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的欧洲能量消散已尽。中国时代开始了。” --- 东西方的铁壁是如何打开的？】

 

“三百年的欧洲能量消散已尽。中国时代开始了。”

国务部长兼文化部长的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来到了中国。马尔罗会晤了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重要领导人，其中包括国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周恩来、刘少奇（国家主席），当然还有毛泽东。马尔罗在他的著作《反回忆录》中描述了这次中国之行，其中以预言的形式写道：“三百年的欧洲能量消散已尽。中国时代开始了。”

 

1965年8月，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会见来访的法国总统戴高乐特使、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

 

    1964年6月6日，戴高乐总统（中）在巴黎接见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左）。（图片来源：新华社）

【欧洲时报网】 “不排除中国在下个世纪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大多数大国都彻底忽视这片大陆是绝对荒谬的......”

1964年1月8日，在年度第一次政府部长会议上，戴高乐将军询问了政府成员对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计划的看法。这一出其不意的问题令与会成员大吃一惊。

“中国是一件大事，”戴高乐解释道，“它就在那里存在着，无视它的存在是不现实的。中国的事实摆在那里。这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它的未来应当同它的实力相对应。我们不知道它会用多长时间来发展，能够确定的是，总有一天，也许这一天的到来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中国会成为一个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上的巨大事实。这是法国必须考虑到的现实情况。……”

几天后，戴高乐对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说：“我们要翻过殖民地这一页了，我指的是在中国的租界，就像对法属印度支那一样。这意味着法国将以朋友的身份回来，对中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不排除中国会在下个世纪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就像她以前数个世纪所保持的那样。” *

需要指出的是，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两位与会者的态度：当时的法国总理乔治·蓬皮杜并不支持与中国建交；而吉斯卡尔·德斯坦虽未表态，但给他的朋友、同样出席会议的雷蒙·马赛兰（Raymond Marcellin）写了个条子，建议他提问关于这一做法会给北约组织带来的后果……

1964年1月27日中午，巴黎和北京同时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公报：“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过协议共同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为此，他们商定将在三个月内派出大使。”

这一消息引起了轰动，尽管它并不是一个意外事件。公报虽然简洁，决定却是异常果敢的，世界由此分成了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

戴高乐预见到了这一点，事实上他想表达的是与那个“一直存在的中国”建立“稳定的关系”。他认为，“中国首先是中国，然后才是共产党的”，也就是说，它是四、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继承者，并拥有几亿人口，占据了广袤的土地，具有不可估量的发展潜力。对法国政府首脑来说，必须从现实出发，采取务实的态度。怎么可能忽视这个统治着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政权，却像美国一样只把退居台湾岛的政府看作唯一的中国呢？对法国总统来说，仅仅因为美国不喜欢它的制度就拒绝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是很不正常的。

戴高乐认为，法国应当承认“世界的现状”，即使人民共和国政权在很多方面带有值得批评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没有办法。应该获得承认的不是一个政权，也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一个已经存在了14年的国家。他表示，“好与坏不是我们的事情”。两周后他又对阿兰·佩雷菲特说，与中国建立起外交关系后，“我们将翻过殖民地的一页，即有关在中国的租界和法属印度支那的。这意味着法国将以朋友的身份回来，尊重其他民族的独立。”

 

    1957年6月，埃德加·富尔访华，与毛泽东会晤。（图片来源：新华社）

其实早在1958年重获政权之前，戴高乐就已经有意与人民中国建立起关系了。他曾在一封很长的亲笔信里感谢前总理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把自己的书《蛇与龟》（1957年出版）寄给了他。戴高乐将军表示，这本书，尤其是里面重新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想法很有意思。该书是埃德加·富尔在结束了一趟赴华私人旅行之后写成的，他在中国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因为他主张法国和中国重新建立起外交关系。他说，“我认为大多数大国都彻底忽视这片大陆是绝对荒谬的。”并表示“难道我们要与进行过长征的人作对吗？”

然而1962年之前法国的注意力一直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上，而中国当时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FLN）。1962年3月，在签署了埃维昂协约之后，事态终于开始向前发展了。法国拒绝加入由美苏签署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做法终于拉近了法中两国的关系。

1963年，戴高乐将军委派埃德加·富尔到中国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富尔于当年10月18日携带法国总统的一封亲笔信抵达了中国，这封信名义上写给富尔，但实际上是给中国政府的。这是一封“私人信件”，但它赋予了担任信息传递者角色的收信人与中国领导人商谈重建外交关系事宜的必要权力。埃德加·富尔在北京会见了时任中国主席的刘少奇，总理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一个星期之后，他在上海再次会晤了周、陈二人，并见到了毛泽东。

