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簋街“失去”簋街

簋街“失去”簋街

属于这条街的关键词也许是“失去”。


它经历过三次大的改头换面,失去了一万多只挂在街头的红灯笼,失去了718块看起来花里胡哨的霓虹灯广告牌,还失去了那些流动的摊贩——TA们原本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承担着促进微循环的作用,也是这条街上曾经最灵动、最烟火气的一部分——现在,街上只能见到精美的盆栽、接烟灰的柱子,洗手间也被装修得像个正儿八经的门面。


怀念和辩解的声音一直都在,但人们似乎达成了共识:失去这些是不可抗的,这条街本来的面貌也许被损坏了,但不妨碍街上的人继续做生意。直到疫情来了,簋街开始失去一些商铺,也失去大量的食客,曾经在这条街上活跃着讨生活的人们,比如驻唱歌手,如今已经难寻踪迹了。它开始成为一条普普通通的街。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消失的了,除了这条街本身。

文 | 谢婵

编辑 | 赵磊

图 | 尹夕远

运营 | 王雪 蒋瑞华

 

最后的夜晚

 

零点了。现在是5月1日,北京全市禁止堂食的规定从这一刻起生效。

 

鼓楼一家酒吧的老板提前半个小时跟店里每一位客人打好了招呼,到了十二点大家都要出门去,没喝完的酒可以外带,“大家理解一下,不然我要被罚款十万”。因为是禁止堂食前的最后一夜,来喝酒的人比周末还要多上一些。平时要喝到2点才愿意离开的人这会儿都站起来了,但也没有走远,站在昏暗的胡同里继续聊着天。

 

往前走不远就是簋街了。这条街以热闹的夜市和小龙虾、牛蛙、火锅闻名,也是北京夜生活的一个地标,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24小时营业,与附近的胡同、四合院和此起彼伏的京片子一同构成了外地游客对北京的一种“亲民”印象。

 

但现在,簋街已经没什么声音了。一家龙虾店的老板在门口招揽客人,他还想再固执一下,坚持认为禁止堂食的规定要从下一个晚上开始,簋街的夜晚是连贯的,哪怕过了12点,今夜还是今夜。

 

陈大伟在另一家店门口,迎头问每一个路过的人要不要吃小龙虾。他在这里做泊车员,也做保安,但最要紧的活儿是招揽客人。从前这家店门口有20个保安,疫情来临之后,全部被开了,他是后来才被老板电话叫回来的,因为店里需要一个这样的角色。

 

陈大伟站在两家店之间,聊起了他们的邻居,一家是主打京菜的花家怡园,过去接待了许多国际游客,在这条街上流传着“一年营业额上亿”的传说,而现在,原价545元的烤鸭套餐,标价仅为298元。隔壁另一家是颇为出名的网红店,簋街仔仔龙虾店。“去年这个时候,五一假期的四个晚上卖了80万”,再往前的日子则更风光了,“门口骑车都过不去,只能走路过去”。

 

继续往前走。唯一有点人气的地方是胡大饭馆总店。从晚上九点开始,门口的工作人员对每个进店的客人都嘱咐了一句:“特殊情况,11点闭餐,12点之后就不能在店里吃饭了。”尽管如今生意萧条,街上过了10点就没什么人了,但胡大总店依然坚持24小时营业,禁止堂食后才改为凌晨三点闭店。因此,代驾小哥、卖花和卖气球的女人,都聪明地守在这里。


如果你是疫情之后才第一次来到簋街,是绝对想象不到那些龙虾店和牛蛙店曾经有多么风光,每家店门口都人头攒动,水泄不通。但现在,卖花的女人也许比那些空荡荡的餐馆更容易引起人的注意。


