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杠精质疑文革期间是否真的“停止”过春节？这是中国新闻周刊代表中央宣传机关造的谣， 真假由嘴说。
有着这通知不等于没过春节， 年夜饭吃没吃只有天知道， 不过有地方先吃一碗“忆苦饭”， 然后再大吃大喝年夜饭。
不过， 1967年的春节，确实是有通知，但基层单位居多还是捣糨糊地对付了上级，而上海的家家户户，那几日真的没过春节的， 最有可能的是下列人等。
各级当权派（未必个个走的资本主义道路），被关起来或到处躲藏怕被抓被批被斗被打；
整人整得太凶的党组织的红人， 同样也可能被抓或躲藏着避免被抓被批被斗被打；
造反派的头头或骨干， 忙着夺权忙着抓斗打走资派和老保；
其他人基本都过了春节， 甚至四类分子， 造反派集中精力对付党组织和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呢， 没有兴趣和已经成了“死老虎”的他们搞七念三，所以这类人倒也一家人坐一起吃顿年夜饭， 好坏另说。
同样， 那些在红八月以及文革初期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们，被平了反的火上蹿下跳当起造反派，或自己小心翼翼太太平平不乱说乱动，但年还是可以过的， 因为没人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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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年画
革命化春节从1967年一直持续到1979年。取消过年，消减了合家欢的气氛，也消减了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及人伦秩序的敬重之心。
1967年初，在23岁的上海针织漂染一厂技术员刘其舜的印象里，是一个特别寒冷的严冬。他当时想，文化大革命差不多了吧？天冷了，该过年了，还要搞下去吗?
但他错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差不多了，而是正在进入高潮。“一月夺权风暴”席卷而来，从上海蔓延至全国。
最闹心的是，连春节也过不成了。1月29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了关于1967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
“当前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的关键时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决定1967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
18岁的上海玻璃机器厂青年工人章仁兴正是发出“广大革命群众要求”的第一人。他投书《解放日报》，在全国最先发出倡议：“在两条路线和夺权斗争进行得这样尖锐激烈的时刻，我们怎能丢下革命和生产，回乡去过春节呢？不能！不能！坚决不能！”
这封“革命造反派来信”刊登后，章仁兴在厂里大出风头。工友以开玩笑的口吻质问他：你不休息人家也不休息？直到前两年，还有人提起此事，他都但笑不语。
2009年冬天，在章仁兴家中，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生平第一次披露了这个秘密：其实，这封信不是他写的。
1967年伊始，章仁兴所在的上海玻璃机器厂动员人们不回家，就地抓革命，促生产。
春江水暖鸭先知。上海玻璃机器厂总是得风气之先：第一个成立工人造反队、第一个夺了厂里的权。这一切，皆因出了个潘国平。潘国平曾与“四人帮”主犯王洪文共同发起成立了“工总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工总司”是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控制上海局面达10年之久，而一度，人们只知道“工总司”有个“潘司令”，不知道有“王（洪文）司令”。作为“老造反”，潘国平文革时红极一时，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章仁兴算是厂里较早追随潘国平造反的一批人了。“工总司”成立那天，章仁兴跟厂里的人去看热闹，热血沸腾，当场参加了造反队，而且当即扔下自行车，跟着队伍爬上火车进京讨说法，见证了炮打中共上海市委的“安亭事件”。
对于春节不回乡的动员，作为造反派成员，章仁兴理所当然积极表了态。不久，他就被厂里管宣传和政工的造反派头头找了去，拿出一封以他的名义写的倡议书请他过目。
倡议书写道：“我到底要不要回乡呢？这个问题最近一直在我脑子里打转。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不回乡了。为什么我要做这样决定呢？我想，我是个革命工人，又是个造反队员，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章仁兴被挑中并不是偶然的。他是厂里小有名气的造反队员，而且家在外地，每年都要回乡探母，这在以本地人为主的厂里是不多的，这就使得他成为春节不回家的豪情造反形象的最佳代言人。
