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走路的哲学家尼采告诉你

为何我如此擅于走路——尼采

Pourquoi je suis si bon marcheur—Nietzsche

「尽可能少坐着：不要相信任何不是在辽阔的户外、在身体自由移动之际形成的念头——不要相信任何肌肉未曾积极参与的想法。所有偏见都来自僵化的内里。我再次强调，臀重如铅、坐着不动是真正违反心智的罪孽。」

——《瞧！这个人》Ecce Homo，〈为何我的思虑如此周严〉

尼采曾写道，分手令人难过，因为原有关系断落使人受苦。但很快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有了翅膀。尼采的生命正是由种种断落、分离、孤立所组成：世界，社会，旅伴，同侪，女人，朋友，亲人，纷纷离他而去。但每一次探索他的孤独处境，都代表他的自由又更深一层：没有了责任义务，没有了构成阻碍的妥协，视野变得清晰而开阔。

尼采毕生是个令人佩服的走路者，耐力十足。他经常提及走路这回事。在开阔户外的步行彷佛是他的创作要素，自始至终伴随着他的写作生涯。

他的人生是一出四幕剧。

第一幕是成长学习时期：从他出生（一八四四年）到他获聘为巴塞尔大学语文学教授。他的父亲是一名牧师，一个正人君子，很年轻就辞世。尼采喜欢想象自己是一个波兰贵族世家（尼耶茨斯基家族）的末代子孙。父亲仙逝时，年仅四岁的尼采成为母亲、祖母及妹妹的希望寄托，她们无限关怀的对象。

聪明绝顶的小尼采一路读到以教学严格著称的名校—普佛尔塔高中，在那里接受古典教育。他受到铁血般的管教，后来他体认到这种教养方式的伟大之处，如这句著名希腊等式所言：人必须懂得服从，才会知道如何指挥。她的母亲对他深具信心、赞赏有加，盼望有一天这个儿子能够把聪明才智用来服务上帝。

高中毕业后他前往波昂大学修读语文学，表现优异，随后又续往莱比锡大学深造。二十四岁时，他获聘为巴塞尔大学语文学教授。这么年轻就当上教授着实难能可贵。他的人生剧场第二幕就此展开。

尼采教了十年的希腊语文学，那是辛苦而充满失败的十年。他工作繁多：除了在大学授课，还得在城内的主要中学—教养院（Pedagogium）教书。但是，为什么尼采只愿当个语文学者？很长一段时间，他曾经想往音乐发展，然后他迷上哲学。

语文学开启双臂迎接他。他报以热情拥抱，但内心隐约感到酸楚，因为这并非他的最终职志。这门学问至少让他学会阅读希腊古籍：埃斯库罗斯（Eschyle）、索福克勒斯（Sophocle）的悲剧，荷马、赫希俄德（Hesiode）的史诗，赫拉克利特（Heraclite）、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的语录，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ènes Laërtius）的史书（他热爱这位罗马帝国时代史学家，因为他说自己可以在他的作品中超越制度表像，看到人。）。

第一个年头非常圆满如意，他带着一股狂热准备课程内容，广受学生喜爱，认识新的同僚，其中一位名叫法兰兹．欧维贝克（Franz Overbeck）的神学教授成为他的忠实挚友。那是个不离不弃的好友，有困难时可以仰仗，在灾厄发生后亲自前往杜林带他回国。

也是在一八六九年，尼采到琉森旅行，以便接着前往特里布森Tribschen，带着感动的心情到华格纳（Wagner）广阔壮观的宅邸拜访这位他心目中的「大师」。他在那里为那位名叫柯希玛2的女子着迷，他在痴狂的信函中把她称作「亚莉安娜公主，我的挚爱—某种既定观念非要我当个男人不可，但确实长久以来我结识了许多男性」