1963年12月，法国外交部欧洲事务负责人、深受外交部长德·姆维尔（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信赖的雅克·德·博马舍（Jacques de Beaumarchais）被派到伯尔尼会见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李起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欧洲大使的作用。双方就三点内容达成一致：

1，法兰西共和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2，法兰西共和国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并且不再承认“蒋介石集团”的代表权。

3，中法建立外交关系之后，法国将会在“蒋介石集团”撤回其代表与派驻机构后，也召回它在台湾的代表，并关闭相关代表机构。

1964年1月初，《费加罗报》刊登了对埃德加·富尔的一个长篇采访，其中富尔表示支持承认中国政权。在1964年1月期间，法国知会了它的合作伙伴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美国、英国、北部非洲、黑非洲、苏联、日本、印度、巴基斯坦等它打算承认中国的计划。戴高乐还委派贝志高将军（le général Pechkoff，对日战争期间“自由法国”派驻“自由中国”首都重庆的大使）作为私人信使去向蒋介石说明了他承认北京政权的理由。

不出所料，这一消息激起了巨大反响。世界各地的媒体争相报道。美国震怒，台湾恼恨。美国视戴高乐将军的决定为丑闻和傲慢无礼的表现。再加上法国在越南问题上采取中立政策，而此时越南局势正在恶化。约翰逊（Johnson）政府视这一决定“危害了西方世界的利益”，并背叛了对日战争和冷战中结成的忠实的同盟关系。

 

    1965年7月，法国国务部长马尔罗访华，与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陈毅会晤。（图片来源：新华社）

1964年1月27日，法国与中国终于建立了外交关系。

1月31日，即27日的公报刚发表后没几天，在一场值得纪念的新闻发布会上，戴高乐将军对各国大使阐明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理由。他这样描绘了中国：“我们来谈谈中国……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拥有地球上最多的人口；几千年来，这个民族个体的忍耐、勤劳和灵巧弥补了在方法和凝聚力上的整体的不足，形成了一种极为特别而深厚的文明。这是一个国土广袤的国家，虽然不统一却非常紧密，从小亚细亚延伸到太平洋沿岸，纵跨西伯利亚冰原与东南亚热带地区。这是一个比纪年史还要古老的国家，不断地寻求独立，却又不懈地推行中央集权，依赖直觉、蔑视外国人，但同时又有意识地维护国家的永恒持久并为之自豪，这就是那个一贯的中国。”

中法双边达成协议，法国只承认一个中国，即北京的、毛泽东的中国，取代了台北的蒋介石的中国。2月10日，法国政府通知台湾当局撤回他们驻法国的代表团。

法国的做法结束了中国共产党在外交上的孤立局面。法国借这一举动宣示了它对美国的独立，同时中国也表达了脱离苏联影响的意愿。在1958年至1960年初的“大跃进”运动结束后，中国与苏联逐渐爆发了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从1960年起，北京与莫斯科在经济和科技上的联系减弱了。

戴高乐将军对中国人获得的满足直言不讳：“中国急切地盼望得到我们的承认，他们对此毫不掩饰，他们对这世界认识得很清楚。苏联成了他们的对头，而美国一直都是。……中国看不到其他对话者，只有法国。”

中国人对这一外交史的回忆充满了激动和感激之情，因为它改变了东方与西方的关系。

埃德加·富尔后来解释了为什么戴高乐将军在这一问题上堪称先驱：“8年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才有了和他一样的理性思考。但我想，尽管间隔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在1964年的创举都是一个开端，是起到决定作用的先例。”在法中建交15年后的1979年，美国才终于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美两国建立了双边关系。

1965年7月，在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不久，时任国务部长兼文化部长的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来到了中国。他是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首位法国政府成员。马尔罗会晤了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重要领导人，其中包括国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周恩来、刘少奇（国家主席），当然还有毛泽东。与毛的会面是1965年8月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他还访问了延安，这是毛泽东结束长征后重振士气的传奇圣地。马尔罗在他的著作《反回忆录》中描述了这一中国之行，其中以预言的形式写道：“三百年的欧洲能量消散已尽。中国时代开始了。”

1966年5月，戴高乐总统在爱丽舍宫会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位大使黄镇将军，并请他转达了对周恩来总理的访法邀请。戴高乐将军也非常希望获正式邀请访问中国，然而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实现，这里面既有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也有随着1969年4月公投失败戴高乐下台的原因。退居科隆贝之后，戴高乐还一直盼望着能够访问中国，而毛也很想接待这位法国前总统，但不幸的是戴高乐于1970年去世。

*阿兰·佩雷菲特时任信息部长，担任政府发言人一职。戴高乐将军与其关系密切。以上引文出自《这就是戴高乐》一书的第二卷。

作者：贝尔纳·布里赛（Bernard BRIZAY），著有《法国在中国》（Perrin出版社，2013年）

（编辑：南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