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中学纪事（二）：不“拿分”的课堂，也是好的教育吗？

2022-03-20 03:03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主笔 | 徐菁菁

图｜蔡小川

“不着急”

孟宇很坦率地告诉我，她现在还参不透这句话的意思。“不要将眼光放得那么短。”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简单。三年的时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孟宇的“着急”我是能体会的。我曾经去过北京好几所公立中学，采访过不少老师、家长，与他们相比，与最后取得的学业成绩相比，蒲公英的氛围未免太“不着急”了。

学校的教室内、走廊里有很多展示区域，我几乎看不到和科目、考试直接相关的东西。从日常安排看，学校每天下午有半小时的自由阅读时间，每学期有30～40个兴趣小组。好几位老师兴致勃勃地跟我提到，这学期学校有一个新的安排，每周五下午拿出一个半小时做“研究性学习”。全校学生自由选择，分成了近70个课题组。负责统筹的秦颖老师给我发来了一张课题列表，她告诉我，学校先让学生自己提出感兴趣的问题，老师们在此基础上讨论哪些值得做，最终形成了这样的安排。

蒲公英的孩子们在上民族舞课

很显然，这些课题里，有很多和“拿分”没有任何关系。比如：初一一个小组在做“蒲公英学生毕业后升学情况研究”，还有一个小组在研究唐宋元明清男性女性服饰的演变；初二的孩子对“首都美食”“学校附近的路口红绿灯时间设置是否合理”“重新平行分班与分层分班的优缺点”等感兴趣；进入中考冲刺的初三年级没有搞特殊化，他们的课题包括“什么样的课最受欢迎”“书法艺术在环境中的应用”“蒲公英中学九年级学生的审美趋势”等。

教学楼的几面墙上有研究性学习小组的阶段性成果展示，我终于在上面看到了“英语”两个彩笔描出的大字，可仔细看上面的内容，一个孩子写道：“在古埃及，A表示‘牛头’，B表示‘家’或‘院子’，C表示‘曲尺’……”另一个孩子画了一张图表，告诉大家，英语字母的来源是古埃及象形文字，公元前3000年左右，古埃及人就开始用文字表达神、人、动物，进而表达自然界的山、河，然后是装饰品、武器、农具。

蒲公英的课堂给人最直观的印象是“放松”。学生们很放松，他们七嘴八舌地回答老师的问题，或者走神聊天、插科打诨，老师并不会因此大发雷霆，于是教室里永远没有安静下来的那一刻。志愿者蔺熠在学校教历史，我听他给初一孩子讲秦始皇统一中国。他让所有的学生分成小组围坐在一起。课刚开始不久，离我最近的一个小组里，一个男孩插嘴问：老师，秦始皇的墓找到了吗？接下来，小组里的几个孩子兴致勃勃地小声讨论起来，直到“吴邪”“张起灵”这些词飘进了我的耳朵里，我才发现，我就座的空课桌上放着一本《盗墓笔记》。

老师好像也放松得很。历史课堂上的这些讨论并没有被蔺熠厉声制止。下课的时候，蔺熠也没有布置练习题，虽然两周后就会迎来期中考试。老师李时来在初一年级教道德与法治课。上节课讲到友谊，她让学生课后拿着设计好的问卷做一个采访。可是课堂上一问，孩子们几乎都没有完成作业。她倒是不急不恼，干脆把孩子们撒出去在学校找人采访。

李时来老师在道德与法治课上同一名学生拥抱

有时候，作为一个纯粹的旁观者，我也会不由自主地有点着急，甚至片刻还有挺身而出整肃纪律的冲动。可两位老师都告诉我，孩子们平时很活跃，今天因为有我旁听，他们的表现比平时还克制了一些。

李时来到学校5年多了，她告诉我，如果是以前，遇到同样的情况她也会发火的。蔺熠在学校志愿服务多年，这个学期是他第一次全面承担课程。他对课堂有不少自己的设计，比如整节课由一连串的问题组成，每个问题提出来都要求学生迅速阅读课文，然后每个小组派一名学生到黑板上书写答案。这些答案，蔺熠并不检查——他这么做并不是要正确答案，而是锻炼学生快速阅读和提炼内容的能力。他虽然不布置练习题，但每周有一个小作业：学生要画一条时间轴，把这一周生活中值得记录的事情和感受标注在这条轴上。蔺熠对我说，他学历史有一个体会，时空观的建立非常关键，他希望用这种方式帮学生建立对时间的理解。

