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市长摊上大事了

用中国民间的一个流行语来形容最贴切：这回多伦多市长福特终于摊上大事了，当地《多伦多星报》两名记者发表文章，指控他过去曾有吸毒的嫌疑，而且眼下得到了新的证据：不仅他的兼职司机涉嫌贩毒被捕，而且一段疑似他本人吸毒的视频被警方送交法庭，如果法庭判他有罪，他的市长就当不下去了，尽管以前多次遇上麻烦，他都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勉强度过难关，尤其是去年因拉赞助给他曾任职的一家足球队，而被多伦多一市民告上法庭，整得沸沸扬扬的，险些辞职，最后只支付了一些律师费了事，算是幸运的了，看来，即便是民众选举产生的市长也不好当啊，这回因为有了他至少是交友不慎的证据，怕是在劫难逃了，说不定还要坐牢呢。

 

这一事件引发了当地市民及华人的极大兴趣，我每天都读英文版的《多伦多星报》，有关指控和批评市长的文章经常出现在第一版，有人告诉我，这是与福特对立的党派办的报纸，当然会对其抱有成见，从他一言一行看，还是满认真能干的，比如，延伸续建地铁站什么的，他比较有决策的魄力，但媒体并不歌功颂德，去年，有市民告他以权谋私，他不得不上法庭，搞得灰头秃脸的，《多伦多星报》整天都有这方面的报道，但指控他的事，最初不外乎是小事，他曾为自己任职过的一所学校足球队拉了两千多元的赞助费，再是使用了一些公家的信封，这对加拿大记者是新闻，对中国官员就不算什么，如果有哪一个市长帮助爱好足球的某个学校队，搞点小钱，不仅不是以权谋私，而且是献爱心了，有哪个记者敢用如此小事批评市领导，又有哪家法院能受理民众的类似指控？

 

这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司法制度给移居加国的华人，提供了比较和观察人生的“大舞台”，但就我的看法，不论是投资移民，还是技术移民，不论“官二代”，还是“富二代”，大部分人，可能关心的多是自已的财富如何麻利而稳妥的转移，如何享用加国的福利待遇，如何过上世代沿续的幸福生活，并非学习西方的民主和法制，也不想通过每个人的努力，使中国尽快地民主和平转型，这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是国内先富起来的社会阶层，他们是现有社会体制的受益者，因处境有不安全感而背井离乡，但并不想失去人脉关系和经商赚钱的便利，“官二代”不愿父辈失去权力，“富二代”不愿父辈失去生意，所以，明知福特案对国内官员的管理有警示作用，但也仅限于谈论和嘲讽，并不想真的移植，大概这是所谓“制度自信”的社会基础吧。

 

不过，从福特普选上任，人品瑕疵饱受批评，到面临险境，华人还是应当展开更广阔思考的领域：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是完善的，公平的，但民主较之于专制，可以相对有效地制约和监督官员，而官员不贪腐，不坐牢，对他本人及家庭都是大好事，加拿大对官员的腐败是“零容忍”，所以就会有市民，出以公心，或因党派歧见，故意用放大镜对准市长，过去是挑出他拉赞助的毛病，现在是质疑他吸毒或交友不慎，虽然有点苛刻，但也用心良苦。联想到中国那些时而暴富时而破产的富商，时而人生峰顶，一言九鼎，名利双收，时而“双规”，成为阶下囚的高官，我认为《多伦多星报》的记者，和控告福特的市民还是应当肯定的，他们是社会的“啄木鸟”，在枯树倒下之前，就发现了腐蚀它的虫子，就替官员吃掉了虫子，有什么不好呢。

 

在中国，几乎每一个人入党升官都为了物质享受，几乎每个拿到权力的官员都肆无忌惮，甚至发疯，面对不断倒下坐牢的“大老虎”，“小苍蝇”，几乎每个人都抱有一种侥幸心理，而许多“官二代”和“富二代”的移民，就是被这种心理推动远行的，所幸现代化交通工具缩短了交流和乡愁的距离，但不安全感始终在笼罩他们的心灵，难怪他们有的神秘兮兮，谨言慎行，对谁都抱怀疑态度，过得并不开心，这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痛苦，假如我们的司法是独立的，像加国这样，市长也得尊重法官的判决；假如记者不必生活在恐惧中，可以随时批评官员；假如整个社会致力于制度建设，把篱笆扎得很紧，就能预先杜绝和防止官员贪腐，也就挽救了无数个原本品行良好的官员，就提前阻断了牢狱对其亲友的伤害，这是移居加国华人应当得到的精神启示，也是福特案的一个积极的教育结果。必须把这个道理不厌其烦地讲给国人听，虽然可能听众少之又少。

 

然而，更多的中国人并无出国体验的机会，既便偶尔旅游一次，也是走马观花，由于信息封锁和官方的左右，对司法独立还存有偏见，认为它是西方颠覆中国的借口，实际上不是的，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如果中国的官员都像福特这样民选而接受监督，就节约了很多反腐查案的成本，与之相反，打压记者和言论批评，不论找到多少冠冕堂皇的理由，都对社会是一种自我葬送，目前中国民间的一些抗争活动，一波接一波，除了极少数的与国际分裂势力有关外，大多是压制言论自由表达，和司法不能公正判决造成的必然结果，这一点如果不去领会，就很难应对即将出现的社会动荡。到了那时，才是真正的摊上天大的事了。

 

2013年11月2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