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机1994（上）
那时在一家国企仪表厂做设计，因生活变故一身债务，儿子读高中，也是用钱的当口。于是业余时间给上海一家化工厂翻译进口设备的技术资料。化工厂的翻译费是千字十二元，我的速度约千字两小时，这样一个夜晚做六小时就能赚三十六元。刚下海办公司的同事赵小姐也找我为她的贸易公司译说明书和样本。她一般不预定收费标準，好多次交稿时总是轻描淡写地说：“下次一起算吧。”我想多一条路总是好事，也就不计较报酬的多与少。感到不爽的是她对我特别设防，遇到口译的场合，她要么请男同胞，要么老太太。但给人打工，本来就寄人篱下，哪有不接受之能力？
赵小姐通过日本的米先生认识了英国德鲁克公司。德鲁克专业制造工控仪表，在世界同行业很有名气。八九年一个姓刘的北京人到香港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并成为德鲁克在中国的独家代理。两年后见市场形势好就移民英国注册了家生产型企业仿制德鲁克的产品。德鲁克很生气，与其断了关系，但又不想放弃中国市场，于是决定参加九四年九月在北京召开的多国仪器仪表展览会，寻找潜在代理。日本米先生是德鲁克的客户，向德鲁克推荐了赵小姐，德鲁克就邀请赵小姐协助他们的展台，顺便考察一下赵和赵的贸易公司。
赵小姐的外语水平与老外直接对话有困难，展览会为期七天，可能其他人不会为了小小的报酬抽出这么长的假期，就邀请我去。我吃不准她是否会补偿我事假的损失，但想到去北京散散心也好，就答应了。我化了整整十个夜晚看了德鲁克公司介绍发展史和所有的产品样本，把专用辞汇集中起来自编了一本小词典。但临出发前两天，赵突然来电不要我去了，说德鲁克已经向展览会会务处订了两个翻译，事实确实如此。我很泄气，但也无可奈何，只好把一厚叠资料还去，不过我装得很无所谓，经历了那么多的打击磨难世俗白眼和深重创伤后，这不过是一次极小的不快罢了，所以与赵小姐的交谈仍照常投机。
次日赵小姐突然来电让我明天一起飞北京，至今不知道她为何改变了主意。我想好了不抢她的镜头，就挑了些素色的衣服，头发不做，随便扎起来盘在脑後。说好我的身份是她的助理，在她的公司工作。巧得是那家刘先生的公司也参展，且展台就在德鲁克隔壁的再隔壁。他把世面做的很大，用德鲁克的话说：“中国人习惯扩大自己。”展览期间看两家竞争厂商言来话去得斗嘴，也是一件趣事，这是后话了。
德鲁克来了两人，都39岁。一个是销售经理马丁，极高极瘦，如戴顶礼帽拄根拐杖就象三十年代的滑稽演员，但事后接触该人极具领袖风格和魅力；另一个是销售工程师弗兰克，极矮极胖，像相扑运动员，搞不懂为何德鲁克总裁会让这两人搭档，也不怕损坏公司形象。他们两人不是同一天到达，第一次看见我和赵小姐，都不约而同地把我当作老板，把她当成翻译。赵小姐对这种事很敏感，我连忙更正他们的错觉。马丁第二天把原先向展览会会务处订好的翻译回掉了一个，回掉的是男的。
展览会开幕式一结束，参观者就蜂拥而至，那时的国际展览还没泛滥，大家除了对产品感兴趣，还很喜欢那些精美的样本，我们都来不及接待。由于我事先看过样本，能直接对用户进行产品操作演示。对中国人智慧尚未领教的两个老外来说，甚是惊讶。赵小姐感觉到马丁对她不是很好感，就对我说：“瘦子对你倒不错，你去花花他，让他们付我们的午饭。”
中午十二点了，马丁说他和弗兰克先去午餐，回来换我们。我就对马丁说：“不，我和你先去，让弗兰克和赵小姐后去。You and Me！”我把最后一句“我和你”说得重一些，给他得感觉是我非常想和他一起出去午餐。为了节省赵小姐的开支，我只好用这样类似调情的语气和比我小三岁的男人说话。瘦子听了很高兴，重复了一遍：“我和你？”“是的，我和你。”“OK！”瘦子答应得兴高采烈。一路上瘦子走得飞快，我疾步跟着他，他看着我的神情似乎对我很感兴趣，问我孩子多大了，我说十六了。他猛地收住了脚步，惊讶地问：“那你几岁？”我很意外，因为老外一般回避问年龄。我说四十二了，他疑惑地自言自语：“不可能吧。”
下午听到他与弗兰克的对话：“我怎么就看不准中国人的年龄？弗兰克，你呢？”弗兰克在日本工作过两年，经常出差东南亚，他看得准。马丁是第一次来中国，猜不准东方人的年龄。他原先还以为中国女人仍旧穿旗袍笑不露齿，见了男人不肯握手，以打千相待。马丁和赵小姐似乎没有缘分。赵小姐适合中国的销售，与客户周旋。不懂得西方人所讲究的礼节，又善大话。马丁他们每天早上从香格里拉饭店到我们住的民族饭店接我们去展览馆，上车后赵小姐总大打哈欠，也不说Excuse me；晚上会谈时她习惯地讲话边抖动双腿；这些在欧洲人眼中是忌讳的，加之她对参观者说她的公司是德鲁克的独家代理，马丁对这种毫无愧色的谎言很吃惊。
一天晚上马丁说请我们吃粤菜。到了饭店叫了菜，马丁根本不动筷子，像连环炮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对赵小姐提问，有些问题几乎无理到难以忍受，比如：“你的年收入是多少？”
赵小姐连隔愣都不打：“十五万美圆。”
马丁一脸疑狐：“既然那么高，为何你出差只带四千人民币，连宾馆的定金都要我们垫？”
赵小姐语塞。
“你是女的，为何不谈恋爱不结婚，要办公司。”
“你的公司不是股份制，由你一人说了算，万一你生病或出车祸，怎么继续开展业务？”
“你原先为一家美国公司上海代表处工作，为何辞职？”
赵小姐对这些充满火药味的问题保持沉默。
最后一个问题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请回答我的问题，你是否拿了那家美国公司的钱？”
我愣愣地看着马丁，没有翻译。
马丁对我说：“请你翻译。”
我说：“怎么可以？”
马丁说“直接翻。”
赵小姐能听懂一些，她的脸刷的一下红了，声音却还是平静：“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无理的提问，我拒绝回答。”
弗兰克看上去很同情赵小姐，这几天我受赵小姐的指令一直在花瘦子，冷落了胖子。所以胖子对赵的印象比对我好，大约他认定我是那种喜欢拍头头马屁的人。
瘦子坚持要赵小姐正面回答，说这是他考虑是否让她公司做代理的因素之一。赵小姐要哭出来了，但她仍在强笑，笑容异常难堪。她不说话了。
瘦子自己下了台阶：“我是考考你的耐心如何。你的秘书的面部表情是她的心理活动。而你让人无法捉摸。我想知道你是否会发火。”
从这天后，马丁和赵小姐的关係缓和了很多。但一起回到上海又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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