卖花的是一个老人和一个年轻妇女,最近一两年,她们每晚都在这里卖花,从花卉市场进一把玫瑰,包上粉红色的纸,一支卖10元。她们会竞争,也会一起坐在花坛边聊天。


老人拄着拐杖,她说自己腿摔了,在家歇了一年多,决定出来挣点生活费。妇女是从东五环外过来的,小孩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但幼儿园不开学了,为了照顾孩子,她只能辞去工地上的工作,出来卖花,时间自由,还能把孩子带在身边。于是她一手牵着小孩,一手拿着花和气球。看见有人从饭店出来,就一把拉起来在草地里看动画片的孩子,快步冲上去,直问“买花吗?买一束吧”。


她的孩子是男孩,已经四岁了,离不开人,每天跟着她从家里来簋街,夜里两三点再一起坐夜班公交回家。男孩有时候喊困,有时候喊饿,她就去隔壁买一串烤面筋哄他。街上人少,买花的人更少,她手里的花在夜色里看不出来新鲜程度,但是拿回家在灯下一照,就会发现已经蔫掉好几天了,塑料袋一拿开,花瓣扑簌扑簌往下掉。


出来的客人没有买花,甚至没有摆摆手,就略过她走了。街道管理委员会的人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她有些害怕被赶走,牵着孩子想要到马路对面“躲一会儿”,她找了一个有台阶的地方坐下,身后的商铺熄了灯,玻璃门上贴着“门面转让、有餐饮许可证”。卖花的老人过了一会儿也跟了过去,她不上网,还搞不清状况为什么大家都说明天不来了,“胡大和仔仔明天还开门吗?”我们告诉她:不开了,全北京的餐馆都关门了。


▲ 守着门店卖花的老人 。


这条街上的代驾师傅们大多从六环外的通州过来。他们并不长期驻扎在簋街,相比簋街,他们更愿意去三里屯和工体接单,但是被单子顺到簋街来,总要接一单再走。簋街自从几年前的一次街道整改,路边不再允许停车,保安们总是好心提醒下客的司机,“快点走,摄像头盯着呢”。


食客们很少再选择自驾来吃饭,代驾的需求也自然降低了不少。最近一两年,总是有许多新手代驾出现在这里,连电动车都还没来得及买,骑着一辆共享电动车在路边慢慢晃悠,他们听做了几年的同行讲“簋街人多”,到了这里一看,才发现这里早已不是人多的时候了。


“明天怎么办?”这个问题成为今晚这条街上交流的开场白,有人打算明天开始在家休息,有人打算去会所门口碰碰运气,年轻的代驾师傅尹正林盯着自己的手机屏幕,上面显示了10个灰色小人,那是一同在附近蹲守的同行,再一拉,又是10个,所有人都在等单,但已经两点了,没有生意,大家只能聚在一起聊天。


他们的话题通常是“老家在哪儿”和“今晚挣了多少钱”。代驾们大多来自河南河北,然后是东北,极少有听说老家是别处的。在干这份工作之前,尹正林在燕郊的一个房地产公司上班,那时候营销中心只要有人走进来,房子就能成交,后来愿意来燕郊买房的人越来越少,房价也一路下跌,直到房地产行业开始裁员了,他做起了代驾生意。最近,他刚从北三县的封控区中搬出来,能出门接单了,但明天,他又要回到出租屋里,等待北京开启堂食。


他今晚只跑了两单,挣了194块钱,另一个小哥听到后反而有些羡慕,“我今晚跑了5单,才挣了200块钱”。还有一个小哥沉浸在4月的成绩里,他上了红榜,挣了14000多元,刨去房租和吃饭,存下了一万块钱。但下个月怎么办呢?聊到这个问题,他的喜悦很快被冲散了。


▲ 店门口,外卖员、代驾员在等候 。



自救

所有的通知都来得太突然了,“进入公共场所需要持48小时核酸”“禁止堂食”“禁止摆摊”“延长禁止堂食的时间”。黄昏成了一天中最让人心神不宁的时候,短短一周时间里,几乎一天一个通知,都在这个时候砸过来,让人来不及反应。


