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日寇的舆论较量：凝聚起正义的力量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启示录之十三
■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中心 赵传金
原标题：舆论较量：凝聚起正义的力量
[中国国防报] 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重新确立了我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习近平
战争从来就不仅是物质力量的较量，更是精神力量的较量。在那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除了以军事作战抗击日寇的侵略外，在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还通过舆论宣传凝聚起全民族的抗战意志，同日寇展开了一场不见硝烟却骇浪惊涛的舆论较量。
日本编织服务战争的庞大宣传网络——
绑架媒体，操纵社会舆论
作为近代亚洲最早接受西方传播思想的国家，日本从其实施扩张战略伊始就明白，开动战争机器，首先要牢牢掌控媒体，让媒体为战争摇旗呐喊、鸣锣开道。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媒体就有鼓吹对外侵略的“历史传统”。“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使发动侵略战争的“国策”与“国论”完全一致，日本政府通过对各种宣传媒体机构进行大规模的思想和人员整肃、对广播和报刊等舆论宣传渠道进行封控、由特务机关接管通讯社等各种手段，一步步将各种宣传媒体与侵略战争的战车牢牢绑在一起，将其变成美化侵略行为的工具。1932～1933年，日本政府逮捕反对或者消极对待侵略战争的文人多达3.4万人，大量报纸杂志被取缔，只有那些与政府立场完全一致的媒体得以保留。
在军国主义的暴力胁迫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各类媒体鼓吹战争的口径令军部十分满意，陆军省新闻负责人本间雅春曾评价说:国策与国论毫不相干的时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近年来，舆论虽然不断增长着可贵的力量，但还没有像日中事变(“九一八”事变)这样发挥过威力。一旦我们的媒体宣传机构阐明“正义”观念、统一国内舆论、指出前进方向，使国民紧密团结、燃烧起火一般的热情，即使与整个世界为敌也毫不畏惧。这一评论赤裸裸地反映出受淫威所迫，日本媒体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已完全沦为效忠军国主义的工具的事实。
绑架媒体后，为进一步鼓动民众做好战争准备，日本军部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操纵社会舆论，逐步确立了一切服从战争的宣传政策。1935年，日本政府发起“国体明征运动”。在这一运动的影响下，明治维新时期由西方传入的自由民主思想被“易辙”，教育和国民教化转而向军国主义的方向发展，回归到神权天皇制绝对主义的“国权论”。他们反对偏重智育，禁止高级享乐，发动媒体宣扬一切服从战争的国防政策，即使一些娱乐类的电影，也只能出现行军、射击、英雄行为、高呼万岁等与战争有关的镜头。为适应侵华战争不断展开的需要，日本政府还建立了战时思想统治体制。这样，便从思想到体制，编织了一张完全笼罩媒体传播，全面为侵华战争服务的庞大而严密的宣传网络。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又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策，由战时内阁统管宣传，集中力量开展声势浩大的舆论宣传战，积极配合作战行动。从1937年9月开始，日本政府在国内进行了一场历时三年之久，席卷每个家庭和每个人的“国民精神动员”运动。他们采取各种形式向日本民众全面灌输军国主义思想，鼓吹要打开“中国事变”所面临的困难局面，关键在于实现“举国一致”。他们大力宣扬为天皇这一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而战，为大日本帝国而战，动员全民支持战争。
对外方面，日本政府则主要瞄着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和生活在“共荣圈”内的亚洲各国。他们以大东亚共荣为幌子，鼓吹共存共荣，美化侵略；大肆编造谬论和谎言，为战争寻找借口、创造条件，试图欺骗世界舆论，削弱亚洲人民的抵抗意志。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到“华北事变”，再到“七七”事变，纵观日本侵华战争每个阶段，日本侵略者总能找出卑鄙的借口挑起事端，并让媒体开道、舆论先行。就像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在1934年接见记者时所言：“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违反东亚和平的措施,或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这个被称为“亚洲门罗主义”的“天羽声明”，不但把“违反东亚和平”的罪名强加给中国，还为其侵略行为披上“维护东亚和平”的漂亮外衣。
中国共产党发出全民抗战的最强音——
唤起民众，激发爱国热情
鸦片战争后，在抗击外敌的斗争中，封建统治阶级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由于其阶级的狭隘性、局限性，从来不敢放手宣传和发动人民群众，而是视他们为威胁其统治的洪水猛兽。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政党，她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并能够认识到人民群众蕴藏的巨大力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入中国后，为唤起民众的抗战意识，中国共产党始终勇敢地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发出全民抗战的最强音。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立即做出决议，在《苏维埃中国》刊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日宣战通电》，向全国发出了“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号召。
