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病例
特别病例
舒怡然
（1）
第一次与她见面，是在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开业的第三年。那是感恩节前某日的下午，铅灰色的天空，阴霾的潮气，濛濛细雨飘在空中，街上的人大多行色匆匆归心似箭。诊所比平日冷清了许多，只有我一个人留守值班。
我翻开病例，除了名字“林樱子”和她的出生年月日之外，表格几乎全是空白。这倒并未使我感到意外，以往也有类似的病人，他们既想找人倾诉，又耽心暴露隐私，一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样子。对于像我们这类“心理侦探”，也难怪人家要小心提防着。
她看上去并不像三十五岁，脸上略施淡妆，眉目间透出一股清隽气质。她显得局促不安，眼神时不时飘向窗外。
“你是林樱子？”
“嗯，我是。可我不是为自己来的，请问可以替朋友做一下心理咨询吗？”
做心理健康咨询也有几年了，还是头一次听到这样的请求，我一时不置可否，便说，“至少我得见见你的朋友，他为什么不能自己来呢？”
“他觉得自己不需要心理医生帮助，可再这样下去，怎么行啊，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专心地听着，她却打住了，把脸转向窗外，从风衣口袋里掏出面巾纸，擦着眼睛。
直觉告诉我，这是个有故事的女人，而且有种让人忍不住想靠近的魔力。才几分钟的功夫，我就被她吸引住了。见我半天没开口，她抬起头，直视着我，“是朋友推荐我来的，她说您是心理学博士，会给我指点迷津的。”
我笑了，“没有那么神，你可以谈谈你朋友的情况，看我能帮上什么。”我满脸想听故事的模样，恐怕给了她无声的鼓励。
她眉头略微舒展开来，抿了抿嘴唇，“唉，真不知道该从哪讲起呢。”
我说，“想到哪儿就讲哪儿吧。”她又把目光移向窗外，然后下了决心似的，转过脸来。
（2）
遇到高健那年，我刚好二十一岁，大学的最后一年。那时他正在谈恋爱，女朋友是我的好友叶稚淳，我一直喊她淳子。我们都是从芜湖来的，同窗加同乡，自然而然地成了闺蜜。
有一天，淳子突然悄悄地问我，“哎，你想不想见一个人？”我愣了一下，她的朋友没有我不认识的。“谁呀？”
“是高健，我们好了快半年了。”
“半年？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我惊讶的神态一定不大优雅，淳子从书包里掏出一本袖珍影集递给我，用来证实她并没有说谎。高健名如其人，高大健硕，面庞棱角分明，一看就是北方人。照片上的淳子显得很美，塌陷的小鼻子，不够规整的眉形，都不再那么显眼，幸福陶醉的眼神使她的脸熠熠生辉。爱情可真是美容极品，我兀自感叹。
等我见到高健本人那是半年以后的事了，在淳子的生日聚会上。“你就是樱子吧？淳子常常提起你。”他握住我的手，还用力摇了摇。他的眼神有股野劲儿，像匹脱缰的烈马。那天他喝了很多酒，他说是在外企工作几年练出来的。淳子劝阻他，他咧嘴笑着，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他走过来约我跳舞，我有些迟疑，他却已经拉起我的手。恰恰舞我只看别人跳过，完全是个门外汉。高健舞姿娴熟，节奏感把握得恰到好处。我感到头晕，还没等曲终就想逃掉。他却抓紧我的手，“不可以当逃兵的，回头我保证把你教会了。” 我没有答应他，有双眼睛一直在盯着我们俩，我真不想伤害她。
后来大家起哄让他们俩人表演节目，淳子的脸羞得通红，她拉住高健的手，轻声哼唱起来。“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罩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夕阳有诗情，黄昏有画意。诗情画意虽然美丽，我心里只有你。” 这是那个时代的人表白爱的方式，古板却透着一股清纯。淳子仰脸看高健，那眼神我永远都忘不了。我若是个血性男人，也甘愿投入这么缠绵的情网。那次聚会之后，淳子和我疏远了。我想和她解释，可转念一想便又作罢。在爱情面前，友谊算个什么东西。
