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一条河——读《一滴泪》有感

近日有幸读了巫宁坤先生的《一滴泪》。读这本书纯属好奇心所致，因为简介中说巫先生曾在安徽大学和安徽师范大学教书，这引起了我的一些回忆。当年，这两所学校我都去过不止一次，因为我有一前辈曾在这两所学校教过书，起先在安师大（曾一度改为合师院），安师大南迁芜湖后，留在了安大。因此对这两所学校发生的事感兴趣。

       这本书我是花了四个时段看完的，大约一共花了八个小时的时间。书中所描写的时代我非常熟悉，书中所记述的场景和脑海流淌的记忆时常重合在一起，在胸间激起阵阵哀叹和悲伤的波澜。

       读此书的第一感觉是作者不愧为语言大师，简洁明快，朗朗上口，没有刻意渲染，也没有拖泥带水。这使我想起王小波在一篇文章里关于对某个翻译大师的评价，他在那篇文章里对一个翻译大师夸奖几近崇拜的地步，读《一滴泪》，我有了这样的感觉。在场景的记述上巫先生更是功力深厚，有时候，落落几笔，便使人仿佛又重新回到那个年代。真佩服巫先生的记忆力，时间已是那么久远，他还能把当时的景况原封不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同时也说明巫先生对生活有深邃的观察力，不然他不可能把当时的社会状态和自然状态描写得这么真实。读这本书，差不多把我几近忘却又残断不全的记忆清晰完整地修复出来，使我修正了对一些事件的看法，帮助我站立在正确的观点位置上。我对巫先生所遭受的苦难表示完全的理解和同情，也希望类似的情况在华夏大地不要重演。

       但是，我还是要说，我并不完全认可巫先生在书中所表现的观点，同时也能从书中一些事件的描述看出巫先生的性格特质，而正是这性格特质是造成他遭受那么多苦难的根本原因之一。

       巫先生说“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巫先生归来时的环境是怎样的呢，现在有许多这样的文章为我们描述了，这里不再赘述，只是简单地说一下。当时，战乱尚未完全平息，境外反华势力虎视眈眈，国内百废待兴，人们翘首以盼，希望华夏从此富强起来，许多海外游子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回归大陆，希望为华夏的复兴尽微薄之力。我想，巫先生当时也应当是以这样心情踏上故乡的土地，他在书中也是这样表达的。按理说他是满怀热情怀归来的，应当满怀热情地看待新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新事物，即便是看不惯，站在公正的立场也应当能理解当政者的举措，哪一个政权不是用自己的信仰来教化人民，不了解这一点，枉为读书人。

       可是在接下来的回忆中巫先生并没有这样，在他的眼里新中国并不那么可爱：北大要求上课间操被说成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沈从文的家“门可罗雀，真感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一代门生故旧遍天下的大师，难道在新中国从此就这样尘封土埋了吗？”；（听了周恩来的报告）“我头痛地想起三个月前李政道在分手前笑着说“洗脑袋”的前景，难道前景就这么快地要实现了吗？”……类似的回忆很多，这儿所选的比较温和，更多的比这更激烈的在后面，读者可以自己看。

       这不禁使人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巫先生回归祖国是一项错误的决定。这也使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巫先生回国的动机。看来，“我归来”的底蕴是：在你们需要人才的时候，我回来了，我不仅没受到礼遇，反而“我受难”，这是多么不公！

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说，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的前半期，新中国大地上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人民安居乐业，国力稳步上升。如果把这样的一个清明时期描写得一片漆黑，只能说明你自己出了问题，对新中国怀着刻意地偏见。有人说地球是黑的，他没说错，他说的是夜晚；有人说地球是白的，他也没说错，他说的是白昼。问题是你如果说地球永远是黑的，那你就错了。

巫先生回国的行为应当受到称赞，共和国政府也为此做出了反应。书中也做了真实的叙述。派人去车站迎接；安排到中南海怀仁堂听周总理报告；安排住燕东园二层小楼（后来又分给他一个三间大套）；职称是副教授；207元的月薪（高教四级）。207元在当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当时，月薪50元就可以支撑一个五口之家享受较好的生活，我的叔叔在安师大教书，月薪90元，负担一家八口人的生活，在我们的眼里他家生活挺好的，当时十二级的地委书记也就197元。而巫先生的207元月薪却被他说成是“微薄的工资过着简朴的生活。”如果207元月薪被说成微薄，三口之家享受207元月薪还算简朴简，那中国大地上的百姓岂不都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读到这里，我真为巫先生有这样的描述而难过，巫先生的“我归来”的期望值究竟有多高，令人难以推测。巫先生，我不能妄断巫先生选择回国是投机，但我可以说他的选择是错误的，是迷失，是轻率，他说说他归来他受难，这个难也是他的轻率招来的，既然他读过《一九八四》，那就应对红色政权有所了解，不能带试试看的侥幸心里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以他的阶级出身和所受到的教育以及书中所反映的和共产主义信仰格格不入的价值观，贸然回到共产党领导的天下，受难是必然的。