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首次向国民党提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吁，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的赤诚之心。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通电全国。大声疾呼:“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宣传的影响下，全国新闻舆论群情激昂，呼吁参加抗战的声音此起彼伏。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宣言：我们为人道正义、为自由、为和平而牺牲，在所不惜。惟望全世界明达认清这个破坏和平、摧残文化的罪魁是日本，而不是中国。各地爱国报刊，也纷纷发表社论和文章，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战宣传活动，迅速形成了巨大的抗日舆论热潮。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革命需要物质基础，同样，开展宣传也需要宣传的物质力量。为扩大宣传的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先后创办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抗敌报》等500多种报纸杂志。1940年，面对纸质媒体资源影响力不够大、不够快的实际，毛泽东决定在红色中华通讯社的基础上建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把新华社的文字稿改写成广播稿，使大后方和沦陷区拥有几十万架收音机的听众直接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这些媒体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报道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在敌后开展的军事行动，宣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不断鼓舞民众的抗日斗志。
抗战中，中国共产党还发起了以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动员民众的延安文艺运动，推出了一大批振奋民族精神的救亡歌曲、诗歌、戏剧等，如《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松花江上》《血泪仇》《放下你的鞭子》等歌曲、剧目，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军民坚决抗战的热情。除了文学诗歌与戏剧音乐外，各种文艺形式如木刻、漫画、电影、摄影、秧歌等都被调动起来宣传抗战。
延安文艺运动，以诗壮志，激发国人的血性；以剧明理，启发民众的觉悟；以歌为剑，发出民族的怒吼。在这阵阵怒吼声中，抗日武装开赴前线，全民共赴国难，充分显示了革命文艺极为强大的战斗力量。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也加强了宣传部门的组织机构和队伍建设，大力推进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充分发挥宣传团体的专业力量作用，依托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等报刊媒介和广播电台，广泛发动《大公报》《申报》等民间力量，深入全国各地宣传敌人暴行，公布有利于我方抗战的消息，为形成国内统一的抗战舆论作出了贡献。
充分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援——
面向世界，传播正义声音
全面抗战刚爆发时，日本媒体连日用英语向世界各国广播，说是中国驻军非法射击日军导致发生冲突，同时又散布不放弃和平谈判的烟幕，借以欺骗世界、混淆视听，试图将战争的责任嫁祸于中国军队。面对这种局面，中国有识之士充分认识到国际宣传战的重要性。为以正视听，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援，国共两党均把开展对外宣传摆上重要位置。
为使自己的声音能够进入国际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积极创办《中国通讯》等外文刊物，开办延安新华广播的日语、英语广播，还开创了对外影像宣传工作等。国民政府国宣处牵头先后成立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建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国外设立了办事处。国共双方都以文字宣传、广播宣传、艺术宣传等形式，积极对外宣传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呼吁国际社会主持正义、制裁侵略，传播了中国人民的正义声音。
在国际舆论争夺中，国家积极发声，阐明事情真相，讲明立场，是国际社会观察了解对抗双方现实情况的主渠道。在日本挑起战端，并一步步扩大侵略战争的过程中，中国在外交和舆论宣传上积极进行了反击。
当时，国民政府派遣了一流的职业外交官和知名人士赴美英等国游说。宋子文以外交部长的特使身份，长期驻美，负责国际舆论宣传，他统率国民政府在美各类媒体，大规模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争取美国新闻界、政界、财界支持，取得良好效果。胡适赴美宣传，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开展对外宣传的一个大动作。1937年9月，胡适以学者身份赴美开展国民外交，行程2.6万公里，演讲百余次，大力宣传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决心，在美产生了重要影响。