簋街的管理群里通知“进出公共场所需要48小时核酸”时,张蓓蓓坐在自己的烘焙店里,她的第一反应是,店里一天就来两个客人,这下估计更没人来了。


“一天就来两个客人”,这不是某种夸张模糊的表述,而是一个事实。收到通知的前一个小时,一位客人想要买一块爱心状的慕斯,张蓓蓓只能很不好意思地解释,“最近来簋街的人太少了,这款没做了”。蛋糕做多了不能存放,昨天晚上,她还扔掉了好多蛋糕。客人一听,也就什么都明白了,直接问她“现在还有哪几款能买”。那天,原本写着凌晨两点打烊的烘焙店,没过九点就关了门。


按照往年的经验,街上的商家们都早早为五一假期做了准备。王美娟在簋街上待了十年了,现在是一家牛蛙餐馆的经理。通知出来之前,王美娟的心情还很好,她看着人流一点点变多,“没有以前多,但你能看出是要放假了的感觉”。去年这个时候,胡大总店销量很好,按照系统里销售数据的对比预测,他们理所当然增加了备货量。但第二天,供货商的菜都还没完全送到,禁止堂食的通知就来了,胡大的管理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有哪些菜还没发货,跟供货商商量,把能取消的全部取消。


酒吧的老板反应了一会儿,要重新做外卖了,但店里平时并不会备那么多外送的瓶子,她在网上找了一圈,大多数瓶子生产地都在徐州,在北京的仓库也不保证发货时间,她叫上朋友,开车去批发市场买了1000多个瓶子回来。


但并不是所有的店都能指望外卖。一个令人有些惊讶的事实是,簋街上至今有许多商铺没有开通外卖,有些是因为烤肉等品类不适合做外卖,有些是商家嫌外卖平台抽成太高。那些有外卖的商家,也未曾真正把精力放在外卖上,比如胡大饭馆把东直门店分出来主要接外卖单,总店还是坚持堂食。


在过去,庞大的人流托起了这条街,让街上的商家能保留住一个餐馆传统的经营方式,最大程度免受预制菜和外卖的绑架。但当疫情截断了那些真实的线下连接,这条游离在互联网之外的美食街,突然发现自己不得不重新面对外卖这件事。


首先要跟上的是速度。胡大有自己的原则,在外卖上也坚持现点现做,出餐往往要半个小时,后来又改变了动线,把出餐时间控制在了20分钟左右。但仍然被骑手吐槽,“再也不接胡大的单子了,太慢了”。


越来越多的人居家,外卖运力也越来越紧张了。王美娟每发出一单外卖都要给骑手加小费,不停地加,二十多分钟后还是没有人接单,如果超时或者退单,这一餐就浪费了,她不愿意这样“两败俱伤”,钱也没赚到,客人也没吃上饭,小费只能越加越高。她发现,最近这段时间,三四公里之外的要加5块钱,6公里之外的地方起步价到了20块钱。有一天,她光是外卖配送费就付出去800多块钱,但当天的流水才四五千块钱。


这个五一假期,北京市的餐饮店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自救方式。在团结湖一带,沿街的商家把食物拿到店外面摆摊售卖,但大多数摊位上卖的是酱肉和炸藕盒这样的小食,“做起来方便,能卖一点是一点”。紫光园把烤鸭和啤酒车弄了出来,师傅在刚下过雨的风里片烤鸭,一只接着一只。有客人说,“你给我随便片片吧,不用片花样了,我看你手都抖了”。


但这些方法对簋街来说没有什么参考价值。摆摊只属于曾经的簋街,现在的街上只能出现盆栽、取餐桌、烟灰柱等“让人文明的设施”。只能做外卖的商家们尽可能想出更多营销的招数,送可乐、套餐优惠、费用减免……但这些方式效果有限,订单量并没有明显的增长。王美娟的老板前几天打电话给她,问她要不要做直播,直播炒牛蛙放在网上去卖,王美娟一听就觉得不靠谱,“人家做直播的积累了那么长时间,我们突然去弄怎么可能做起来呢”。


胡大在五一期间每天有六七百单,消耗了很大一部分备货。街上的商家分析,被封锁在家里的人们更容易想起辛辣刺激的食物。但五一刚过,单量就断崖式下跌了,只剩下200单左右。


