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歐梵:大江東去-雜憶兩位翻譯大師# Translation - 译林
wh
1 楼
(有点乱码。)
數月前,我參加由也斯主持的一次關於翻譯的討論會,突然看到當代譯界名手閔福德(
John Minford)在報告時映出的一張照片:兩位白髮老人,面帶微笑,悠然自若地坐
在一起,手裏拿著酒杯,原來就是我最仰慕的兩位翻譯大師霍克思( David Hawkes)
教授和楊憲益先生。眾所周知,兩位皆曾譯過《紅樓夢》,各有千秋;兩人皆出身牛津
,但遲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才第一次見面,那張照片,就是在這個歷史性的場合所攝下
的紀念。我問閔福德這張照片是否他拍的,因為他是霍克思的得意高足和女婿,《紅樓
夢》的後四十回就是霍教授請他譯的(霍氏認為後四十回乃高鶚所補,文風不同,所以
譯筆也應該不同),閔福德說不是。他看我一副心神嚮往的樣子,遂答應我說:如果有
一天我為此寫篇回憶文章,他一定把這張照片借給我刊登。暑假期間,心血來潮,把楊
憲益的英文回憶錄《白虎》( White Tiger,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2)看完了,饒有
興味,也勾起一段珍貴的回憶。
一
我對翻譯毫無經驗,也沒有研究,只因為在美任教多年,所以接觸過不少中國文學名著
的英文譯本,為了教學方便,也多從英譯本著手。作研究生時代(上世紀六十年代)就
聽說霍克思教授為了專心翻譯《紅樓夢》而自牛津的中國文學講座教授職位退休,他這
一個決定,令我深感佩服。 1968年夏我初到英倫,為自己的博士論文「找尋靈感」,
就順便從劍橋到牛津小遊,竟然斗膽請求拜見霍教授,也竟然蒙他答應,請我到他家中
小敘,一談就是一個下午。那時霍教授正在譯《紅樓夢》,話題當然圍繞著這本經典名
著,我既非「紅學」專家,而且自己的論文題目是五四一代浪漫作家,但霍教授毫不見
怪,和我侃侃而談,虛懷若谷,並沒有把我當成外行和後輩看待,使我感激莫名。當時
談的內容我至今卻早已忘得一乾二淨,但霍教授的大師風範令我感到越是第一流的大學
者,態度也越誠懇、越謙虛。我年輕時頗自命不凡,有點聰明外露,見到像霍克思這樣
的高人之後,才逐漸把這股傲氣去除了。
霍教授的《紅樓夢》譯文( The Story of the Stone,共四冊)陸續出版後,我當然
立即購下嬝炕A有了這個先入為主的印象,後來在芝加哥大學有幸和剛譯完《西遊記》
的另一位高手余國藩教授合授《紅樓夢》,也用這個譯本,和原著互相對照,於是又發
現霍氏譯文的不少妙處。例如有一回描寫寶玉、黛玉和眾丫環作詩遊戲,因各人才能各
異,所以作出來的詩句雅俗兼呈,頗參差不齊,霍克思的譯筆照樣用英文中雅俗不等的
語言表達了出來,令我拍案叫絕。
從霍教授的譯筆中我悟出一個道理:翻譯中國文學古典名著,非但中文要好,「漢學」
訓練到家,而且英文也要好,甚至更好!英國的譯界前輩衛理( Arthur Waley)即是
一例,他並非漢學界,所以對中文原典的瞭解或有瑕疵,但他的英文絕對一流。然而第
一流的漢學家並不個個都是第一流的翻譯家。
我只見過霍克思教授那一面,但他的大師風範令我終身難忘,現在回想起來,如果可以
用一個英文字來形容的話,就是「 humility」──一個大學者在學術面前的謙恭態度
,所謂「高山仰止」,對浩如雲海的傳統經籍,有一份恭敬,中西皆然。而霍克思教授
身為漢學家,對於《紅樓夢》的推崇當然更不在話下。多年來我在國外見過不少西方漢
學家,孤芳自賞、恃才傲物者有之;目中無人,對現代文學不屑一顧的更不乏其人,像
霍教授這種真正謙虛的學者,卻絕無僅有。最近在《明報月刊》讀到鄢秀女士的大文,
談到她和夫婿鄭培凱教授訪問霍克思的情景,更印證了我的印象。
二