热情的生命态度、无比的教学热忱以及十足健康的身体只维持了短暂时间。暴怒、情绪崩溃开始接踵而至。在一连串重大误解之后，他的身体也展开报复。

先是工作上的误解。首先爆发的是他在一八七一年出版的《悲剧的诞生》（Die Geburtder Tragödie），这本书让专业语文学者目瞪口呆，甚至气愤填膺。怎有人会想到要写这种著作？它的内容不是奠基在扎实的研究结果，而是源自模糊不清的形而上直觉：混沌（chaos）与形式（forme）之间的永恒冲突。

他定期前往拜鲁特（Bayreuth）参加大师的年度音乐祭；他返回特里布森，成为大师在欧洲旅行的友伴。但他益加体认到华格纳的高傲和狂热教条主义都代表着他所嫌恶的一切，而华格纳的音乐尤其不适合他的胃口：它令他感到反胃。他后来写道，华格纳的音乐会把人淹没，那彷佛一片萎靡的泥沼，人置身其中必须挣扎着「游泳」，它像切削山谷的狂乱洪流，随时要把人吞噬。听那个音乐时，人会脚底踩空，六神无主。反之，罗西尼（Gioachino Rossini）令人想翩翩起舞。更不用说比才（George Bizet）的《卡门》。

接着是感情生活的误解：他多次求婚被拒，不过无法否认的是，他的求婚方式太过唐突。还有社交上的误解。无论是在拜鲁特喧嚣扰嚷的社交界，或在教授、学者构成的学术圈子中，尼采都无法生根。

这一切令人难以面对。每个学期过去，情况变得更艰难、更无解。他越来越常被可怕的头痛侵袭，被迫躺在床上，倒卧在黑暗中，痛苦地哀嚎。他的眼睛折磨着他，他难以阅读、写作。只要看书或书写一刻钟，接下来他就得忍受好几小时的偏头痛。他不得不请人念书给他听，因为他的眼睛一接触到书页就会开始晃动。

尼采设法寻求妥协之道，他要求减少教授一门课，不久甚至提出完全解除高中教职的申请，随后他获准休假一年，喘气暂歇，休养生息。但这一切终究徒劳无功。

这段日子他为自己提供的疗法成为他未来岁月中的命运标记：大量的步行和偌大的孤独。为了对抗尖锐可怕的痛楚，他有两个药方。一是远离刺激，逃脱社会羁绊、世俗纷扰，因为为了应付这些日常事务，他总要忍受日以继夜的身体折磨。二是走路，长时间的走路，藉此分散注意力，暂时忘却缠绕在太阳穴上那榔头敲击般的痛楚。

此时的他还没有受到高山地区冷硬矿物质世界的吸引，也还不曾体验到南方岩石小径的干爽与芬芳。他主要是与友人格斯朵夫（Gersdorff）在湖滨步行，或深入树影婆娑的黑森林。但这一切也不成功。痛楚太过强烈。严重的偏头痛使他竟日卧倒在床，呕吐令他彻夜腹痛难当。他眼睛疼，视力减退。一八七九年五月，他向巴塞尔大学提出辞呈。

他的人生第三幕就此展开，为期十年，从一八七九年夏天到一八八九年初。三份微薄津贴让他可以简单度日，下榻小客栈，搭火车从山区到海边，从海边到山区，有时也搭到威尼斯，去那里拜访彼得．切斯特（Peter Gast〉。他在这个阶段中成为传说中那个无人能及的走路者。尼采走路，他走路就像别人工作。他边走路边工作。

第一年夏天，他发现高山：高耸的恩嘎丁山（Engadine），来年他发现他的桃花源：席尔斯_ 玛丽亚（Sils-Maria）。那里空气透明，山风凛冽，光线锐利。由于他讨厌闷热天气，在他后来倒下以前，他每年夏天都会在山上度过（除了与露往来那年）。他写信给朋友（欧维贝克、柯塞里兹），说他发现了他的自然，他的元素，他写信给母亲说「我这个已经近乎瞎眼的人所能期望找到的最棒的路径，最健康的空气」。那里的风景让他觉得与他彷佛血脉相连，「甚至更密切」。