巫先生在不该回来的时候回来，又在不该走的时候走了。现在的大陆，有许多和巫先生志同道合的人，他们在说着和《一滴泪》里说的一样的话，甚至比《一滴泪》说得还要锋芒毕露，他们掌控传媒，享受精英阶层的待遇，一边品尝法兰西高级葡萄酒一边悠闲地为当局出主意，谈笑间，把过去的一切都颠倒了，他们捞得盆满钵满，骂名却被政府承担了；这些精英们还利用权贵的买办心理，把中国拉上了全球一体化的特快列车，而刹车权却掌握在西方列强手中，跳下去吧，会被摔死，不跳吧，列车上满是拿刀的强盗。看了《一滴泪》，我很为巫先生惋惜，现在他真的不该走啊！

读完这本书，我心生遐想。如果当年像巫先生这样的人没有归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我猜想，他们一定是顺民，沾沾自喜于自己高人一等，如果不这样，肯定会比巫先生在大陆更狼狈。上纽约湾那尊自由女神手里的火炬，照亮的只能是顺民的道路，资产阶级的出手绝不比无产阶级软弱，麦卡锡时代许多优秀的美国人被迫离开祖国，就是最好的例证。如果有人在美利坚合众国信口雌黄地攻击华盛顿，或在某一个贫民区遭受抢劫时发出有关种族的愤气语言，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我想那自由火炬上的火焰肯定会把他烧得皮焦肉烂。我想，巫先生如果不归来，理想的结局就是像陈省身和杨振宁那样，把青春献给美国，把衰老送还中国，在老得快走不动路的时候归来，免去了昏花老眼地在医院的走廊上眼巴巴地等待急诊医生的呼喊。他们是会算账的聪明人，名也捞了，利也得了，还有美媚献身，悠悠哉！

当年，有许多人怀着报效祖国的热情回来了，他们为祖国默默地做出了卓越地奉献，在人民心中留下了美名，如钱学森，邓稼先、郭永怀等许多人，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是民族的骄傲，没有这些人的努力，遍布世界的华人的境况不会有根本的改善。他们在共和国的经历定会有诸如巫先生一样的遭遇，深浅不同而已，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他们身上也会出现，有时也是激烈的。可是他们却没有怨恨谁，磨难并不完全是坏事，它可以历练人，更可以考验人的精神品质，使人的精神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精神的升华既需要感性更需要理性，理性尤为可贵。试想，十几亿人生活在一个三山七水一分田的狭窄贫瘠土地上，外面的势力在围堵她，唯恐她不乱，是为她治疗疾病增加养分，还是气急败坏地事先为她唱诅咒般的挽歌，这个道理显而易见。在俄罗斯，索尔仁尼琴们满怀希望出去了，又怀着万般的悔恨回来，我想这是否可以作为希望唱衰中国的中国人的参考。我想，索尔仁尼琴们是理智的，他们没有坚持错误，而是发现了马上就改过来。

佛陀总是教人向善，甚至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仇恨不会使人健康，只能恶化自己的身心。多想一些真善美的事，心境总会宽阔些，《一滴泪》书中也有些可爱的下层人，北大荒的李队长，清河农场借小屋的老王，和县农村的鲁大夫，他们的善良可爱，难道不值得留念吗？中国的事情正在一步步地变好，尽管还有些值得人们忧虑的地方，但社会总体上是进步了，谁能否认这个事实？把历史的沉渣和臊泥巴翻起来，让人看了恶心，同时也污染空气，这样做有何益处？退一步说，把中国唱衰了，新的八国联军打来，受苦的还是李队长、老王、小黑子、小水子和鲁大夫那些平民，精英和权贵肯定去当汉奸，他们的旗号肯定是所谓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这绝不是糟践他们，看一看汪伪政权的人员组成什么都会明白。善者自善，恶者自恶，岂是他人三言两语的提醒就可改变？由他去吧！相信老天最公正。

最后说一下“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最后的三个字“我幸存”，我觉得幸存一词用得夸张，带有渲染过的味道。按照现代汉语的解释，幸存是侥幸地活下来的意思。据我所知，被打成右派的人，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都活下来，没有幸存之说。我的两个右派亲戚平反后都活了七八十岁，而他们的那些曾经的难友们也都生活得很好。如果巫先生坚持自己是幸存者而其他人差不多都死了，那是他自己的见解，也许这是很好的饵料和子弹，让有些人钓鱼或射击，但改变不了事实。

我很欣赏巫先生有关精神升华的论述：持久的苦难绝不是消极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馈赠。受难像一根绵延不断的线索贯穿生活的历史的戏剧。或者恰恰因为受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地位，……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升华。人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受难和从中学习，没有人会徒然受难。……或许如同一头吃草的牛以支持生命的奶汁回馈牠的养料，……