这些训练显然没有立竿见影的成果。蔺熠心里其实也打过鼓。就在期中考试前两周，他问校长郑洪：按我这个教法，考试成绩肯定不好看，怎么办？校长给蔺熠吃了颗定心丸：“你就按你的想法来，你的任务就是让他们对历史产生兴趣，考分的事儿还有初三呢。刷题一年足够了，不着急！”

我问郑洪，这种不着急的底气从哪儿来？答案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它无涉任何高大上的理论和概念：“因为一般学校刷题、应试的做法在我们这里行不通呀。我们的孩子基础那么差，到这里的时候厌学情绪已经很严重了。你一刷题，别说有成果，学都不来上了。你要想对他们负责，你就不得不想别的办法。”

屋顶上的彩虹

在办蒲公英中学以前，郑洪没有接触过基础教育行业，怎么办学校，是一步步在实践里摸索出来，从一届又一届学生身上学来的。她记得有一年，她要求学生写一篇文章，主题是“渴望”。她的初衷是想听听孩子们内心的想法，于是说：“字数不限，也不用管错别字，随便写。”平时，写作文是孩子们的老大难问题，但那一次，学生们写个不停。一个孩子写了满满11页稿纸，下课铃声响了，该吃午饭了，他也放不下笔。这个孩子写了他在家乡留守时的状况，被接到父母身边又遇到了什么坎儿。他说，他见不到爸爸妈妈的时候特别渴望见到，见到他们后的生活又和他想象的不一样，父母依旧忙碌，没空陪伴自己，而在这个城市里，他又失去了过去的朋友。

郑洪说，哪怕不考虑这些文章里的内容，这件事也可以教育她一辈子：出作文题得出在学生的心坎上，教育的任何细节都一样。这些年她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只要你肯想办法去贴近学生、了解学生，去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你就会贴近教育的基本道理。”

下课后，郑洪校长要摆正每一张桌椅后再走

孩子们最迫切的需求是什么？你很难从他们的表面一眼看出来。艺术家叶蕾蕾第一次来学校，学生的笑声和活力让她一开始认为他们就是快乐的。后来她观察孩子画画和写作，发现他们会表现出与年龄不相仿的成熟、理智，以及令人警惕的不良情绪。有一次，她让学生们以图画方式描述自己的出身。一个同学画了一棵枝干被折断、残缺不全的树，在这棵树下有这样一句话：“我就像这棵树，被风吹折了，变得残缺了。”另一个同学把自己画成飘落的叶子，她这样描述自己：“我就像这些叶子从树上掉落，没有根也没有方向。”还有一幅画是一个小女孩跪在地上，举起双手紧握在一起，满脸是泪，她在乞求父母要对她有耐心、理解她。

蒲公英对学校环境的建设有一种“执念”，这种建设，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美、精致。第一次见到郑洪的时候，她和我提到，现在的新校园还远远没有达到她理想的状态，还有很多空墙，“不敢轻举妄动，要有很好的构思去把它们做出来”。去年夏天，郑洪从美国回国，在上海隔离时，看到三联人文城市奖颁给了“四叶草堂”社区花园。隔离期一结束，她就拖着旅行箱去参观，想看看设计者如何让小花园激活了社区的公共生活。

我后来慢慢理解了这种“执念”。学校创办之初，去孩子家做家访，老师们常被家庭居住环境的简陋所震惊。这些家庭普遍居住在一间10～20平方米的房间内，有的家庭就住在搭建在菜地或猪圈旁边的四处漏风的棚子里。老师们很难把它们和安身之地、“家”联系在一起。对于绝大多数孩子来说，他们也都没有一个可供自己支配的空间。老师还曾让孩子们去描述他们眼里的北京，得到的答案是：脏、臭，没有绿色。

老师们想，学校的教育功能是从哪儿开始的？它不是从打了上课铃，也不是从种种训诫措施开始。当学生们从街道上走进校园时，甚至一清早想到要去学校时，其实就已经受到了情绪的影响，他们迫切地需要一个温馨、有归属感的校园。

我在教师办公室里看到了一个纸糊的旧校园桌面模型，是老师和学生一起动手制作的。学校里还有一两块旧门板，一位老师告诉我，那是从旧校园拆下来的，舍不得扔掉。已经拆迁的旧校址是一个故土般的存在，并不只因为它是蒲公英的起点。