第一年夏天，他开始走路，每天独自走路，有时长达八小时，同时也完成《旅人与他的影子》（Der Wanderer und sein Schatten）。

除了少数几行之外，一切都是在走路时思索出来，然后用笔胡乱写在六本小笔记簿上。
—一八七九年九月份信函

冬天，他会到南方城市避寒，主要是热那亚、拉帕罗（Rapallo）海湾，后来也到尼斯。山丘成为他的写字台，大海是他的穹顶。走路时，他感觉主控了世界与人类，他在宽广的户外构思、想象、探索，因为他发现的事物而兴奋、害怕，因为他在走路时浮现的心思而受到震撼与吸引。

我的情感强度使我发笑，同时也使我颤栗—好几次我离不开房间，原因很荒唐，因为我眼睛红了—为什么红了？就是前一天我在长时间走路时哭得太多了，但我流的不是感伤的泪水，而是幸福的眼泪，我唱歌、摇晃，全新目光袭卷了我，这让我相较于今日的人类有了一种特权。
—一八八一年八月信函

十年间，他写成毕生最伟大的一些书籍，从《朝霞》（Morgenröte）到《道德谱系学》（Zur Generalogie der Moral），从《欢愉的智慧》（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到《超越善与恶》（Jenseits _on Gutund Böse），当然还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oustra）。他成为隐士，独行侠，旅人。

我们不是那种坐在书林中才会思考的人，我们的想法不是在等待书页的刺激时才姗姗来迟；我们的品格是在自由空气中思考，我们走路、跳跃、爬升、舞蹈，最好是在孤寂的山巅或海畔，在那些连道路都会冥思的地方。

—《欢愉的智慧》

许多人是在读过许多其他书之后，在翻阅过那些散发图书馆闷味的书籍后，才把自己的书写出来。评断一本书的标准何在？就在它的气味。在它的气味：太多书散发着阅览室或办公间的沉重气氛。那些没有光线、通风不良的房间。书架之间空气难以流通，充斥着霉味，纸张逐渐腐败、油墨产生化学变异的秽气。那是一种瘴气。

另外有一些书呼吸着鲜活的空气：户外的鲜活空气，高山的风，那种从高处吹来、带着冰霜气息敲醒我们身体的风，或南方的松林小径上那种漾满芬芳的清凉晨风。这种书会呼吸。它们的扉页间不会塞满毫无生气的、无谓的博学。

哦，我们很快就会明白作者找到书写灵感时是不是正坐在墨缸前，沉着大腹，吊著书袋，埋首卷册之中。他的书让人想快快就翻过去！我们觉得肠胃马上纠结起来，就像这稀薄的空气、低压压的天花板、狭隘的房间立刻让人感到压抑。

—《欢愉的智慧》

还有一个必要性是寻找另外一种光线。图书馆总是太暗。书册彷佛永无止息地累积、堆栈，书架高高地矗立着，一切都使光线难以穿透。

有些书则反射着高山的净透光线，艳阳下波光粼粼的海面。特别是颜色。图书室是灰暗的，在那里写成的书也是灰暗的：字里行间充斥着援引、参照、页底注解、谨慎的说明、无尽的辩论。

最后还得说说文字工作者的身体：他的手、脚、肩膀和腿。书就像是生理状况的表现。在无数的书册里，我们可以感觉到一具坐着不动、弯曲倾俯、缩成一团的身躯。走路的身躯是开展、撑张的，像一具弓：它像阳光下的花朵，向辽阔的空间全面开启。胸部前挺，双腿摊直，手臂前伸。

若要估量一本书，一个人，或一部音乐，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问：（它）会走路吗？

—《欢愉的智慧》

那些闭关在四壁之间、插枝在座椅之上的作者， 他们写出来的书凝重而难以消化。那些书是桌上其他书册编纂组合而成的产物。

那些书就像被强制喂食的肥鹅，被引述和参考数据塞爆，被一个个注解压得喘不过气。它们沉重、肥胖，读起来又慢又乏味又艰涩。他们写书靠的是其他书，他们比较他人的文句，重复别人说过的话，而那些人说的又是他们以为其他人可能会说的话。他们查证、琢磨、修改，一个句子成为一个段落，再成为一个章节。一本书成为根据某个其他人的某句话而评论一百本书的结果。