也釵]為我對於霍克思的譯筆情有獨鍾,所以至今沒有讀過楊憲益夫婦所譯的《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s》,不知這兩位大師當年把酒言歡時是否討論到各自的翻譯心得。
楊憲益夫婦所譯過的中國古今文學名著,其量可謂驚人。在美教學時,如用英文教材,
則「楊氏商標」必不可免。所以不少美國的學界同行都說:楊憲益夫婦二人幾乎代表了
中國文學的全貌。至於他們的譯筆如何,我不敢妄加評論,然而在現當代中國文學的翻
譯方面,我對楊氏風格頗有微詞,甚至還寫過一篇英文書評,認為無論選材和譯文都不
盡令人滿意。特別是我當年在研究魯迅時,將英譯本和原文對照之下(中大曾出版過魯
迅小說的對照版),總覺得楊氏夫婦的譯本不夠味,或者可以說,他們譯文中的英國味
道太濃了一點。然而我還是選用楊先生夫婦的版本,因為至少內容忠實可信,沒有其他
譯本可以取代。
記得我這篇書評發表時,正是我第一次到中國大陸訪問前後,而且見到了楊憲益和他的
英國夫人 Gladys,他們後來告訴我說:我的批評有道理,因為他們久居中國,與英倫
文化隔離太久,所以記憶中的英文還是維多利亞式的,而且有時譯得太快,欠缺一份琢
磨的作用。這一個坦誠的回答,也令我大為嘆服,從此也和他們夫婦交上朋友,雖然友
情不深,僅見過幾次面而已。
讀完這本自傳《白虎》,又勾起我的回憶。
我第一次到北京訪問,時在 1980年 5月,算是公務造訪,我在印地安那大學任職,和
同事羅郁正教授及出版社主任 John Gallman到北京去談合作出版的生意。當時中國文
革浩劫剛過,門戶初開,一切百廢待舉,所以接待我們的單位外文出版社的幹部表面上
也特別熱情,大談中美人民的友情,但似乎也心懷鬼胎,雙方都在猜度彼此的用心,商
談並不太順利。
記得我們初到不久,外文出版社就邀請羅教授和我作學術報告,他講古典詩詞,我談現
代文學。輪到我報告時,台下突然出現兩位白髮老人,坐在後排靜靜聆聽,一言不發,
我料到這兩位不速之客必是鼎鼎大名的楊憲益夫婦,也只好硬著頭皮講下去。講完之後
,他們上前和我打招呼,並請我次晚到他們家中一敘。原來他們主持的《中國文學》(
Chinese Literature)雜誌已和外文出版社分家,獨立門戶,所以不算是接待單位,
但真正的原因(他們事後告訴我)是,他們一向對外文出版社接待的官方外賓不屑一顧
,因為大多是來沽名釣譽的閒雜人等,不是學者。
不知何故,我第一次見到楊先生就覺得他和藹可親,交談時話也多了起來,而且我當年
尚嗜杯中物,可以和他們對酌威士卡數杯而不醉。楊先生夫婦向以飲酒馳名文壇,我早
有風聞,但聞名不如一見,他們非但酒量驚人,而且依然保有風度,溫文爾雅,絕不失
態。記得有一次在他們家裏見到來訪的另一位名學者劉若愚教授,乃詩學權威,也是一
位無酒不歡的名士,只見他面壁不語,楊先生悄悄對我說:「他生氣了!」語帶幽默,
可能兩位大師正在辯論,未幾前嫌盡逝,又喝起酒來。
記得我曾問過楊先生他在文革期間坐四年監獄的心情,他打趣地說:「挺好的,就是天
天想吃大魚大肉,也想女人!」又說獲釋後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一家西擬]大吃一頓
!這一段故事,在他的回憶錄中也提到了,唯獨未提「想女人」的事。(望先生在天之
靈恕我寫下這段「八卦」!)
我讀《白虎》,感到最津津有味的反而是該書的前半部,敍述他在牛津求學,和
Gladys及同班同學 Bernard Mellor三人形影不離(後來此公作了港大的教務長),他
又獨自乘郵輪遨遊地中海,到埃及賭博時「豔遇」妙齡女郎,在德國偶遇希特勒!這些
往事不禁使我憶起自己在六十年代末期隻身到歐陸遊蕩的經驗。書中說他在倫敦曾參加
一個中國醫學生會所的活動,會所位於羅素廣場附近的 Gower街,不禁腦中一震,想當
年我在倫敦住過兩個月的那幢基督教會主持學生宿舍就在這條街上,說不定還是同一幢
房子!
