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经济报
著名肝病学家陶其敏教授已退休10年，然而退而不休的她每周的周一、周四还出门诊，
14元一个专家号，为慕名而来的患者看病。这几年，她明显感到身子骨大不如从前，应
酬尽量推掉，但每周两次门诊她一直没有放弃。“乙肝治疗问题一天没有解决，我就会
在医疗第一线，除非有一天我治不动了，那就拉倒。”陶其敏说。
作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研究所原所长，陶其敏的一生硕果累累，从研发国内第一支
乙肝疫苗开始，她一鼓作气攻下一个又一个学术难题，先后获得十五个国家级科研成果
。如今，78岁高龄的她，俨然这个领域的一座引路灯，激励着后来人沿着她的足迹攀向
更高峰。
从振华女中走来
“研制我国第一支血源性乙肝疫苗，推出我国第一套乙肝检测试剂盒、第一套丙肝
检测试剂盒……”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研究所一位年轻学者眼中，陶其敏就是这个
领域的一座高山，要想超越她，真的很难。
我毕业于苏州振华女中（现为江苏省苏州市第十中学），那里可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
。”在陶其敏的记忆中，振华女中没少出过精英人物：社会学家费孝通（该校当时招收
的唯一男生）、物理学家何泽慧、妇产科专家王淑贞、建筑学家顾添籁以及作家杨绛等
，这些人，有的是她的学长，有的则是她的同窗好友。“在我入学时，母校已在全国声
名鹊起，那些杰出人士是母校的硕果也是母校的招牌。”
陶其敏出生于商贾世家，父亲继承祖父家业，从事丝绸生意，在苏州开办了最大的
一家丝绸厂。“能上得起振华女中的绝非一般人家，非富即贵。”家境殷实的陶家自然
把陶其敏送到振华女中读书，而让子女接受新式教育在当时是家长们最为“时尚”的选
择。
“母校创始人才叫厉害，一个弱女子敢在封建社会抛头露面、四处奔走，去创办这
所学校，你说说，那得多大能耐？”陶其敏时常向别人提起她的母校振华女中，毫不掩
饰对创办人王谢长达的敬佩之情。据陶其敏介绍，王谢长达女士的丈夫王颂蔚为晚清官
员，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恩师。年轻的时候，王谢长达随夫生活在京城，然好景不长
，王颂蔚病故，王谢长达只得回归苏州旧宅生活。
“王谢长达女士见过大世面，回到苏州看见母亲们还逼着女孩子裹足，她看不下去
，决心改变这个陋俗，便拿出积蓄创办学校专门培养女生，取名振华女中。”到陶其敏
入学时，振华女中已有40多年历史，主持学校工作的是王谢长达的女儿王季玉，为了激
励女弟子们发奋读书，王季玉经常提及母亲办学的艰辛。
“在我可塑性最强的时候，振华女中的优秀传统注入了我的血液。老师教导我们，
读好书并不是为了相夫教子，而是振兴中华。”在老师鼓舞下，振华女中的学生们都在
为一种使命感而学习。
快毕业时，陶其敏想到其祖父和父亲皆因积劳成疾而过早离世，很多百姓也因不明
不白的疾病而暴病身亡，她决心学习医学。1951年，20岁的陶其敏考取了山东医学院（
前身为新四军创建的白求恩医学院），成了她的著名校友王淑贞、顾乃勤等人的同行。
和米勒先生搭档
在乙肝病防治上的卓越成绩，让陶其敏在学术界展露头角，这当然是后话，那么，
是谁引领陶其敏进入肝病领域的呢？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汉斯·米勒先生。对于
这个来自德国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陶其敏十分尊敬。
“他和白求恩一样，都是世界著名学府的高材生，毕业后来到中国，参加中国的反
法西斯战争。”据陶其敏回忆，汉斯·米勒是德国人，不满德国法西斯统治，于1939年
获得瑞士巴塞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便来到中国，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还加入了中国国籍和中国共产党。陶其敏从山东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在陶其敏担任医院检验科主任的那段时间，汉斯·米勒先生从东北调回北京，并
