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妇有话

和平奖消息一传来，就知道要引起一场悍然大波，各种奇谈怪论本在意料当中，但是，当我真的听见那些剐耳噪音的时候，还是没能忍住张开那张本来没想张开的口。

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纠纷，往往有经济利益的角逐为背景，两个在经济上不发生关系的国家，大都在政治上也不会拉拉扯扯。比方说，三十年前的中国人，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居住要户口本，出国根本没门。用“人”字打头组的词和造的句有“人民群众”，“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人类的解放事业”，“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等等等等，数不胜数，唯独没有的，就是“人权”俩字，有个叫戴厚英的，写了一本书，名曰“人啊人”，被一举封为禁书，名正言顺的理由是：那本书宣扬了“人道主义”。那时的中国，"人民”是口头上的爷爷，“人”却是实际上的孙子，人民当家做主了，人却饥寒交迫，人民民主专政了，人却动辄变成牛鬼蛇神。三十年前的欧美人，正在品尝六八学运的战果：思想更加解放，人身更加自由，经济更加腾飞，福利更加健全，政体更加民主，人道更加发扬。。。那时的中西差别，可以用天壤之别来形容。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发展快了，西方进步慢了——中国外贸顺差了，欧美外贸逆差了，中国外汇储蓄爆满了，欧美财政赤字了，中国产品充斥全球了，欧美失业居高不下了。。。突飞猛进的中国和脚部渐缓的欧美在经济领域里和物质生活上，差别正在逐渐减少。
如果在国际交往当中，真的有纯粹道德的存在，那么三十年前的中国人无疑是更加需要靠这些道德来拯救的，但事实正好相反，四十年前，西方国家一个接一个地承认了红色中国的主权，一个比一个主动地和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尼克松访华之时，也是中国黎民最苦难的时候。中国政府最应该被谴责的时候他们不谴责，中国人民最需要被拯救的时候他们不拯救，现在独裁者不像当年那么霸道了，老百姓不像当年那么贫穷了，这时候他们都跑来谴责，跑来拯救，实在是不能不让人怀疑他们的真正企图其实是在经济领域。
仔细想想，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一个与世隔绝，思维反常的精神病人，行为再无赖也没有人对他横加指责，言论再荒诞也没有人和他据理力争，但是做为一个和他人发生物质交换及精神交流的正常人，如果在言行上有令人反感的表现，就难免要遭到他人的说三道四，无论这种说三道四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是否正确，其实都是对此人的一种抬举: 毕竟人家是把你当成正常人来对待的。那个没人指责没人干涉的好时光虽然令人怀念，但那是以当与世隔绝穷困潦倒的精神病人做为代价的，比较一下得失利弊，还是当一个被人批评指责的正常人更有尊严。既然决定了以正常人的姿态面对世界，也就不得不接受别人用正常人的标准来对自己品头论足。
至于那些批评指责者的原始意图，我倒不怀疑里面可能有自私自利的成分：
其一，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不好当啊。好不容易舌战群儒，过五关斩六将地当上了领导，却干点什么都得思前想后，要打仗，得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让老百姓接受，要通过一项法律，得费劲八力地排除层层障碍，要给某人判个刑治个罪，随便找来的十二个老百姓中有一个不举手就不能通过，就连建一条高速，挖一条地道，都得看老百姓的脸色行事，更别说贪污点赃款，行使点特权，偷享点桃花运什么的，一不小心就被媒体揭发，红着个脸在电视上向万人解释，多丢人啊！同样是当领导，人家在老百姓还不知道他姓啥明谁的时候就被指定了，人家要和谁打就和谁打，要和谁好就和谁好，要下啥条文就下啥条文，要定啥法律就定啥法律，要判谁刑就判谁刑，要建路就建路，要修桥就修桥，至于贪污特权桃花运，那都小儿科得不值一提。嫉妒是人之常情，国家领导人也会嫉妒，我不敢干的你可以随便干，当然我得批评你几句。
其二，人权政府和不人权政府相比，在今天的经济往来中竟然占不到便宜。人家大手一挥，就有成千上万的廉价民工冲上前线，人家大笔一挥，要扒谁房子扒谁房子，人家大声一喊，要上哪个项目上哪个项目，哪像我们，是个人就要求有最低工资，有社会保障，童工不敢用，老人得供起来养，砍棵树都有绿党反对，拍死一只苍蝇都有动物保护组织抗议，我们举步维艰，眼看着人家发展干着急使不上劲。攀比是人之常情，领导人也会攀比——你们之所以发展快，不过是以牺牲老百姓的人权为代价，我们这儿的人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一时半会儿还根除不掉，那你们那儿也得灌入人权观念，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大爷了，你们的建设步伐也就慢下来了。
说来道去，国与国之间的纠纷，确实很难找到客观的道德标准来评判是非，把别人主观动机的纯否当做是非标准也不靠普——做为一个政客，在处理国际纠时首先要考虑本国利益不仅无可厚非而且理所当然——除非是哪一天世界大同没有国家概念了。但是在谈论哪个政府对于自己的百姓来说是比另一个政府更仁慈还是更混帐的时候，倒是我们每个匹夫匹妇都有一大堆的体验和感想要说，其实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匹夫匹妇比专家学者更有发言资格。
既然匹夫匹妇都发言资格，我不妨以匹夫匹妇的眼界和思想把国际争端打个比方：张家养了一群狗，李家养了一群猫，张家施行的政体是狗长一言制，狗长高高在上，狗崽低低在下，狗长一声令下，让狗崽吃啥狗崽就得吃啥，让狗崽干啥狗崽就得干啥，让狗崽上哪狗崽就得上哪，狗崽如不听话，狗长就就棍棒伺候，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古训果然灵验，在严格的管教驯服之下，狗崽们俯首帖耳，察言观色，狗长要它乖它就乖，狗长要它凶它就凶。李家施行的政体是温情主义的猫崽民主制，猫长一声令下，猫崽还是爱吃啥吃啥，爱干啥干啥，爱上哪儿上哪儿，娇生惯养的猫崽，挑三拣四，说东道西，我行我素，没大没小，叫它乖的时候它偏撒泼，叫它凶的时候它偏发嗲。本来张家有张家的规章，李家有李家的制度，井水不犯河水，但是有一天，张家和李家开始了即合作又竞争的伙伴关系，李家发现温情不如棍棒来得实惠，觉得吃亏，想在自家政体上打主意根本没门——猫崽民主制啦，它们不能同意。于是只能强烈要求张家修改体制。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张家的狗们来说，有的是张家的福狗，挤进了或继承进了既得利益集团并因此而坚决拥护张家的制度，有的是张家的愚狗，吃多少苦受多少罪都心甘情愿而且忠贞不渝，有的是张家的木狗，压根就没感觉到当受气狗的难受，有的是张家的弱狗，被欺负了被压迫了宁愿忍气吞声也不敢表示异议，有的是张家的智狗，试图通过体改摆脱被奴役的命运，有的是张家的叛狗，惹不起躲得起，脚底抹油遛到李家当猫去了。
对于张家的福狗，我怕当酸葡萄不敢妄说是非，对于张家的愚狗，我轻视它的智商，对于张家的木狗，我鄙夷它的情商，对于张家的弱狗，我同情它的处境，对于张家的智狗，我景仰它的觉悟，对于张家的叛狗，我别无选择地加入了它的队伍。
上述各种类型的狗，我使劲想想都能想明白它们的来龙去脉，毕竟人各有志，猫狗也不例外，唯一让我觉得莫名其妙的，是一种类型的狗：遛到李家当猫，却一口咬定在张家当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