在胡大饭馆工作的陈峰在中午的时候还站在花坛边发呆,外卖员带来的人气寥寥,这条街上一眼望过去,关门的关门,还开着的店都是这样的情景。王美娟站在店门口用来堵门的桌子后面,吧台上有机器的提示音想起,这是今天的第八个外卖订单。她挠着头,说可能真的要撑不下去了。


▲ 五一期间限制了堂食,大部分簋街的餐厅靠外卖支撑 。



艰难岁月


今年开过年,簋街商会的秘书长周梅华走在街上,看着人越来越少。“今天走感觉挺凄凉的,第二天走感觉更凄凉,然后一直都是这种感觉。”


两个月前,曾有病例到访过簋街上的烤鸭店。“不要去簋街,会弹窗”的提醒很快就在北京的各种微信群里流传开来,一位女士去簋街的一家店里买东西,出来的时候老板提醒她,一会儿从另外一个路口走,千万不要过马路,不然会弹窗。而这条街上的厨师、服务员、店长、清洁阿姨都没有幸免,连续做了好几天核酸,健康宝才恢复正常。


王美娟家的牛蛙店址搬过一次,房东也减免了一半房租,降到了每个月十二三万,但客流减少的损失很难弥补,这家店现在只剩下五个员工,依然没什么活。这几年大家都在探索抖音的团购套餐,她也设置了一个套餐,198元的铜锅加上一些凉菜,在抖音上卖110元,“放在以前这怎么可能呢”,但这样的价格,也很难再吸引人进店了。


她起初害怕整条街都要因此暂停营业,好在最后只封了那个小小的烤鸭店。但整条街依然等不来客人,员工也在店里吃饭,比进门的食客还多。


张蓓蓓的烘焙店大约十平米,在这条主打小龙虾、牛蛙、鱼头与肥肠的街上,并不算显眼。她从四五年前开始学烘焙,每个学西点的人都想要开一家自己的蛋糕店。去年一整年,簋街都还算稳定,这条街在遭受2020年疫情重创之后,一度又恢复了生命力。张蓓蓓就是那个时候盘下的店,房租2万一个月。刚开始的两个月,许多人没能回家过年,簋街又成了那个热闹的、要排队的簋街。


如果放在五年前或者十年前,想要挤进簋街做生意并不容易,所有的店铺都在赚钱,没有人想退出。簋街仔仔小龙虾店的老板高远看中这条街的商业价值,一口气开了十几家店。但这个春天,越往簋街东边走去,关着门的店铺越多,有些留下装修一半的工具在店内,给玻璃门上贴着的电话打过去,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响起,“我不出租,我要把店子卖出去”。


最近几年,簋街商会每年都牵头做不夜节活动,把商户们聚在一起,大家趁此机会想些营销点子吸引顾客。“今年的活动怕是弄不起来了”,不止一位商户这样讲。簋街商会的工作人员许多本身也是在这条街上做买卖的,在这里,大家的关系更像“邻居”,实力雄厚的商家有时候会请所有会员一起吃饭聚餐。但今年,商会和商户的关系也罕见地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有些商户开始拒绝缴纳会费,一位商会的工作人员完全理解这样的变化,“那种感觉就是,我们生存都没有了,你还弄这个干嘛?”


今年也少有人提起减免房租和促进消费的事情,簋街上民房多,王美娟说:“我们也没指望房东减免,这不是别人的义务,房东万一也有自己的房贷要等着还呢。”


胡大的总经理郭冬认为,簋街是北京的一张名片,它和附近的鼓楼、雍和宫等共同组成了一个商业文化共同体,要有人愿意出门去这些地方逛逛,才能带动这个地区内餐饮和娱乐产业的发展。