2007年，从西安美术学院毕业的裴广蕊入职蒲公英中学任美术老师。她告诉我，那个简陋的校园之所以留住了她，一是因为学校有一间图书馆，二是因为有一间专门的美术教室，三是恰逢艺术家叶蕾蕾到学校做环境改造。

美术老师裴广蕊在指导学生绘画

叶蕾蕾是郑洪从美国邀请来的。1986年，叶蕾蕾在美国费城大学执教。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结识了一位舞蹈家，对方知道她做室内花园设计，邀请她在自己工作室旁边的公共空地上设计建造一个小花园。叶蕾蕾一口答应下来。等到她真的从政府申请到了一笔钱做这项工程的时候，她才发现难点所在：这个空间比想象中大得多，钱根本不够用。一位专家指点她，这件事不能做，不仅因为没钱，还因为她是这个社区的外人，那里的孩子会把她的室外作品毁掉。

专家的担忧不无道理，这块公共空地位于费城北部臭名昭著的贫民区。但叶蕾蕾从争取社区居民的支持，发动当地的孩子开始，一口气干了18年，一共创建了17座园林，整理了200多块公园绿地，完全开放给大众。很多建设是依靠社区自身的力量和灵感完成的。叶蕾蕾的一位合作伙伴从前贩过毒，也吸过毒，他在16年的时间里执行完成了很多激动人心的马赛克镶嵌作品，他手下的4个助手都是当地人，都没有上过艺术学校。

因为这次环境改造，一连串的变化发生了。叶蕾蕾的团队和学校合作，组织本土戏剧创作，而后给孩子们办周末和暑期学校。孩子们参与进来后，也会吸引成年人。这个项目逐步发展成为非营利性组织，取名为“怡乐村”。一个肮脏、充斥着毒品和被人遗忘的角落，变成了一个全美知名、生机勃勃的社区。

叶蕾蕾相信，艺术不仅可以表达自己、以此为生，也能够实实在在地改造社会，重建人心。这个观点深深地打动了郑洪。

旧厂房改造的学校，大多数建筑的表面被水泥包裹着，灰色的环境映衬着灰色的天空。叶蕾蕾决定在这些墙壁上做文章。但这件事并不全由她来完成，她发动学生描述自己想在校园里看到的东西，并尝试自己动手画画。蒲公英旧校园有很多墙壁和圆柱装饰了马赛克镶嵌画，它们也是由学生和老师共同完成的。学生动手把老师们从批发市场购买的瓷片砸碎，他们还带着老师们翻过一座围墙，来到一个荒芜的工地，把埋在废墟里的瓷片瓦块拣出来运回校园。当孩子们把这些瓷片分开洗干净的时候，他们发现，购买来的瓷片很光滑，色彩单调乏味，而那些拣来的瓷片，厚薄不一，形状也各不相同。一些釉面光亮，一些印有图形，还有一些甚至用金色涂过，这都令他们感到由衷的兴奋。

面向校园大门的教学楼是校园里最重要的建筑物。这个两层的楼房像个白色的长方形盒子，外墙漆已经脱落，破落、斑驳。叶蕾蕾问学生们，希望看到什么？一个孩子在她的工作坊里把一个大大的彩虹画在了整栋楼上。于是，叶蕾蕾决定实现它。想要画彩虹，得在二层楼高、60米长的屋顶边缘建造一个弧形的架构装饰，为此，年过六旬的叶蕾蕾一次又一次地爬上脚手架。学生们也没有袖手旁观，他们排成单列队，从楼下沿着楼梯一直排到房顶，一块一块地把砖递上去。

在叶蕾蕾老师带领蒲公英师生一起创作的“扶桑树丛林”影壁墙前，七年级学生正在练习队列

第一次画彩虹的时候，叶蕾蕾错误地估计了它的尺寸。她站在脚手架上，觉得彩虹非常不错，可学生们从地面上看，彩虹就像一条丝带，很不起眼。一个孩子马上评价说：“太窄了，看起来也不好看，要加宽所有的彩色线条。”叶蕾蕾毫不犹豫地照做了。

10月下旬的一天，大阳钻进了灰蒙蒙的云层里，叶蕾蕾正站在脚手架的顶端，想赶在阳光散尽之前尽快完成工作。她突然听到校园里一阵可爱的歌声响起，伴随着一声大叫，30多个学生一齐呼喊：“叶老师，加油！加油！”