楊先生自稱在牛津念書時不是一個好學生,課程得過且過,然而獨嗜古希臘文和拉丁文
,五個月的學習就抵得上英國學生一兩年所下的努力。他最喜歡的西洋古書就是荷馬的
史詩《奧德賽》,後來他將之譯成中文。這是我的一大發現:原來楊先生翻譯西方文學
經典的量數也十分可觀,除了荷馬外還有法國古詩集《 Chanson de Roland》(羅蘭之
歌)、維吉爾的名著《 Eclogues》、古希臘戲劇家 Aristophanes的兩出喜劇,還有古
羅馬劇作家 Plautus的喜劇《 Mostellaria》,皆由拉丁文或古希臘文直接譯成中文;
英文名著方面,則有蕭伯納的《 Pygmalion》(《賣花女》)和《凱撒與克裏奧芭特拉
》(見該書第 29章)。令我頓覺「有眼不識泰山」,怎麼在見面時沒有向他當面請教
?我也是外文系出身,但獨缺西洋經典和古語的訓練,至今引以為憾。
楊先生當年在牛津屬於 Merton學院,他的授業教師( tutor)是 Edmund Blunden,這
位年輕業師十分害羞,想楊先生也未曾料到此公後來變成了名詩人,又在港大任教多年
。我第一次聽到他的大名,是得自我當年的岳父安格爾( Paul Engle)之口,他和楊
先生非但同輩,而且授業于同一個老師,記得安格爾向我津津樂道在牛津時如何頑皮、
如何于夜間十時宿舍關門後爬牆而入的情景,和楊先生書中所描寫的如出一轍,令人嚮
往之至。
卅年代初歐戰將起,中國更是風雨飄搖,在那一個大時代作一個學生和愛國知識份子,
感受自是不同凡響。楊先生返國後,抗戰方殷,在大後方幾間大學任教,也結交了不少
學術界名人,苦中作樂,並曾寫下一百多篇論文,尚有大量翻譯,真是精力過人。我現
在也到了初遇楊先生的年紀,讀其一生苦難的經歷,不禁擲卷而歎,那個大時代的「千
古風流人物」,如今皆已隨風而逝了。能不發「大江東去」的哀思?
转自:
http://www.gotome.com.tw/biyi/2012-09-22/3331.html
原载《苹果日报》2011年8月28日
數月前,我參加由也斯主持的一次關於翻譯的討論會,突然看到當代譯界名手閔福德(
John Minford)在報告時映出的一張照片:兩位白髮老人,面帶微笑,悠然自若地坐
在一起,手裏拿著酒杯,原來就是我最仰慕的兩位翻譯大師霍克思( David Hawkes)
教授和楊憲益先生。眾所周知,兩位皆曾譯過《紅樓夢》,各有千秋;兩人皆出身牛津
,但遲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才第一次見面,那張照片,就是在這個歷史性的場合所攝下
的紀念。我問閔福德這張照片是否他拍的,因為他是霍克思的得意高足和女婿,《紅樓
夢》的後四十回就是霍教授請他譯的(霍氏認為後四十回乃高鶚所補,文風不同,所以
譯筆也應該不同),閔福德說不是。他看我一副心神嚮往的樣子,遂答應我說:如果有
一天我為此寫篇回憶文章,他一定把這張照片借給我刊登。暑假期間,心血來潮,把楊
憲益的英文回憶錄《白虎》( White Tiger,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2)看完了,饒有
興味,也勾起一段珍貴的回憶。
一
我對翻譯毫無經驗,也沒有研究,只因為在美任教多年,所以接觸過不少中國文學名著
的英文譯本,為了教學方便,也多從英譯本著手。作研究生時代(上世紀六十年代)就
聽說霍克思教授為了專心翻譯《紅樓夢》而自牛津的中國文學講座教授職位退休,他這
一個決定,令我深感佩服。 1968年夏我初到英倫,為自己的博士論文「找尋靈感」,
就順便從劍橋到牛津小遊,竟然斗膽請求拜見霍教授,也竟然蒙他答應,請我到他家中
小敘,一談就是一個下午。那時霍教授正在譯《紅樓夢》,話題當然圍繞著這本經典名
著,我既非「紅學」專家,而且自己的論文題目是五四一代浪漫作家,但霍教授毫不見
怪,和我侃侃而談,虛懷若谷,並沒有把我當成外行和後輩看待,使我感激莫名。當時