于1971年担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副院长。
1972年，汉斯·米勒先生随夫人到日本探亲，考察了日本刚研制出的乙肝病毒检测
和诊断技术。回国后，米勒找到生化实验室主任陶其敏，说：“我国甲肝时常爆发，可
见患肝炎病的人很多，会不会也有布兰博格所说的乙型肝炎？”为了了解国内乙型肝炎
的流行和感染情况，米勒决定成立专题小组深入人群进行调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由此
成为中国最早从事乙型肝炎研究和防治的阵地。为了提高科研水平，米勒和其他院领导
决定派陶其敏到日本学习最新的血凝法检测，拜东京都综合研究所癌中心肝病专家西冈
久寿弥教授为师。
回想起这些，陶其敏很感谢汉斯·米勒先生对她的赏识，若不是他的引导和推荐，
她可能这一辈子还做着检验科工
作，因此，每当别人提及陶其敏在乙肝防治方面的成绩，她总是不忘记说起米勒先
生，“那时候，是米勒院长”云云。
在汉斯·米勒和陶其敏的带领下，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肝病方
面的研究走在了国内同行前列。1984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成立了肝病研究所，陶其敏
任所长，汉斯·米勒任名誉所长。
一件事，一辈子
当年在振华女中时，陶其敏的梦想就是治病救人，至于从事什么专业，她的脑海里
并没有清晰的规划，能穿上白大衣就是实现梦想。
1956年，陶其敏来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后开始从事临床工作，只当了两年的临床医
生，就调到检验科协助创建生化研究室，与她的临床医学专业距离越来越远，她只好从
头学习分析化学、生物制品研究等新知识。
“那时候可没有规范化教育，哪里需要人，院长随时可以把你调换工作岗位。”陶
其敏说，上世纪50年代，岗位多、人才少，为了发展医院，个人利益绝对服从集体利益
。“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父母说女孩子不准和同学在大街上打闹，我一放学
就背着书包回家，一路上头都不回一下。”父母亲的“乖乖女”工作后也是个性情温顺
、做事踏实的年轻人，这样的同志很得领导喜欢。
在汉斯·米勒的信任和鼓励下，陶其敏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乙肝。当时有个叫
布兰博格的美国科学家，他在澳大利亚土著人的血清中首次发现一种与肝病有关的奇特
抗原，开始时叫“澳大利亚抗原”，后来证实这个抗原是乙型肝炎病毒外膜的主要组成
部分，布兰博格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布兰博格的这个发现引起了当时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副院长汉斯·米勒的关注，他极力推荐陶其敏到日本学习相关知识。
从日本学成归国后，陶其敏带着自己的团队开始研制检测乙肝病毒的方法，经历多
次失败，终于摸索出一套用国产分子筛层析表面抗原的规程，提纯出合格的表面抗原，
并用这种抗原对动物进行免疫试验后，得到了相应的特异性抗体，并用其制成了带有表
面抗原的敏感血球。当时，业内人士都知道，这距离乙肝疫苗的诞生只有一步之遥，而
这一步，比以往任何一步都要艰辛。
陶其敏和她的团队在研究中发现，0.00004毫升带有乙肝病毒的血液进入正常人体
血液内就可以感染，因此，防治乙肝的第一步是进行筛查，堵住因输血和血制品感染病
毒的源头。陶其敏认为，从防治乙肝的角度出发，让健康人群特别是新生儿和青少年尽
早普遍接种乙肝疫苗极为重要，能不能找出一种预防手段，像预防麻疹、脑炎、小儿麻
痹那样，制成疫苗注射到人体内使其产生自身的抗体，从而起到防疫作用呢？这是她给
自己出的课题。
这一步之遥的艰辛首先体现在硬件设施上，因为研制疫苗还需要一套完善的工艺程
序，为了解决必需的设备，陶其敏和她的团队参照生物制品需要的设备模式，在研究组
内隔出了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做无菌室，用盐水瓶、输液架配成了一套密闭式装置。由