章仁兴没有任何犹豫地签了名，因为，“我是什么号召都听的”。对他来说，“造反有理”是很自然的事。签字后的事，章仁兴就一无所知了。他只知道，头头们“跟上面有联系”。
1月25日，署名“章仁兴”的倡议书在“工总司”控制下的《解放日报》以“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形式登了出来，同时刊登的还有国棉31厂“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类似来信，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宣布：春节算得了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
国棉31厂，是上海造反派头头黄金海的娘家，跟潘国平的娘家上海玻璃机器厂一样，同为造反派的中坚力量。黄金海也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是王洪文的亲信，文革时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财贸组负责人、市总工会常务委员。
从这一天开始，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刊登所谓“读者来信”和“倡议书”，开足马力大造舆论。上海“工总司”控制下的另一家报纸《文汇报》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战地黄花分外香》，深情地称赞“章仁兴”的话“说得多好啊”：回乡探亲，毕竟是私事，是小事；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巩固刚刚夺来的大权，才是公事，才是大事。
仅仅4天之后的1月29日，中央便顺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发布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北京火车站，宣传车开始反复广播该通知。许多准备回家探亲的人，立刻到车站售票处退票。从包头去杭州的一个干部在北京转车时听到广播，立刻换了回包头的车票。
文革时期的北京火车站
虽然不放假，春节还是一天一天临近了。上海话说：过了腊月二十三，白相过年关。但这一年的年关，全国一浪高过一浪的夺权大戏，成了新年俗。“……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些肮脏的习惯。”
夺权大戏的高潮，发生在腊月二十六。往年正是家家户户“割年肉”开始准备年夜饭的日子。而今年的这一天，上海不知有腊月二十六，只知道这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纪念日——2月5日。
这一天，全面夺权后的上海市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了百万人参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章仁兴和刘其舜都在这百万大军的海洋里。
章仁兴记得，各单位都是一卡车一卡车拉去的。他们厂的造反派都去了，200多人坐了四辆卡车。刘其舜是自己一个人去的。春节前不久，刘其舜被造反派一纸借令借调去当了工人记者。他去逛了一圈就走了，没有写任何报道。反正上面有统一稿件，凑凑热闹就行了。
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这个“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就规定，春节不准提前发工资。通知说：工资一律按正常日期发放，不得提前；确有困难者，提前发放的最多不能超过本人全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凡提前发放工资的款项，银行一律拒绝支付。
上海人民公社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的机构，针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用‘串联补贴’、‘生活补贴’、‘活动经费’等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手段来腐蚀革命群众的阴谋”宣布，他们以前的签字许愿一律作废。
在热热闹闹的夺权声浪里，“革命化春节”不但破了春节这个“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观园、大市场、大喇叭”的最大“四旧”，还解决了夺权后的新政权面临的现实困难。
仅以“春运”而言，上海夺权后，全国来串联的“革命群众”多达数十万人，单水上运输预计就有40万人次，团体登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50%，这对于文革期间脆弱的国民经济而言压力可想而知。
1967年的春节静悄悄地来到了。2月8日除夕这天，上海玻璃机器厂正常上班。章仁兴一直到下午4点半才准点下班。晚饭和平时一样，在食堂吃的。
不过上海针织漂染一厂下午2点时就几乎没人了。虽然不放假，可是大家心照不宣，都提前开溜。造反派头头们也睁只眼闭只眼，他们其实也盼人早点走完了自己好回家过年。