談的內容我至今卻早已忘得一乾二淨,但霍教授的大師風範令我感到越是第一流的大學
者,態度也越誠懇、越謙虛。我年輕時頗自命不凡,有點聰明外露,見到像霍克思這樣
的高人之後,才逐漸把這股傲氣去除了。
霍教授的《紅樓夢》譯文( The Story of the Stone,共四冊)陸續出版後,我當然
立即購下嬝炕A有了這個先入為主的印象,後來在芝加哥大學有幸和剛譯完《西遊記》
的另一位高手余國藩教授合授《紅樓夢》,也用這個譯本,和原著互相對照,於是又發
現霍氏譯文的不少妙處。例如有一回描寫寶玉、黛玉和眾丫環作詩遊戲,因各人才能各
異,所以作出來的詩句雅俗兼呈,頗參差不齊,霍克思的譯筆照樣用英文中雅俗不等的
語言表達了出來,令我拍案叫絕。
從霍教授的譯筆中我悟出一個道理:翻譯中國文學古典名著,非但中文要好,「漢學」
訓練到家,而且英文也要好,甚至更好!英國的譯界前輩衛理( Arthur Waley)即是
一例,他並非漢學界,所以對中文原典的瞭解或有瑕疵,但他的英文絕對一流。然而第
一流的漢學家並不個個都是第一流的翻譯家。
我只見過霍克思教授那一面,但他的大師風範令我終身難忘,現在回想起來,如果可以
用一個英文字來形容的話,就是「 humility」──一個大學者在學術面前的謙恭態度
,所謂「高山仰止」,對浩如雲海的傳統經籍,有一份恭敬,中西皆然。而霍克思教授
身為漢學家,對於《紅樓夢》的推崇當然更不在話下。多年來我在國外見過不少西方漢
學家,孤芳自賞、恃才傲物者有之;目中無人,對現代文學不屑一顧的更不乏其人,像
霍教授這種真正謙虛的學者,卻絕無僅有。最近在《明報月刊》讀到鄢秀女士的大文,
談到她和夫婿鄭培凱教授訪問霍克思的情景,更印證了我的印象。
二
也釵]為我對於霍克思的譯筆情有獨鍾,所以至今沒有讀過楊憲益夫婦所譯的《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s》,不知這兩位大師當年把酒言歡時是否討論到各自的翻譯心得。
楊憲益夫婦所譯過的中國古今文學名著,其量可謂驚人。在美教學時,如用英文教材,
則「楊氏商標」必不可免。所以不少美國的學界同行都說:楊憲益夫婦二人幾乎代表了
中國文學的全貌。至於他們的譯筆如何,我不敢妄加評論,然而在現當代中國文學的翻
譯方面,我對楊氏風格頗有微詞,甚至還寫過一篇英文書評,認為無論選材和譯文都不
盡令人滿意。特別是我當年在研究魯迅時,將英譯本和原文對照之下(中大曾出版過魯
迅小說的對照版),總覺得楊氏夫婦的譯本不夠味,或者可以說,他們譯文中的英國味
道太濃了一點。然而我還是選用楊先生夫婦的版本,因為至少內容忠實可信,沒有其他
譯本可以取代。
記得我這篇書評發表時,正是我第一次到中國大陸訪問前後,而且見到了楊憲益和他的
英國夫人 Gladys,他們後來告訴我說:我的批評有道理,因為他們久居中國,與英倫
文化隔離太久,所以記憶中的英文還是維多利亞式的,而且有時譯得太快,欠缺一份琢
磨的作用。這一個坦誠的回答,也令我大為嘆服,從此也和他們夫婦交上朋友,雖然友
情不深,僅見過幾次面而已。
讀完這本自傳《白虎》,又勾起我的回憶。
我第一次到北京訪問,時在 1980年 5月,算是公務造訪,我在印地安那大學任職,和
同事羅郁正教授及出版社主任 John Gallman到北京去談合作出版的生意。當時中國文
革浩劫剛過,門戶初開,一切百廢待舉,所以接待我們的單位外文出版社的幹部表面上
也特別熱情,大談中美人民的友情,但似乎也心懷鬼胎,雙方都在猜度彼此的用心,商
談並不太順利。
記得我們初到不久,外文出版社就邀請羅教授和我作學術報告,他講古典詩詞,我談現
代文學。輪到我報告時,台下突然出現兩位白髮老人,坐在後排靜靜聆聽,一言不發,
我料到這兩位不速之客必是鼎鼎大名的楊憲益夫婦,也只好硬著頭皮講下去。講完之後
,他們上前和我打招呼,並請我次晚到他們家中一敘。原來他們主持的《中國文學》(
Chinese Literature)雜誌已和外文出版社分家,獨立門戶,所以不算是接待單位,