毕业之后，我应聘到一家香港公司作驻京代表，搬到建国门那边。淳子和高健依旧住在城西北，我们失联了有两年。这期间高健时不时给我打电话，他也不多说什么，每次都是那套话。
“没什么要紧事，就想问个好，有空过来玩吧，和我们一起打网球，淳子经常念叨你呢。”
“是吗？为什么她自己不打电话来？”
他沉默不语，憋了好久才说，“淳子好像出了点问题，你是她闺蜜，多和她聊聊，别那么清高好不好？”
我有些恼火，怪我清高，我又能怎么样？淳子不情愿与我交往，我可不喜欢勉强维持一种不温不火的关系。不过我还是拨通了她的电话，淳子显得很高兴，虽然两年没有互动，我和她之间并没有那层芥蒂。我们约好了秋天去双秀园赏月，那是一座静谧的日式花园，上大学时我们几个蜜友常到那儿闲逛。
那天，看见淳子款款朝我走来，心里不禁一阵悸动，两年不见，有种失而复得的感觉。淳子穿着黑色灯芯绒长裤，浅紫色开司米背心，外面披了件紫色纱衣。我们互相打量着。看着看着，忽然觉得她哪里有点不对劲了。
“是不是觉得变样了？我做了整形手术。”她说
我问，“为什么？你哪有缺陷，用得着受这份洋罪。”
“是他不满意，我一狠心就去了美容院。”淳子望着池塘里的荷花，白色的花瓣七零八落，凌乱地漂浮在水面上。我仔细端详淳子的脸，鼻梁垫高了，眉毛纹成了柳叶形，的确比原来漂亮了，可昔日那个淳子不见了。
“这下他满意了？你们该结婚了吧。”
“结婚？我们还从来没谈过这件事呢。他和几个朋友合伙在深圳开了一家公司，马上就要去那边工作了。”淳子说这些话时，脸上很平静，好像在谈论别人的事。
“樱子，如果一个男人跟你做爱，心里却想着别人，你该怎么办呢？”淳子的眼神黯然，好像被困在了一座孤岛。
我说，“怎么啦，是不是高健欺负你了？你怎么知道他想着别人？”
“男女之事你还不懂，我不是说自己呢。”淳子显然是在回避什么，心里有块伤疤，怕人触碰的那种。分手时我们拥抱在一起，说好新年一定再聚。可是我没有想到，那竟然成了我们的诀别。
（3）
那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天阴冷阴冷的。有一天，我忽然接到高健的电话，“你能出来一下吗？我得马上见你。”
一种不详的预感浮上心头，我急匆匆地冲出写字楼，看见他站在一棵孤零零的老槐树下，好像很多天没吃饭没洗脸了。他把一个粉色信封递给我，“这是她留下的，写给你的。”
“淳子怎么啦？她人呢？”
“她，她走了。”高健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我打开淳子的信，只有短短的几句话，“樱子，我好累，不想再走了。若有可能，你好好照顾高健，他活得也不容易。为你祝福！”
淳子走了，我成了高健唯一的依靠。起初是出于同情，想帮他走出感情的低谷。可后来发觉自己已经陷得很深，无法自拔了。
可是我错了。高健的身后永远拖着淳子的影子，不管走到哪儿，护城河都像一条妖媚的蛇，缠着我们，怎么也甩不开。他常常一个人去护城河边静坐，一坐就是大半天。傍晚的河面上游动着一团团粉红色云朵，那明明是天边晚霞的倒影，可他偏说是淳子的粉红丝巾。淳子沉没了，粉红丝巾却化作了精灵。
我只想躲开那只精灵，就携高健一起移民来了美国。可到了这里，他像变了个人似的，常常出去喝酒，动不动就跟我吵架，惊动左邻右舍，人家就打911报警，好几次他都险些被警察带走。
他三十五岁时，我为他张罗生日爬梯，本想送给他一个惊喜。没料到大学好友带来的一张邓丽君唱片“又见炊烟”，把聚会搅成了一场悲剧。他一个人躲进卫生间呜呜大哭，听着叫人揪心。一个三十多岁的大男人，这么不懂人情世故，我忍不住和他吵了起来。
我说，“高健你这是怎么了，都十年了，为什么不停地折磨自己？淳子她孤僻自傲，是言情小说害了她。”
“闭嘴！是我害了她，是我！” 他歇斯底里地冲我吼叫。