美术老师裴广蕊告诉我，她刚来蒲公英见到叶蕾蕾的时候，其实并不能理解这个艺术家做的事，这和她从美术学院学到的那些殿堂之上的艺术太不一样了。改造结束的时候，她感受到了某种力量，觉得像是做了一个梦。但对于学生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她并不敢断言。多年以后，学校就要搬往新校区了，裴广蕊突然意识到了那颗埋在心里的种子：那是一砖一瓦承载的真切的情感和记忆。她心想：“新校区的条件再好，可那里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成长与呵护

在蒲公英的新校园里转了一圈，我注意到，每个班的外墙上都有一幅手绘的中国地图。班里的孩子把自己的家乡在上面标注出来，然后再贴上自己的照片。后来我得知，几年前，蒲公英推出了一个校本课程，名为“成长”，这个地图是其中一个主题的成果之一。这个主题叫“爱生课堂”，组织学生建设和管理自己的教室，把对校园环境的改造延伸到教室环境里。

“成长”课是蒲公英的第一个校本课程，之所以开发它，是因为老师们越来越理解在成长过程中，学生们有许许多多未被满足的普遍需求：他们会因为自己无法控制的因素而情绪低落；他们有理由为出路担忧；他们被青春期的特点左右行为时，会厌学，会记不住单词，解不了方程式……学生们的学习动力和情绪、成熟度、环境的复杂程度搅在一起，又伴随着价值观、世界观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不解决这些问题，教育无从谈起。

“成长”课的第一个主题课程是“认识你自己”。老师们会让学生画一幅自画像，从仔细观察自己的外貌、表情开始，思考自画像背后的“心灵花园”是什么样，认识到自己眼中的“我”和他人眼中的“我”之间的区别，进而学会思考如何认识自己，如何对待真实的自己。

设计这样的课程，首先是基于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心理特点。跨入青春期，孩子的自我感在膨胀。在成人世界的参照下，“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干什么”等问题会愈来愈萦绕在他们的脑海中。实现自我同一性，明确自己做事的目标，有收获、成功、胜利的幸福感，是教育者要引导孩子们完成的重要目标。老师们觉得，对于蒲公英的孩子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这些孩子从小没有得到父母应有的陪伴，大多数父母文化水平偏低，教育上或是粗鲁，或是溺爱，或者“放羊”，孩子们缺乏认识和反思自己的机会。

蒲公英中学的校训是：“自信、乐群、求真、创造。”在拟定这个校训的时候，老师们是毫不犹豫地把“自信”放在第一位的。

2005年，第一批学生入校不久，《中国青年报》“青春热线”创始人陆小娅与学生有过一次沟通。当被问及“你是否觉得自己很重要”时，一个班30多名学生里只有三四个孩子举了手。“怎么知道的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我。”“因为奶奶爱我。”大多数孩子对陆老师的问题不置可否，表情漠然。

孩子们之所以来到北京，多数是因为在老家生活难以为继。在城市里，父母有谋生的压力，家庭居无定所，孩子求学碰壁。这一路步履维艰，不乏遭遇拒绝和排斥的经历。这些都在影响孩子的自我评价，让他们不相信自己存在的意义。每年新生入学的时候，老师们总觉得孩子们灰头土脸的，这不仅指外表，更指心境。

可是自信怎么建立呢？有时候，老师们和志愿者会领着孩子们在校园里喊口号。大家排着队，一边行进一边高喊：“我最棒。”孩子们很兴奋，声音洪亮真诚，但老师们不得不想，回到艰辛的日复一日的现实中，孩子们怎么相信“我最棒”呢？如何让孩子们的尊严来守卫他们？

“什么是自信？自信能与生俱有吗？能失去又被重建吗？人生需要经历什么，自信才能成为真实的、属于一个具体的人的不离不弃的个性特征呢？”也许，世界上并不存在一门课程能够全部解答这些艰深的问题，但至少可以迈出第一步。

蒲公英中学的老师们认为，不解决孩子们的各种心理和情绪困惑，教育无从谈起

老师们决定从孩子们自身的经验出发。在名叫“我的身路历程”主题课上，老师给孩子们每人一张中国地图，让他们用彩色铅笔把自己的家乡、自己跟随父母走过的地方都画出来，让他们回忆在这些地点，自己对什么样的经历和感觉记忆最深刻，再用色彩和图形把自己的感受和记忆描绘下来。