但真正的原因(他們事後告訴我)是,他們一向對外文出版社接待的官方外賓不屑一顧
,因為大多是來沽名釣譽的閒雜人等,不是學者。
不知何故,我第一次見到楊先生就覺得他和藹可親,交談時話也多了起來,而且我當年
尚嗜杯中物,可以和他們對酌威士卡數杯而不醉。楊先生夫婦向以飲酒馳名文壇,我早
有風聞,但聞名不如一見,他們非但酒量驚人,而且依然保有風度,溫文爾雅,絕不失
態。記得有一次在他們家裏見到來訪的另一位名學者劉若愚教授,乃詩學權威,也是一
位無酒不歡的名士,只見他面壁不語,楊先生悄悄對我說:「他生氣了!」語帶幽默,
可能兩位大師正在辯論,未幾前嫌盡逝,又喝起酒來。
記得我曾問過楊先生他在文革期間坐四年監獄的心情,他打趣地說:「挺好的,就是天
天想吃大魚大肉,也想女人!」又說獲釋後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一家西擬]大吃一頓
!這一段故事,在他的回憶錄中也提到了,唯獨未提「想女人」的事。(望先生在天之
靈恕我寫下這段「八卦」!)
我讀《白虎》,感到最津津有味的反而是該書的前半部,敍述他在牛津求學,和
Gladys及同班同學 Bernard Mellor三人形影不離(後來此公作了港大的教務長),他
又獨自乘郵輪遨遊地中海,到埃及賭博時「豔遇」妙齡女郎,在德國偶遇希特勒!這些
往事不禁使我憶起自己在六十年代末期隻身到歐陸遊蕩的經驗。書中說他在倫敦曾參加
一個中國醫學生會所的活動,會所位於羅素廣場附近的 Gower街,不禁腦中一震,想當
年我在倫敦住過兩個月的那幢基督教會主持學生宿舍就在這條街上,說不定還是同一幢
房子!
楊先生自稱在牛津念書時不是一個好學生,課程得過且過,然而獨嗜古希臘文和拉丁文
,五個月的學習就抵得上英國學生一兩年所下的努力。他最喜歡的西洋古書就是荷馬的
史詩《奧德賽》,後來他將之譯成中文。這是我的一大發現:原來楊先生翻譯西方文學
經典的量數也十分可觀,除了荷馬外還有法國古詩集《 Chanson de Roland》(羅蘭之
歌)、維吉爾的名著《 Eclogues》、古希臘戲劇家 Aristophanes的兩出喜劇,還有古
羅馬劇作家 Plautus的喜劇《 Mostellaria》,皆由拉丁文或古希臘文直接譯成中文;
英文名著方面,則有蕭伯納的《 Pygmalion》(《賣花女》)和《凱撒與克裏奧芭特拉
》(見該書第 29章)。令我頓覺「有眼不識泰山」,怎麼在見面時沒有向他當面請教
?我也是外文系出身,但獨缺西洋經典和古語的訓練,至今引以為憾。
楊先生當年在牛津屬於 Merton學院,他的授業教師( tutor)是 Edmund Blunden,這
位年輕業師十分害羞,想楊先生也未曾料到此公後來變成了名詩人,又在港大任教多年
。我第一次聽到他的大名,是得自我當年的岳父安格爾( Paul Engle)之口,他和楊
先生非但同輩,而且授業于同一個老師,記得安格爾向我津津樂道在牛津時如何頑皮、
如何于夜間十時宿舍關門後爬牆而入的情景,和楊先生書中所描寫的如出一轍,令人嚮
往之至。
卅年代初歐戰將起,中國更是風雨飄搖,在那一個大時代作一個學生和愛國知識份子,
感受自是不同凡響。楊先生返國後,抗戰方殷,在大後方幾間大學任教,也結交了不少
學術界名人,苦中作樂,並曾寫下一百多篇論文,尚有大量翻譯,真是精力過人。我現
在也到了初遇楊先生的年紀,讀其一生苦難的經歷,不禁擲卷而歎,那個大時代的「千
古風流人物」,如今皆已隨風而逝了。能不發「大江東去」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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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苹果日报》2011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