有别于国民政府以对美宣传为重点，中国共产党则以对苏联和共产国际宣传为重点。1938年4月至1940年3月，著名政治活动家任弼时在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利用共产国际这个平台，为争取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华抗战援助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促成了国际援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展开。
为增强对外宣传效果，中国在国外的办事处通过采取聘请外籍人士主持工作、广泛与驻在国媒体进行合作等方式，努力“变外国人的喉舌为我们的喉舌，变外国人的笔墨为我们的笔墨”。国外办事处还积极劝说新闻工作者、作家、摄影师等外国人士来华，“利用其以观察所得，为我宣传”。
善借外力、巧妙宣传，是开展对外宣传的重要策略。外国人士来华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高层领导，积极创造条件，吸引其赴延安进行采访。对到达延安的外国人士，如美国记者斯诺和史沫特莱、美国作家斯特朗、波兰记者爱泼斯坦、英国记者斯坦因等，毛泽东都亲自出面接待，向其说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和政策，阐明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道路和必胜的前途。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以其质朴、务实的革命风范，给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跟随朱德奔赴抗日前线，随八路军、新四军采访18个月，创造了外国记者对中国战区采访历时最长的记录，写下了许多著名的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
这些外国友人在向西方媒体报道中国全面抗战情况中，大量报道了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情况。他们热情记录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前赴后继地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英勇事迹，这对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抗战状况及形成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引导和争取被蒙蔽的日本军民——
戳穿谎言，揭露事实真相
凝聚己方、削弱敌人，是舆论宣传的重要任务。侵华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对其国内不但美化侵略、煽动狂热战争情绪，还全面封锁舆论。针对这一情况，中国宣传部门设立了专门机构，用各种办法针对侵华日军、日本国内民众以及在世界各地的日侨，进行反战宣传，揭露日军暴行，争取日本国民反对战争。
由于受武士道精神毒害和大量欺骗性宣传的影响，侵华日军官兵非常迷信天皇和鬼神，而对中国军队十分蔑视，他们在战场上嗜杀成性、狂妄傲慢，一旦战败、受伤，因担心荣誉受损和无法转生轮回，则大多选择剖腹自杀，极少投降。这使得当时的日军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为残暴的军队之一。
为削弱和降低日军的战斗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于凶残、毫无人性的日军，并没有作盲目仇视，而采取从感情上接近逐渐引导到政治上接近的方针。
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借接受英国记者贝特兰采访的机会，向国内外宣告了共产党军队对待日军俘虏的基本政策。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这种政策是坚持的，例如日军现已公开声言要对八路军施放毒气，即使他们这样做，我们宽待俘虏的政策仍不变。”
八路军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设法给日军俘虏各种优待，不少俘虏经短期教育后予以释放，戳穿了日军关于共产党部队虐杀俘虏的谎言，在日军官兵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日军指挥官在内部会议上表示：“最近共产军企图瓦解皇军，实施各种反战宣传，特别是优待俘虏，在听取皇军机密事项后，放还归队，并利用俘虏的宣传以影响皇军，实为皇军之大患。”
有些俘虏在共产党优待政策感召及八路军敌工部人员的思想帮助下，情感和立场发生根本转变，他们自愿留在八路军，后来成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等反法西斯进步团体，掉转枪口对准日本法西斯展开有组织的反战宣传斗争，动摇日军的军心。野板参三、绿川英子、杉本一夫、香川孝志、鹿地亘等等都是杰出的反战战士。在延安工农学校的反战战士就有300多人。1945年7月，“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盟员达到1000多人。这些加入抗日阵营的反战战士工作非常投入，牺牲精神非常强，他们在孜孜不倦教中国学员学习日语的同时，还担负着对日军宣传的任务。有的还主动随武工队一起行动，到日军据点附近散发传单，袭击日伪军。他们的作用发挥如此之大，以至于八路军总政治部在1944年明确规定：凡有日人干部，而这些日人干部政治上又较成熟的地区，今后的敌军工作应通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及日人干部去进行。各级政治部的敌工部门，则集中力量进行伪军工作。