反之，在走路时构思写作的人不受羁绊，他的思想不受其他书籍奴役，不让查证工作压垮，不被他人思维牵制。他无须对任何人负责什么。只需要思考、判断、决定。这样的思维诞生自移动、冲劲。我们在其中感觉到身体的弹性，舞蹈的动态。

这种思维攫住我们，它表达出能量、身体的跃动。思索事物本身，没有阻绝，不受干扰，不坠入迷雾，不在文化与传统的关卡上无所适从。那不会是条理清晰的漫长辩证，而是轻盈而又深邃的思考。这正是这里的关键赌注：思考越是轻盈，它就越能浮升，因而益发深邃，因为它令人眩晕地拔地而起，垂直耸立在既有信条、舆论、学院知识的沉闷沼泽之上。相较之下，在图书室中撰写而成的书籍流于肤浅而沉重，终究停留在因袭固有的层次。

走路时思考、思考时走路，让写作成为轻松的停顿，彷佛走路中的身躯暂停稍歇，凝视辽阔原野。

对尼采而言，这意味着一种对双足的颂赞。人不是用手写作，而是「用脚」来写。脚是一个优秀的证人，可能也最可靠。阅读一本书时，我们要试着知道脚是否「竖起耳朵」—因为尼采认为脚会倾听，好比我们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首「舞之歌」读到这句话：「我的脚趾头竖起来倾听，因为一名舞者是把耳朵挂在脚趾头上的」—试着探看它是否在阅读的喜悦中颤抖，因为打从一开始，脚趾头就接获舞蹈的邀约，迎向外在的召唤。

若想评断一部音乐的质量，也必须相信脚的感觉。如果聆听音乐时，脚会按耐不住打节拍的欲望，如果它会想压向地面然后奔跃而起，那就是个好兆头。所有音乐都该邀人轻盈跃动。因此，华格纳的音乐使人的双脚沮丧不已，因为它让脚恐慌，不知如何自处。更糟的是，它萎靡、拖拉、胡兜乱转，还会闹脾气。

如同尼采在晚期作品中所言，人在听华格纳时不可能感受到跳舞的欲望，因为人被淹没在迷宫般的音乐漩涡中，在混沌的洪流、迷离的拉扯中觉得枉然。

一旦这种音乐开始在我身上作用，我立刻就感到难以呼吸：我的脚焦躁不安，想要叛变；因为它原本是想打节拍、跳舞、走路—它对音乐最主要的要求不外乎让它陶醉，能够好好走路。

—《华格纳事件》Der Fall Wagner〈我对此有所批判〉

尼采成天走路，他走路的身体迎向天空、大海、冰川，他随之信笔捻来，记下那副身躯透过大自然的挑战赋予他的思想启发。这些步行经验向来让我感受到一种上升的运动。如查拉图斯特拉所言，人是「旅行的人，攀登山岳的人；我不喜欢平原，我无法平静地久坐不起；无论我的未来命运如何，无论我还能活出些什么，我总是需要迁移和攀登；因为人唯有在此时才能体验到自己」。就尼采而言，走路首先就是往高处走，爬升，攀登。

内瓦尔（Ner val）认为，森林小径—宛如平坦的迷宫—以及低地平野邀请走路的身体迎向柔美与慵懒。彷佛飘荡的雾霭，记忆油然而起。在尼采的经验中，空气是更加鲜明强烈的，而且干燥舒爽、纯净透明。思想通畅锐利，全面醒觉的身躯轻轻颤动。这时不会是记忆油然而起，而是判断力砰然而降：分析诊断，新生想法，吉光片羽，犀利评判。

摘录自《走路，也是一种哲学》；首图来源： Matthias Rhomberg，CC Licen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