我说，“难道你想一辈子就这样活着吗？”
“别管我，我怎么活不关你的事。” 从那天开始，我们的沟通管道算是彻底破裂了。
樱子的故事讲完了，她没有流泪，脸上甚至没有一丝悲伤。因为讲得太投入，她几乎忘了来找我谈话的初衷。我忽然有种冲动，想见一见那个掩藏在暗影里的高健。
就问，“他人在哪里？”
她摇摇头，“我们已经分居了。”
“那他怎么生活呢？”
“以前他在一家中文报纸做点事。”
“你觉得他来美国后的变化，是因为淳子之死，还是有别的原因？”樱子看着我，欲言又止，好像被触到了痛点。
淳子为什么会死？我还是想不清楚。
（4）
感恩节过后，樱子没有露面，实际上她再也没有来过。临近圣诞节时，我忽然接到一个神秘电话，对方一口纯正的京腔，“我是您的病人，不过是没见过面的，有人已经把我作成病例引见给你了。”
我说，“你是高健，对吧？”听我这么问，他不讲话了。“若是你愿意的话，可不可以过来，我们详细谈谈？”
他说，“您真觉得我有病，需要医治？”我给他问住了，一时竟不知道如何回答。
他接着自己的话茬继续说，“没错，我确实是有病之人，可能还是不治之症。”
“不要这么悲观，治疗心理疾病有多种途径，还算不上不治之症。”
“但前提是，必须虚伪地活着。徐医生，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不缺这样一份病例，也不至于为了摆脱便不顾脸面地抖落隐私。”
“摆脱什么？”
“摆脱过去，脱胎换骨。”这话让我心里一震，听筒那边响起了忙音，电话被挂断了。
新年过后，我开始忙着准备国际心理学学术研讨会的论文。这一届年会在北京召开，我早就期盼着了。既能与同行师友交流，又可以和同窗旧友聚会，一箭双雕，不参加简直是一种辜负。然而我怎么都没有想到，竟然会遇见他。
第一天会议招待会结束后，我便匆匆离开会议厅，几位中学好友正在一家饭店等着为我接风。我脚底生风地跑下楼梯，却听到身后有人在喊，“徐老师！”那声音太熟悉了，熟得让我心里一惊。我停住脚步，回过头来，一位穿黑色风衣的高个子男人站在那儿，我们之间只有几阶楼梯的距离。他俯视着我，我们就这样面面相觑地站着。
“你是，高健？”
“是我，没想到吧，在这儿相遇了。”
“你也来开会？”
“不，我是来旁听的，徐老师。”
“为什么要喊我老师？”
“做学生总比做病人愉快些吧，您说对不？” 我瞪了他一眼，心说有你这样难对付的学生，也够头疼的。
“你和樱子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你还有兴趣听我们的故事？”
“我刚听到半截，就没音了，很多盲点叫人费解呢。”
高健笑了，他的嘴唇很薄，笑起来嘴角抿得更深，眼神也随之飞扬起来。
“如果明天有空，能请您去一个地方吗？那里更适合讲故事。”
“什么地方？”
“到那儿你就知道了，没准还能发掘点论文题材什么的。”
“论文我倒没兴致，我只想听故事。”
晚上回到酒店，我就开始后悔了。高健是什么人，我了解他多少？和一个陌生男人邀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是不是过于轻率了。
（5）
次日午后，我还是按时来到高健约好的地方，不是饭店也不是酒吧，是一家书城。远远地就看见他，正朝我这边张望，黑色夹克衫配黑色墨镜，很酷的样子。一见面他便说，“这地方不错吧，有看不完的书。”
“你约我来，不只是看书吧？”高健不答话，带着我径直上了四楼，那是书城的最顶层。我眼前豁然开朗，好大的一个阳光厅，四周镶着落地窗，每扇窗子都似一片风景。我们一直走到靠近角落的那扇窗，他停下来，冲我努努嘴，意思是说，就这儿了。
我朝窗外一看，不禁惊呆了。这不是护城河吗？灰绿色的河水，淤满污垢的河床，河边的柳枝刚刚吐绿，怯生生的嫩绿，迎春花大胆地从枯枝中探出头来。高健摘下墨镜，他好像整夜没睡觉，两眼布满血丝。“樱子大概都跟你说了吧，十二年了，那时还没这座书城。”