春节以后,胡大像往年那样开始大量招聘,25年的开店经验摆在这里:每年3月份以后,进京游客慢慢多起来,天气也慢慢暖和了,小龙虾会在四月上市,有大量游客来到北京,从天安门和故宫一路逛到鼓楼地区。王美娟的牛蛙店以前常常接到导游们的订餐电话,通常还得提前3天或者7天预定,导游摇着红色的小旗子,身上的小蜜蜂里嗡嗡地播放着簋街的历史,旅行团穿过乌泱泱的人群来到她的店里。但这两年,她几乎没有再见过旅游团的大巴。


今年2月,胡大按预期把员工招满了,大约七八百号人,结果眼下成了这家店要付出的最大成本。人不能轻易开掉,因为如果有一天生意复苏,再去重新招人是来不及的。这家店重视对人的培养,郭冬担心员工们闲下来容易消极,让店长们每天换着花样带着员工去玩,包饺子、去玉渊潭看花,开一整天的会。他们也想过带大家去郊区玩,但对方一听人数,赶忙表示不符合规定,“疫情呢,接待不了”。


禁止堂食之后,服务员更冗余了。能够被排上班,成了一件天大的幸事。簋街上,花家怡园的前厅只留了四五个服务员帮忙传菜;胡大的人留得算多的,一个班次四五十人,其中三十多人都在后厨。也没有别的活动可以安排了,在店里,胡大辟出一小块空地,专门给没排上班的员工看电影和嗑瓜子,管理层唯一的希望是给这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找点事情干,“别有负面情绪,负面情绪一传染,那可不得了”。


如今开着的店铺,要么是年头长的,靠积攒下来的老顾客维系着生计,要么是实力雄厚的大店,手上的现金流还能撑着。但无论如何,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开一家餐饮店是难熬的,老板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计划下周或者下个月的事情,零散的病例连同相应的防控政策总是突然出现,把所有东西都打乱。


“好起来”这件事只存在于缝隙里,难以被抓住。“你总是觉得它快要好起来了,突然间又……”后面的话,王美娟没有再说下去。


这种痛感与2020年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段时间,簋街所有的餐馆都关了门,春节囤积的菜在店里不知道怎么办,但人们抱有一种希望,只要开了门生意就能做下去。回头去看,许多餐馆在那一年也享受过一些实实在在的扶持,政府发了大量优惠券来促进消费,虽然也有过新发地疫情这样急迫的时刻,但街上从来没有关过门。


▲ 店里吃饭的人寥寥无几,从前用来在门口排队等位的塑料椅也闲置了。

 

一条普通的街

外地人其实很容易想象簋街繁荣时的样子,它跟其他城市的美食街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你在四五年前去簋街,你能轻易看到被围观的驻唱歌手,整条街都挂着红灯笼,广告牌上的字体五彩斑斓、霓虹闪烁。当然,你也不用想着来这里吃饭能找到停车的地方。


脏的、乱的、吵闹的,都是过去贴在这条街上的标签。这是出租车司机最不愿意经过的一条街,总是堵得水泄不通,上车的客人有极大可能吐在车上。北京男生七茗从小生活在簋街附近的胡同里,一走进簋街,“一只耳朵里是一帮吃饭和排号的人在那儿嚷嚷,另一只耳朵里是烦躁的司机一直按喇叭”。


许多外地的朋友刚来北京工作,都会跟七茗吐槽:“北京真是一个没啥夜生活的城市。”他以前总是非常纳闷:怎么会呢,簋街这么热闹,不远处还有三里屯和工体,那里有著名的酒吧一条街。直到后来去了许多别的城市,他才意识到,比簋街更热闹的夜市随处可见,而簋街只是这座有些拘谨的城市里的一个例外。


陈峰2013年来到胡大餐馆工作,他原本是要9月30日上班的,之所以对这个日子记得极清楚,是因为那时候公司跟他说,十一期间人太多,要是一来上班就面对这样的场面,估计会被吓跑。他那一年二十多岁,没有上过夜班,但很快就融入了“接地气的那种自由”。


