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崇复出，弃武从文】长篇新书《红学外史》选章连载1
文学城各位网友，不知还有多少人记得鄙人“房崇”？
从2009年到2013年，我在文学城活跃了四年左右，写过博客网文约三百篇，在论坛和博客两边获得点击近千万次，在两个论坛当过版主，还曾经在文学城20周年征文活动中获得唯一的大奖。那时我写文章的内容，以房屋装修为主，曾被誉为北美DIY装修达人。过奖谬赞，愧不敢当。
但是从2013年以后，我就逐渐淡出隐退了。这是因为在那年大病了一场，后来年齿更增，也就刀枪入库，退休赋闲了。我原来是个文人，写文章是老本行。体力虽然衰退了，但自觉脑力尚健，不减当年，就把写作又捡了起来。2018年和2020年，在中国国内出了两本书。从2019年底开始，我又写作了一部长篇纪实文学《红学外史》。这书稿篇幅很长，分量很重，对我很重要，有此一书，此生不虚矣。
这本书的出版，在国内遇到困难。所以我于今年初决定，在北美自费出版。好在加拿大的国际书号（ISBN）可以免费获取，而美国的self publashing行业是很成熟、很方便的。我的《红学外史》已经于本月（2023年3月）成功出版，是上下两册，长达近70万字，附图片200余幅，共厚800余页。现已可在美国的Barnes & Noble连锁书店购买，其他途径可能还要稍待时日。
为此，本人愿回归文学城，选择拙著中的部分篇章连载。今天发表的第一篇，是我的自我介绍写作过程的文章，写于2021年3月。
我的疫情一年与红学百年
——《红学外史》定稿感言
利用一年的新冠疫情期间，我写成了一本书，现定名《红学外史》。
最开始产生灵感时，新冠还没有降临。2019年11月，我回国与大学同学聚会，畅游广西南宁和北海。于是产生了想法，要把我和老同学梁左在八十年代写的与红学有关的旧文加以整理，出一本集子，以纪念他以及我们的合作。因此读了几本近年的红学书，读到了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各人的自传，当年我与他们都有过交往，勾起往日回忆。忽然产生一个想法：何不在此基础上写一本关于红学的纪实文学，我应该有这个条件。
开笔的时间是12月中旬，谁也想不到疫情已经在虎视眈眈，伺机而动。我能利用的资料，有自己陆续带出来的二三十本书，其余大量利用了网络搜寻。当时想写到一定程度，去多伦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查中文书，不够就最后再回国查，补充资料。刚刚开了个头，国内疫情的消息就传来了。到2020年3月，本地疫情也日趋紧张，只能在家中自我封闭，去图书馆查纸质书变为不可能。
我要写的是百年红学史，不正面写红学，却写红学界的人物和他们所经历的时代，故称“外史”。在百年不遇的疫情里，写红学百年，仿佛更增添了悲情的元素，悲壮的背景。从一开头的蔡元培、胡适，中经俞平伯、周汝昌，到大结局的李希凡、冯其庸，他们都不曾经历过如此规模的大疫情（周、李、冯虽身历了2003年的“非典”，但其严重程度、扩散范围和持续时间完全不能相比）。因为我写的不是学术论文，而是非虚构文学，要求细节生动，性格鲜明，把人物写活。这样，我就仿佛是把这些人物又请回人间，与我共度疫情期间。我体会着他们的悲欢，他们破解着我的寂寞。
既身在海外，又适逢疫情，二者的重叠加重了我查阅资料的困难。我又在网上买了十几本电子书，托朋友带来两本纸质书。主要靠着网络，居然写成了。感谢如今的通讯技术，把百年红学史上的人物送到我的身边和眼前。
以下的细节，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在我眼前展开，栩栩如生：1927年5月下旬，学者胡适从海外归来，在上海的沧州饭店里，展阅胡星垣求售甲戌本的信，却不感兴趣，抛在一边。1949年1月北平围城期间，学生周汝昌在东四七条借寓的东屋，迎进身穿礼服呢水獭领大衣的老人陶洙，陶先生谈起忽隐忽现的曹雪芹小像，随手画出草图。1954年9月，尚寂寂无名的李希凡和蓝翎，兴奋地连夜为《人民日报》改写批俞文章，在鼓楼旁中学的小屋中突遇停电，摸黑买来一包蜡烛，同时点亮两根，奋战通宵。1963年8月在故宫文华殿，陈毅副总理不顾暑热，脱下西装再敞开衬衫纽扣，举起放大镜观察一枚“脂砚”。1969年12月，在河南息县东岳镇外的旷野上，天已昏黑，冷雨霖霖，泥泞似胶，70岁的俞平伯歪歪扭扭，踽踽独行。1970年9月，编辑周汝昌坐在空荡荡的人文社三楼尘封的房间内，展开烟盒纸，写下一首他替曹雪芹代作的“佚诗”。1974年秋天，中年冯其庸从香山半腰的写作组驻地宏光寺迤逦走下山来，到山脚的正白旗村39号看传闻中的“曹雪芹故居”。2005年岁末，作家刘心武在他家附近一个茶寮里接受中央电视台的访谈，突然大怒，推案离席，说“我不录了！”......