于肝炎病毒还不能培养，就直接应用乙型肝炎患者的血清，进行分离提纯，经过严格条
件的灭活，终于在1975年7月1日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代血源性“乙型肝炎疫苗”，命名
为“7571疫苗”。
当确认“7571疫苗”的安全性之后，陶其敏先后在北京、江苏启东县和广西南宁地
区进行了小样本人群的乙肝疫苗预防注射观察，发现接种者抗体阳转率可达92.3%，为
我国使用疫苗预防乙型肝炎开辟了道路。
秋天的况味
刘景峰
预约陶其敏教授的那天傍晚，我还在北京郊区卧佛山庄的商务吧里。窗外，秋雨飘
洒、山风呼啸，不禁让人想起郁达夫的《故都的秋》，脑海中出现一个老人，穿着夹袄
噙着烟袋，站在秋风肃杀的桥头，感慨地说：“一场秋雨一场凉啊”眼前是连绵的秋雨
，明天还有未完成的采访，心里不禁担心这样的天气会打乱我的计划。
第二天的北京像换了个世界似的，万里无云，用王小波的话说：“天蓝的吓人！”
中午，记者如约来到北京白塔寺附近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院区采访陶其敏教授。最多
还有两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将迎来90周年院庆。不过，此时老院区并无喜庆的迹象，
深灰色的教堂式主楼掩映在松柏之间，阳光轻轻地泻在斑驳的墙体上。
正午时分，很多诊室已是人去楼空，护士们捧着饭盒朝食堂走去。陶其敏教授的诊
室前还静静地坐着七八个人，有几个人的跟前还堆放着硕大的行囊，他们互相也不说话
，眼睛紧紧地盯着陶教授诊室的那扇门，仿佛忘记了饥饿。又是一个小时过去了，护士
们吃完饭关上门开始午休，陶教授的诊室前还有两个病人。
终于，病人看完了。记者捧着一束刚买的鲜花走进陶教授的诊室，诚恳地说：“陶
教授，这是领导托我送给您的，略表我们的敬仰之情！”陶教授很是惊讶，连连摆手说
：“真是不敢当！不敢当！”她最后小心将花接了过去，放在阴凉处。
“幸亏今天放晴，不然我真出不了门。”陶其敏左手按在腰部。退休两年后，陶教
授曾因腰椎间盘突出动过手术，现在钢板还在里面，一到阴雨天就疼，她让保姆灌个暖
水袋给她，焐在腰间。为了避开上班高峰，陶教授每逢出门诊便早早地起床上班，为了
不打扰熟睡的小保姆，她早餐也不在家吃，路过小区便利店买上两瓶牛奶、两份面包，
带到医院，当作早餐和午餐。
“腰动过手术，坐公交车方便吗？”“动作慢点就是，尽量朝前面坐。”陶其敏说
，有时间出门稍微晚一些，便不再和年轻人一起挤公交，路边伸手打个的士，来回就
100多元，一天病人的号头费也不过这么多。“您拿着发票找院长报销去？”“哟，那
咱可不好意思，我们这一辈人就是脸皮薄。”
“这人一上了年纪，自己都嫌弃自己。”陶教授说着，翻开门诊记录给记者看。那
天一共有14个病人，除了七八个是北京人，其他都来自外地，沈阳的、江西的、山西的
、内蒙古的都有，最后一个病人来到医院时，挂号处下班了，没有挂号，陶其敏一样给
他看。
“平均20分钟看一个病人？”“有的需要，有的患者来复诊，并不需要这么长时间
。”陶其敏说，时间都被她自己耽误过去了，写字的手不听使唤，病历要慢慢地写，人
家才能看得清楚，速度一快的话，那些字就拧巴在一起，自己都不认得。
“要是有个助手就好了，可以帮您写写，您只管签字就可以。”“带研究生的时候
，就有人会给我做这些。”陶教授说，现在学生都是别人的，你让别人的学生帮你做事
，总不好去开口，还是爱面子。停顿半晌，陶教授像在自言自语：“他们应该能想到这
些。”
半个小时后，我想我该告辞了，眼前的这位老人还没有吃午餐，实在不忍心有太多
打扰。走到门口，我说陶教授请留步，她说再送你一下；来到走廊尽头，我说陶教授请
留步，她说没关系再送你一下；走到医院大门口，我说陶教授请留步，真的不用了，她
便停下来看着我穿过马路。出租车启动的那一刻，我看见陶教授还站在医院门口的秋阳
里，一身洁白，满头银发，在朝我这边招手。
回到广州，我发现和陶其敏教授一共有两张合影：第一张是她慈祥地坐在椅子上，
我站在她身后，照片里显得她是那么瘦小我是那么高大；第二张她依然慈祥地坐在椅子
上，我则屈膝蹲在她身旁。我毫不犹豫地删除了第一张，我想，在陶教授跟前，我应该
保持第二种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