这段论述的文笔和立意堪称上乘，无愧于语言大师的称号，读了令人感动。实际上，在《一滴泪》中，有关两个人物的行为比这段文字更加感人，这就是张春江教授和李怡楷。

有关张春江教授的叙述在全书只占很小的比例，也就八百字左右。可这寥寥数语，却在我们的面前竖起了一个高山仰止的道德丰碑。按理说巫先生不应当在《一滴泪》书写这样一个楷模，这样会把其他人烘托得无地自容或者不堪入目。可是巫先生写了，可能是书写安师大的老师，避开张春江将是一大道德缺憾。张教授被整治了几十年，工资降了许多，但他毫无怨言，任劳任怨的忘我工作，尽力支持能够支持的人，大都是无权无势的学生，深受学生们的爱戴，他就是“以支持生命的奶汁回馈牠的养料”的那头牛。

李怡楷是一弱小女子，她嫁给巫宁坤似乎命中注定要来陪他受难的，也是来为他解难的。巫宁坤遭难，她没有抛弃他，而是坚定地陪他一起经历了苦难的历程。据我所知，当时有很多这样的女性屈于权势的压力或者物资生活的考虑，选择了离婚，更有的落井下石，把丈夫进一步推向深渊。书中记述她从北京下放合肥的旅途遭遇的困难，读起来让人心生敬重之情，一个人之所以能承受那么多苦难，因为她心中有爱、有责任，这是巨大的力量，可以承受泰山的压顶。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丈夫在狱中忍受不了饥饿，以“祸福与共，病康偕老！”的名义向处于苦难之中的她发出“可能见最后一面的时候”呼救的时候，她不顾自己生活困苦，以母爱之心，及时向丈夫伸出援助之手。（读这段文字，悲悯之心突发奇想，觉得巫先生真挺可爱，肚子饿了，想吃东西，写信让家人寄来就是了，何必文绉绉地煽情，那一句“祸福与共，病康偕老！”简直可以拧出感情的汁水！）实际上，李怡楷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生活是够艰难的，况且又赶上大饥馑时期，自己吃不饱，还要省出来帮助丈夫。我经历过那场大饥馑，见过许多人家因一块食品反目为仇，看到李怡楷此番举动，觉得这真是一个绝好女人。还有比这更加令人敬重的事，她探监，发现丈夫处于危险境地，就不畏强暴地跑到北京向丈夫的单位申述，希望解救丈夫于危难之中，这是不亚于与虎谋皮的危险事。结果她成功了，丈夫回到了她的身边。这在当时应当是一个奇迹，是不是李怡楷的行为感动了天神？这不得而知，但是，李怡楷就是巫先生论述的“人生的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升华”的那种人。

文中有一个细节使我生疑，那就是李怡楷从和县农村去合肥看望生病的女儿。女儿一毛生病住院十来天，幼儿园派一个阿姨冒充妈妈在医院看护，按理说，你女儿生病，别人为你看护了十来天，见面应当感谢才是，可是在李怡楷眼里却是看到了一张“绷着的脸”，之后也没见有只言片语感激之情的叙述，这不符合善良人的性格，太不近清理了吧！另外，文中的安大几近“洪桐县”可就在这“洪桐县”，有人为他们照看小孩达数月之久，不但平日照看，生病了还专门派一个阿姨日夜守护，在巫先生现在生活的美国会不会有这等事？这等事情即便是在和谐社会的今天也不可思议，没人会愿意为他人照看病孩子，万一出了差错，岂不得吃不了兜着走。那张“绷着的脸”究竟是李怡楷叙述错了，还是巫先生的妙笔因愤懑过多而忘却生花？

其实，《一滴泪》还有更令人生疑的地方。按照巫先生说他这本书是以回忆录形式撰写的自传体小说。按照这个说法，可以理解书中大段的对话以及一些细节的描写。因为是小说，它是可以虚构的，情节可以虚构，对话可以虚构，场景可以虚构，人物可以塑造，怎么方便怎么来。可是，在前言的下面又说他要把他一家三代人在中国大陆数十年的亲身经历忠实地记录下来，这就让存疑了，搞不清巫先生究竟写的回忆录还是小说，我想，回忆录和小说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一个是可以编造、构思、杜撰（尽管要忠于生活），一个是必须忠实地记录历史（当然，也有人在回忆录里撒谎，不过我觉得那挺无耻的）。如果说《一滴泪》是“忠实地记录”经历的回忆录，那么多的人物对话究竟有几分真实？时间久远，人物繁多，能记得清哪人说过的话吗？真是这样，那真是亿里挑一的天才了。也许，巫先生有意打了个体裁差，把小说和回忆录糅合在一起，真真假假的，让人分不清，以达到提高可读性或者是唱衰中国的效果。我想巫先生不妨就书中大段的对话此澄清一下，一个语言大师不应当给人留下这样的疑问。

社会是一条河，人人都是河中的咏者。善泳者常常能规避凶险，顺利地达到理想的彼岸；不识水者，被水呛了甚至溺水也是常态。愿所有的人在社会这条河里，都能选择适合自己的水域，游得自由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