如此情景，难以尽数。这些细节，体现着红学人物的性格，也折射出时代大背景的底色。在我隔离隐居的斗室内，仿佛“谈笑有鸿儒”。
我在写作中，还曾遇到不同素材来源的史实或观点冲突，孰真孰假，我听信谁的？这就必须深入研究，作出合理的判断，无意中获得了自己的学术创见。试举三例。
其一，《石头记》庚辰本在1949年被燕京大学图书馆购藏，经手人魏广洲在回忆文章中清楚地记录，是经郑振铎介绍，十多天后于5月5日完成。但是据郑振铎日记，他参加新中国代表团去捷克布拉格出席世界和平大会，3月29日至5月25日不在北京，不可能参预其事。有人据此否定魏广洲的全部回忆，指为说谎。而我的判断是，魏广洲说法可信，但他在30多年后回忆时错后了一个月，魏在六国饭店见郑振铎应在3月23日左右，售书完成是在4月5日，问题便迎刃而解。
其二，1954年春天，李希凡、蓝翎是因何起意，在何时决定要合写文章批判俞平伯？在1992年的一次访谈中，李希凡提到是春假第二天，与蓝翎在中山公园阅报栏前，看到《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上一篇俞平伯的文章而引起。事实上，那年3月1日有俞平伯一篇文章，在3月15日发表了王佩璋文章。3月1日李、蓝还不可能看到俞平伯发表在《新建设》三期上的《红楼梦简论》，而蓝翎也证实是在3月中旬。《红学：1954》一书的作者孙玉明认为，李、蓝两人是受王佩璋的启发而决定作文，并且在1999年当面向李希凡核实，李连说：“对对对”。我认为孙的推测合理，虽然不必过分强调。李希凡在2012年写作自传时，不再提起这个细节；到2016年又明文否定他们曾受到王佩璋任何影响。我认为，李希凡在65岁时的回忆基本上可信，在72岁时修正确认。对他在年近九旬时的矢口否认，就不必认真看待了。可能因年老失忆，也可能是某种思维惯性使他的记忆发生了倾斜，掩盖了真相。
第三个例子是聂绀弩赠周汝昌诗：“客不催租亦败吟，出门始解早春深。兼旬走笔足红意，半晌坐花心绿阴。山鸟可呼杯底语，我书恨待卷中寻。不知榆叶梅谁似，漫拟迎探薛史林。”对于此诗的含义，周家、拥周派与反周派有完全南辕北辙的解释，甚至连作诗的时间也发生了20年的差距。为周汝昌作传的弟子梁归智估计此诗写于1957年以前；讨周勇士沈治钧则认为作于1977至1979年。而我根据过硬的材料，断定此诗写于1963年春天，只有这时，聂绀弩才既有闲暇和雅兴，也有体力和事由去登香山，对花饮酒读书，而或早或晚都不可能。我并进一步考出，所谓“客不催租亦败吟”的具体含义，与1963年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此诗于1979年公开发表，意思却是对周汝昌伪造“佚诗”的讽喻批评了。我的书中，分别在两篇里对此有所评述。
既然我有了自己的见解，与红学“大师”和“泰斗”们相处，便进入了有我之境，不必仰观拜伏了。在我的心目中，我与前辈红学家们是平等的，为他们写照，为他们记录悲欢和功业，尽量不臧不否，偶尔略抒己见。
我用了半年时间，在6月10日写完了初稿。之后一边联系出版，一边又反复修改打磨，书长53万余字，为期超过一年。回想1921年，俞平伯和顾颉刚以通信“剧谈《红楼》为消夏神方”，并随后产生了《红楼梦辨》；那么99年后的我以写书记红为避疫良药，也很值得庆幸。我闭门写作，遍访百年来的红学家。任凭疫情在门外逞凶，猖獗致命，在我心目中却为红学家们起死回生，我与他们共历悲欢，同发歌哭。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我的学问获得提高，精神经受洗礼。我有红学家们的陪伴，我有自己的精神寄托和成就感，所以在隔离避疫中毫不感觉寂寞孤独。叹什么因疫情不能旅游？我的写作不仅空间没有阻隔，时间也能穿越，恰恰是在这一年多里，我完成了一次人生之逆旅，我享受这一次卧游的红学百年之旅。
就在前几天，2月24日，是胡适逝世59周年纪念日。他号称享年72岁，这是按中国人传统上的虚岁，胡适实际上只活了70岁零两个月零7天（1891.12.17-1962.2.24)。当完成这个简单的算术题时，我悚然一惊，因为这恰好是我现在的准确年龄，不禁亦悲亦喜。悲的是人生迟暮，至这个岁数才写出一本令自己满意的书。喜的是我的身体还可以，头脑尚健全，迎来了自己写作的第二春，比胡先生幸运。我的第一春是30多岁时在《人民日报》，后因出国谋生，蹉跎了30年，近年退休后才重操文人旧业。这本书，既是我安度大疫的纪念品，也是送给自己的70岁礼物。
马上要迎来又一个纪念日，那就是1921年3月27日，胡适写完了《红楼梦考证》的初稿，寄上海亚东出版社发排，作为新版《红楼梦》的序言。由此开创了新红学，到现在是整整一百年。我的书在这时写出，今年内出版，可算是生逢其时，很有纪念意义。一年多以前我刚开始写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一点，现在终于赶上了百年纪念，这是我的又一个幸运。
（注：此书当时已与香港某出版社签约，计划在2021年年内出版。但由于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终未能出版，遗憾解约。所以当时我写在此处的感谢出版社的一段文字，只得删除。）
直到现在，我身边疫情的威胁也没有解除，还在闭关自我隔离中。疫情毕竟只是一年间事，现在曙光已现，最多不超过两年。而红学百年，则更长远，更宏观，更有历史人物值得纪念，更有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红学外史》这本书，在疫情一年中写成，愿为红学百年立此存照。疫情即将过去，历史仍必前行。
2021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