“嗯，她只说了一半，你还什么都没说呢。”他没有接我的话茬，却说，“你等一下，我去给你买杯咖啡。”走了几步，他又折回来，“要加糖吗？”我摇摇头。望着他的背影，篮球运动员的身材，挺拔矫健，很性感，难怪会令两个女人倾心。
他端回两杯咖啡，在我对面坐下来，还没等我开口，他就说，“怕是会让你失望，其实我真没什么可说的，还是给你看一样东西吧。”他从夹克衫口袋里掏出一个日记本，橘色封面，四个角都磨光了，得翻过多少次才会成这个样子呢。
“淳子留下的日记。她用两年写的，我读了十二年。”
“怎么会这样呢？”我知道这话问得苍白无力。
“愚蠢迟悟，这是借口，可我不知道还能怎么说。那时她打电话跟我说，’我有了’，我有点懵，没有一点心理准备。我给樱子打电话，想让她帮忙照顾淳子。可她却说，这怎么可能呢，你没在她身边有几个月了，还是搞搞清楚再说吧。
等淳子再打电话来，我说去做了吧，这样对俩人都好。她没有反对，只问了一句，‘这是你的本意吗？’ 我说你别误会，下星期我就回北京，带你去看医生。可我回来，等着我的只有她的粉红丝巾，漂在护城河上。”高健垂下头，努力克制着自己，好像那件事才发生一样。
“你看一看，她的最后一篇日记。”他把橘色日记本推到我面前。
纸已经泛黄，但秀气的字迹依然鲜活。我想象那双纤纤细手，曾抚摸着这张纸，一笔一笔地写下这些文字。
“健，我感觉到你的焦虑，你的话象一连串的针尖刺痛着我。不要着急，也不要为我担忧。某一天当你忽然意识到，对于所爱的人，自己竟然成了一种负担，这是件多么难以启齿的事情。记得我八岁那年，父亲离开了母亲，当时妈妈扯着我的手说，’要是没有你这个小累赘，我就自由了。’ “累赘”是个可怜的东西，若再加上怀疑，那就实在是可悲了。
我只想告诉你，我是用灵魂深爱着你的。虽然这种感情常常让我陷入深切的无望，但它真实存在过，这就够了。”
日记嘎然而止，如同断线的风筝，飘向天际，可那些字符却象雨滴击石，发出悠远的回声。我抬头看高健，他脸朝窗外，仿佛沉浸到另一个时空。
“如果樱子不那么说话，结果会不会就不同了呢？”
高健摇摇头，“我不想为自己开脱，找个心安理得的借口。和淳子在一起两年，我们的交流并不深。这日记象一扇窗，让我读懂了她。”
“那樱子呢，你们就这么分开了？”
高健笑了，那笑是介于嘲弄和牵强之间的。“有的人你越了解，便越想远离。我这样不是很好吗？”他耸耸肩，我们不约而同地朝窗外望去。什么时候河水变成了金色，晚霞给她披上了一层华美的外衣，遮蔽了深陷其中的污泥浊水。美丽只是一种错觉，可很多时候人宁可相信这种错觉。
“樱子总说我有心理障碍，所以才放不下以往。也许她是对的，我还不够厚颜无耻，可以和自己的心理障碍和平共处。”我心里一亮，好家伙，都快成心理学专家了。
“若按樱子的诊断，淳子有自闭症，我有心理障碍，我们都是病人。”他自我解嘲地大笑起来。
“爱情也像一场病，只是病状不同，表现方式不同吧。”也不知道从哪里获得了灵感，我竟说出连自己都不甚了了的呓语。
高健郑重其事地说，“等我生意做好了，就在这里投资建立一家心理健康治疗中心，象你在美国的那家一样。帮助患自闭症的孩子，让他们快乐地活着。到时我还要请徐老师来做顾问呢。”看他的眼神，一定是又想起了淳子。
我们在护城河边分了手，他说想一个人去河边走走。夜幕笼罩的护城河显得沉寂，高健的身影越来越模糊，很快就融入茫茫的暮色之中。对于一个人，爱情究竟意味着什么？一场病，一段旅程，还是一份寄托？我想起纪德在《窄门》里曾这样诠释过，“一份爱情，即便已经失去了所有实现的可能，你还是觉得它能在心里获得永生。” 获得永生，可那需要有一颗盛放爱的心灵。
又过去了两年，在我们当地一家俱乐部举办的聚会上，我又遇到了林樱子。她身着黑色晚礼服，浑身上下透着珠光宝气。她挽着一位深棕色头发的男人，从我面前雍容地走过。大概她早已忘记去心理健康中心咨询的那回事了。
发表在《侨报》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刊 （2019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