为切实发挥对敌宣传的威力，八路军注重根据客观情况，不断调整和充实宣传内容。如抗战初期，主要着力于宣传八路军俘虏政策、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目的，指明日本军阀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激发日军官兵思乡之情和反战怠战情绪。战争后期，则根据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及中国抗战局势的变化，重点宣传各种对日军不利的情况，促使日军士兵产生悲观厌战情绪。此外，在宣传上还注意针对性和可接受性。为了及时纠正一些不恰当的口号和提法，八路军总政治部先后制定了《关于敌伪军工作的训令》《关于对敌伪军宣传工作的指示》和《对日宣传标语口号》等文件，明令废止了不切实际的口号，提出一些切合日军士兵思想觉悟和心理，容易被接受的标语口号，供各部队在对日军宣传中使用。八路军人性化、灵活多样的宣传引起了日军士兵的兴趣，也引起了日军上层的恐慌。广阳战斗后，侵入天津的日军司令部曾扬言：“八路军在战场上用政治口号动摇皇军，今后皇军当以毒瓦斯报复之”。
与实行“三光”政策的日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百团大战中，聂荣臻率部攻打日军，在一片火海中救出父母双亡的两个日本孤女——美穗子和她的妹妹瑠美子。在抚养了一段时间后，由于前线战斗非常激烈，为了孩子的安全，聂荣臻又派人把她们送往石家庄日本兵营。这一人道行动在日军中产生了极大轰动。
日本一史学家研究了抗战中我瓦解日军的历史后，感慨地说：“日本在被美国的物质力量战败之前，早已被中国的民主主义所战败。”
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死灰复燃——
铭记历史，捍卫世界和平
自明治维新始，日本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逐渐成为强国之后，在其统治阶层的宣传蛊惑下，整个国家曾凝聚起可怕的邪恶力量。在对中国的宣传战中，日本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它所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性质的非正义之战，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其虚伪性、反动性所在。尽管日本军方绞尽脑汁，在奴化和分化中国军民的思想上无所不用其极，但这并没有帮助它实现吞并中国的美梦，也没有使其逃脱最终失败的历史命运。
反观中国，在同日本军国主义的舆论对抗中，舆论宣传则大大改变了中国人，使中国人在思想上产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增强了。由于长期受传统狭隘的“家天下”思想影响，战前的中国，大多老百姓心中只有家而无国，尤其在边远的乡村内地，很多老百姓甚至不知道中国是一个国家，也不知国家之外还有许多国家。抗战大宣传使他们懂得了，如果中国人不紧密团结起来，绝对无法抵抗外侮。面对空前的民族灾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力宣传下，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大批抗日民族英雄勇赴国难的精神引领下，千千万万民众的民族觉悟和国家意识得到启蒙，他们毅然投身到滚滚抗日洪流之中，投身到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之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周恩来等老一辈政治家为中日两国确立的对待日本侵华历史的正确方针。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战后日本法西斯的战争罪行没有得到彻底清算，从而留下祸根，致使当下日本政府对这一方针已不再遵循。侵华战争是奉天皇旨意发动的，天皇是战争的第一罪人，但天皇的战争责任始终没有被追究，裕仁天皇也始终没有承认“侵略”、承认自己有罪。20世纪50年代后，发动战争的大批军国主义分子非但没有得到应有惩罚，而且大多进入日本社会各界高层，致使军国主义思想在日本民族思想文化中得以留存。虽然战后日本对侵略战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但右翼势力坚决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近年来，右翼势力得到壮大，日本社会右倾化加剧，随之而来的是否认侵略战争的声音也进一步扩大。本届安倍政府更是充分利用美国重返亚太、意欲围堵中国的“难得”机遇，大肆否认侵略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慰安妇”等问题，不断推进修订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成为“正常”国家。对此，中国人民以及所有爱好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应引起高度的警觉。
那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虽已过去了70年，但历史绝不应被忘记。对于当下日本右翼势力极力美化侵略历史的言论和宣传，必须给予强有力的回击。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
我们要正告某些日本右翼分子，不要玩火，玩火必自焚。
我们要积极引导国内民众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动本质及其可能的危害，进而做好充分的斗争准备。
我们要呼吁国际舆论对日本的右倾化现象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惕；讲明军国主义复活决不是人类之福，而是世界人民的灾难。
我们要加大与日本友好人士的交流，促进日本国内开展客观真实的历史教育，让日本民众了解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特别是对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不断增强和平力量，确保战争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