课堂上，大家会一起分享自己的创作和背后的故事。当这些个体的故事被表达、呈现、分享的时候，在老师的引导下，孩子们能够逐渐看清几件事：流动的生活并不只是一个人的遭遇；这是一个阶段的社会状态，遇到难处并不是因为学生家庭的无能和错误。他们还发现，即使生活艰辛，也会有亲情、友谊和社会的关注。

孩子们很享受这样的过程。郑洪记得，最早尝试这门课程的时候，孩子们一开始很茫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可当老师开始发12色彩色铅笔的时候，学生们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一个男孩握着铅笔从教室这头儿跑到那头儿，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悦：“我有这么多颜色的铅笔！”

大部分孩子会向老师要更多的白纸，贴在自己的图画周围，用更多文字和图画表达自己。还有人会情不自禁地写诗。他们喜欢五颜六色，喜欢描述快乐和亲情。孩子们在分享彼此作品时，会一起哭，一起笑。老师们发现，他们有能力处理哀伤，从心底里愿意拥抱希望。整个过程下来，学生们的情绪明显变得更轻松，他们之间的互动也更亲密了。

蒲公英85%的办学经费来自社会捐助。学校平均每年接受社会各界的爱心捐赠约260次，长期志愿服务的团体约12个，每年大约有3460人次参与志愿服务，服务总时数近2.5万小时。

走在学校里，这些信息无处不在。学校会公布近期的捐助，设有专门的感恩室，展示学校历史上受到的帮助，甚至每间教室的门上都写有捐助者的姓名和他们的寄语。“感恩”是蒲公英“成长”课占比最大的部分。在毕业典礼上，郑洪经常对孩子们强调两句话：“相信潜力”；“保持善意”。

我心里有个疑问，如果孩子们生活的环境时刻向他们强调，他们所拥有的一切，要靠别人的援手，会不会有让他们感到自身无力和卑微的危险？自信和尊严如何实现？

郑洪说，她从孩子们身上学到的一课，就是他们多么看重自己的尊严。有一个孩子的父母在新发地市场工作。他们受雇于市场里的摊主，半夜就去上工，把蔬菜收拾干净，整理包装好，赚的是最微薄、最辛苦的钱。一次郑洪带这个孩子出去参加活动，有人问孩子的父母是干什么的，孩子用他能想到的最体面的方式回答：“蔬菜包装。”

还有一个女孩，她事实上已经被父母抛弃了。郑洪很坦率地告诉我，她选这个女孩去参加募捐活动，潜意识里有一些期望，她会向捐助方提到父母不在身边，自己很需要帮助。可是当有人真的问起女孩的情况时，郑洪听到女孩答道：我是跟我爸爸妈妈一起来北京的。

郑洪说，这些事情，让她做什么都会掂量掂量。学校遇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一些媒体和捐助方希望孩子讲自己遭遇的悲惨故事，最后学校把这些活动叫停了：“把学生的形象弄成可怜兮兮的样子，用这种可怜去换钱，那咱们宁可不要。”

一名女生在清洁走廊。蒲公英中学强调让每个学生在学校生活里都承担一份责任

郑洪希望捐助者和志愿者也能懂这一点。令志愿者赵莎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郭氏基金在嘉里大酒店办慈善晚宴，给蒲公英中学募捐。根据安排，晚宴的时候，蒲公英的合唱队要在宴会厅外面唱圣诞歌曲。赵莎在美国生活了多年，类似的募捐形式在国外很常见，但是主办方还是觉得这种安排不妥。后来，晚宴之前，主办方派了一辆卡车到学校，里面装着当天宴会厅要使用的圆桌、椅子、桌布、酒杯、碗碟、银餐具和食物。他们在学校找了一间比较大的教室，铺好桌布，摆好餐具，当天晚上宴会的领班带着三个服务员把合唱队的孩子们一一请进去就座用餐。

郑洪告诉我，学校进行感恩教育有三部曲：“第一是知晓，你得知道谁帮助你；第二是表达，你得通过一些语言和活动表达感谢；第三是行动。我们强调‘日行一善’，并不是说，你长大了、有钱了再做什么。不管你的外在条件如何，你都有能力去帮助别人，都可以分享，都可以贡献。这样你就不是无力的，你是值得被帮助的一个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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