刘其舜回家不久，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跟他同一个车间的小张，两人一起进厂的。刘其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其实，这是他的初恋对象。以前老伴在世时他不敢说，只含糊说是小学同学，现在他可以说了。
小张是来求助的。就在刚才，一个学生跑来给她的“反动学术权威”父亲通风报信，说造反派要在大年夜来抄家，过个“革命化的春节”。小张怕家里那些“封、资、修”的书籍被抄走，希望在刘其舜家暂存。
他立即答应了。他现在还记得，其中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红与黑》《基度山恩仇记》《三言二拍》等。
刘其舜的哥哥姐姐们都还没下班回来，小张又急着回家，刘母就给他们俩做了简单的年夜饭。按照老家的风俗，先吃了宁波汤圆，甜食之后还要“漱漱口”，又吃了两口带鱼。
吃完饭后，刘其舜送小张回家。她家住在弄堂口的过街楼上，在街上就能查看动静。见她家里很平静，机会又这么难得，两人就掉头继续逛马路。沿着自忠路，走过淮海公园，往北走到人民广场，再慢慢往南走。
怕她难过，再说也不敢对文化大革命说三道四，一路上，刘其舜东扯西拉。尽管明知两人都有这么一点意思，但刘其舜不敢表白。他只敢在过马路的时候，口称“当心”，一把拉住她的手，随即放开。大多数的时候，两人只是默默地走着。
街上，行人稀少，“中央文革小组来电”、“一月革命万岁”、“砸烂某某的狗头”、“火烧、炮打、揪出”……的标语横幅和大字报到处可见。
一路走来，看不到没有任何过年的气氛。家家大门上不贴招财进宝和福字，改贴“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春联。没有哪家敢在年夜饭前点烛焚香，摆上碗筷，供上六七个菜，磕头祭祖。
那一天，没有最高指示出来，因而也没有鞭炮声。平时总在响的高音喇叭似乎也静止了。街头很平静。也许造反派也想过年吧？毕竟还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刘其舜这么猜测。
但他猜错了。张春桥等人根本全无心情过年。上海人民公社成立这么天大的事，一连等了三天，既不见新华总社发布电讯，也不见《人民日报》刊登报道，他坐不住了，准备亲自到北京去汇报。
好不容易熬过春节之后，张春桥和姚文元立即飞赴北京。在2月12日到18日的一个星期里，受到毛泽东三次接见。张春桥带回来的最高指示是：“如果全国成立公社，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改名？改的话，就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人家承认你吗？上海还是改一下，改成革命委员会。”仅仅存在了18天的上海人民公社寿终正寝。
普通人并不在乎上海人民公社的荣辱。1967年除夕，刘其舜走过的是亦真亦幻的青春岁月。晚上9点，刘其舜陪小张再次回去探听动向。还没到门口，就听见楼上传来乒乒乓乓的砸东西声和“老实交代”的吆喝声。两人远远看着，不敢靠近，小张只是默默地流泪。
刘其舜又把她拉走了。他找不到安慰的话，只能陪着她一圈一圈地绕，同时一遍一遍地说：“别怕，别怕，有我在……”他说，当时反而产生了一种恋爱的感觉。
两家之间步行只要15分钟，但这一晚，他们一直走了7个小时。等到楼上没有响动了，他才目送着小张上楼回家了。刘其舜并不知道，小张跟他将缘尽于此，因为她母亲执意要让她找个成分好一些的人。
这时候已经是12点了。那年腊月是小月，除夕其实是大年二十九，紧接着就是大年初一。新的一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到来了。天气极冷，快要下雪了，初一还要正常上班呢。刘其舜在心里感叹：今年真倒霉，没有年三十。
而在1967年除夕的寒冷中，唯一暖人的消息来自新华社，该报道指出：为了让大小金门等岛的同胞及蒋军官兵过春节，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奉命在2月9日和11日两个单日停止炮击，以示关怀。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曾试图取消农历新年，提出以12月31日为除夕，1月1日为新年，1月15日为元宵节，要求“废历新年不许放假，亦不得假藉其他名义放假”。结果遭到强烈反对，被指责为摒弃中国传统文化。
1934年初，当局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决定把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并规定放假三天，让人民愉快过年。
1967年，中国开始“破四旧”，过“革命化”春节：“移风易俗过春节，大年三十不歇脚”、“干到腊月二十九，吃完饺子初一早晨就动手”。
1967年12月，印尼政府发布命令，禁止当地华人在户外公开庆祝春节，因为这些信仰和习俗，“能影响人民的心理、思想和道德，因而阻挠人民的正常发展”。该禁令于2000年被解除。
中国的“年”是在文革后复苏的。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有针对性的群众来信：《为什么春节不放假》《让农民过个“安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