排队是反映簋街气质的重要一环。在簋街上,排队最出名的也许要数胡大了,《人物》2015年的一篇稿子里记下过,胡大总店一晚上要发出约600个等位号,百无聊赖的客人要消耗掉300斤葵花籽。就算是去年,《每日人物》还在胡大门口看见这样的场景:服务员像个Rapper一样飞速叫号,一个号3秒内无人应答就直接跳过,有的排队者坐得比较远,从听到被叫到走到门口的时间,号已经过了2位了,即将被安排进店的也不愿意多等几分钟,两拨人眼神对视擦出火星,服务员还要专门出来调停一番。


在那些让人难以入眠的夜晚,簋街承载了许多人的喜怒哀乐,有人在这里摔过酒瓶,有人在这里因爱情痛哭。簋街也是北京这座城市的一些重要时刻的见证者,在北京很多激动人心的日子里,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在这里度过,申奥成功、世界杯出线等等或重大、或激动的日子里,人们都是在这里通宵宣泄,大家在一起唱歌、喝酒、叫喊、拥抱、哭泣,整条街都沉浸在当时的氛围之中。


▲ 2017年的胡大饭馆门前 。

但这个例外,现在也逐渐“拘谨”起来。


陈峰觉得簋街不再粗犷了,自从他第一次来胡大工作,三家店就一直在轮番装修。到如今,包厢里用来装饰的是鲜切花,空间大一点的店里光是绿植就摆了30多个种类,他因此在这里学会了如何养护绿植。门口等位的客人用来消遣的瓜子变成了非果皮类小食。簋街的街容也越来越整洁,店铺风格逐渐统一,再也扯不上“脏乱差”几个字了。


陈峰偶尔会思考,这样的变化对簋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没有人喜欢一个环境脏乱、排队的时候动不动就吵架的地方,街道越来越干净,吃饭的人越来越文明,这些讲出来都是如此好的变化。


可是有时候陈峰还是忍不住想:北京这样一个城市,难道缺的是精致餐厅吗?对于那些还愿意来簋街的人,他们想要的难道不是一个开怀畅饮的场所吗?当一个餐厅变得如此精致的时候,陈峰担心客人会紧张,“他们是不是会想,在这个环境里我不能大声喧哗,不然就是没素质的表现。”


过去,簋街上的餐厅是餐饮界学习的样本,每一家店的营业额拎出来,都算教科书上的神话。郭冬每天要接待许多外地来的餐饮团,学习参观交流一番。一些餐厅会开放加盟,王美娟所在的牛蛙店在北京有四五家店,簋街这家算总店,也是最风光的那家店,其他的店铺开在丰台、海淀。以前,厨师和经理都是得在簋街进修过,才有资格去别的店入职。但今年,丰台的那家店营业额已经超过了簋街总店。


商家们怀恋过去的簋街,是怀恋疫情前人潮在这条街上流动的日子。人流带来生意,也和这条街一起创造了许多个吵闹的夜晚。许多在簋街打工多年的人总是会讲起“还有红灯笼的那会儿”,后来这条街上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流动经济,可以把桌子摆出门的时间慢慢变成了十点以后,最后彻底不被允许。


招牌和灯箱也被撤下了,原来野蛮生长的“三超(超高、超大、超亮)牌匾”,要按照“快乐、健康、青春、时尚”的主题重新设计,色调主要是簋街特有的黄红黑。


如今走过这条街,得非常仔细地看着路边的街景,会看见一块黑色的牌匾,写着簋街名字的由来。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只有国营的食堂饭店,个体经济的餐馆几乎没有,政策对此也不明朗,慢慢有些人开始在这里摆摊,偷偷摸摸的,加上四周漆黑,晚上烛火灯笼忽闪,像个“鬼市”,后来改名为簋街。


只有它还提醒着,这条街原本是属于夜晚的,属于那些放纵、脱线、有些江湖气、不被拘束和规训的人们。


▲ 2017年,因为长时间排不到店内用餐的位置,有些人为了尝一尝滋味,不惜打了包坐在店门口享用。
(除陈峰、周梅华、郭冬外,其余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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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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