懂，原來社會主義中國的出口食品，都是賣給資本主義的帝修反吃的，譬如鯪魚罐頭，在中國要賣十元人民幣一罐，在這裡只賣一元澳幣，還買九加一，真是太便宜了。我不由又想起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搞笑指示：「世界上還有三分二的人在受苦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
住所安定後，接下就是找工。和我住在一起的，有個姓楊的年輕人，在國內時曾經學過英語，能講幾句“洋涇浜”，那天他下班回來，說在西人報上看到，Parramatta有家餐館要找一位清潔工，你可以去嘗試一下。他給我寫了地址，說店門口有隻輪船舵盤的擺設。他怕我說不清英語，特地教會了我三句話，我生怕忘記，用中文在旁邊注了音，這三句話是：
1. I ‘M LOOKING FOR JOB.
2. I ‘M VERY STRANG.
3. COULD YOU TRY ME PLEASE.
第二天一早，我趕到那家餐館，接待我的是一位菲律賓女孩，她似乎明白我的意思，從裡間叫來一位胖乎乎的老闆，那時候我分不清他是澳洲人還是中東人，反正在我的眼裡，凡是高鼻子都是外國人。我對胖傢伙一連噴出了三句話，現在想，那時胖傢伙或許在竊笑。他對我上下打量，說了幾句英語，我一句也沒有聽懂，為了應付，我滿嘴的「YES YES……」胖傢伙似乎有些生氣。他指指左面的門，說了一句我聽不懂的話，轉身走了。我跟上去，他停下來，不友好地指指地板，我明白是他叫我站在原地的意思。不一會，他叫來一位女孩，她用廣東官話對我說：「老闆叫你從那扇門出去，說罷她自己也笑出來了。我像受了侮辱一樣，跨出門，在馬路上徘徊，此刻的心情可以說是低落到了極點，我漫無目的的來到一座橋洞下，生了好一陣悶氣。
傍晚小楊回來，問我白天尋工的情況。聽我介紹完，他說今天聽一位北京來的朋友說，The rocks 一家飯店需要找洗碗的鐘點工，時間是從下午五點到十一點。我帶著那張寫著三句咒語的中英文紙條，一路走一路背誦，找到那裡。
The rocks 是悉尼的一個旅遊點，離歌劇院和悉尼大橋不遠，我要找工的飯店就在大橋的引橋下面，靠近海邊，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一座監獄。當年從英國押來的犯人，都是從這裡上岸，建築式樣象中世紀的古堡，高大的木門上釘滿了鐵條，狹小的窗門，全被鐵柵欄住，地上用花崗岩鋪成，這座廢棄的監獄，被一位德國商人買去改作為飯店，招待海外遊客。遊客就餐時，有專人表演鞭打囚犯，剪羊毛，獄卒巡邏等節目，氣氛十分熱烈。我走進陰森森的大門，迎面碰上一個穿著廚師衣服的高個子，我不分清紅皂白，先用英語念一遍咒語，那人聽了，用廣東腔的國語問：「你是中國人嗎，沒問題，跟我來。」說完把我帶進一間辦公室，他和一位外國老頭子咕嚕了幾句，那位外國老頭就發給我一副橡皮手套和一件橡皮飯兜，把我領到廚房間，介紹給一個年輕的小鬼佬，小鬼佬的模樣挺可怕，左耳掛著銀墜，右臂紋著祼體美女，但他卻很熱情。他把我帶到洗碗池邊，比劃著把如何操作洗碗機，洗好的碗放在什麼地方告訴我，直到我弄懂。
卻說我在這家餐館打工的第二天是周末，那晚的碗碟特別多，原來供我堆放的那張桌子堆滿了，我順手將洗好的盤子放在身後的一塊大鐵板上。不一會，一位矮個子西人廚師，手托牛排，沖著我哇哇直嚷，我愣在一旁不知所措，這時一位北京留學生奔過來幫忙清理了鐵板，他說這塊鐵板是廚師用來烤牛排的，你耽誤了他的工作，當晚下班時，領好工資，工頭就叫我第二天不用來上班了，為此我丟了工作。
收工後我在環形碼頭流連，心中無限惆悵，望著天上的明月，想到今天正好是中秋，驟然鄉愁涌心，一屁股坐在碼頭旁的地標圓盤上，兩行熱淚，油然淌下，繼而嚎啕大哭…… 出現本文開頭的一幕……
為了回憶「那年中秋的眼淚」，拖出當年的回憶，時過境遷，百味雜陳，述說至此，暫作剎住，因為再說下去，怕說漏嘴，要涉及“那場風暴”的事了，為不給自己回國添麻煩，只好盡在不言中，望諸君諒解，老夫作揖了！
壬寅中秋夜於食薇齋北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