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发拿到的冠军，对这个边境小镇的鼓舞还在延续。最后一天选拔工作结束，我们开车回到沧源县，和王发同村的十几个家长已经在酒店门口等待一下午。他们希望张晓洪接收自己的孩子，带着他们“到大城市看看”。
超过30个人将这个不大的农家小院围得水泄不通。院子就建在半山腰上，一条狭小弯曲的山路直通到门口。一进入小院，视野开阔起来，对面是绵延不断的大山，一眼可以望到山顶。浓绿色的阔叶林覆盖整个山体。在山顶和蓝天交际处，堆积着厚重的云层。太阳偶被遮挡，从云层的缝隙处倾泻下来，笼罩村庄、山峦和眼前的小院。小院位于云南省临沧市沧源县勐董镇芒回村。翻过对面的大山，就是缅甸佤邦，骑摩托车过去只用十几分钟。两地人共用佤族语言交流，这是一支主要分布于中国云南、缅甸的少数民族。在沧源县，佤族人口超过总人口的85％，因此有“阿佤山区”之称。据当地村民讲，疫情之前，国境线上还没有围上铁丝网时，一到农忙时节，两国的佤族还会来回走动，互相帮忙收种庄稼。对芒回村的佤族人来说，9月28号这天是个大日子。不久前，村上干部在微信群通知大家，在外面打网球的芒回村小孩王发拿了全国冠军。这群身处山区的村民们既不懂什么是网球，也不知道这项比赛具体是什么，但他们听说这件事已经“被国家宣传报道了”，不少村民还在抖音上刷到了王发拿奖的消息，这让他们“感到骄傲”。大概一周前，王发的妈妈接到通知，冠军儿子要带人回家参观。她早早去镇上买了两大块猪肉，一只乳猪和一些蔬菜瓜果。因为天气热，芹菜和大葱都等得坏掉了。
14岁的王发刚刚在一场青少年网球赛中获得冠军（黄宇 摄）
尽管做好了充足准备，但王发回家的这天，来人的数量还是超过了预估，既有全国性的媒体和本地电视台，还有市、县两级的相关政府领导。王发的姑妈王萍悄悄告诉我，两块猪肉可能买少了，怕不够吃。但没有客人将这些放在心上，所有人目光都聚焦在王发身上——这个在一个月前结束2022 ASICS亚瑟士青少年网球巡回赛广州站的网球运动员。在那场比赛中，他获得 U14男子组单打冠军。像大多数佤族人一样，王发的肤色黝黑，一双眼睛大而亮，一笑，露出两排白牙。佤族人大多身材矮小，但或许是从小打网球，14岁的王发已经接近1.75米，穿一双42码的大鞋，身材偏瘦，双腿修长。他穿的还是那件参加比赛时的蓝色网球T恤，外面套了件佤族的传统服饰——一件绣边的红色马甲，将弟弟抱在胸前，一边逗弟弟玩，一边用流利的普通话回答记者的提问。为了配合媒体，他特意背上背篓，背篓里放着一对网球拍。装着网球拍的背篓，是让王发得到广泛关注的索引。他赢得冠军那场比赛的规格并不高。亚瑟士杯是今年才开始举办的，每一站参赛选手仅有144人，每站的CTJ（中国青少年网球系列赛）冠军积分仅为100分，在整个CTJ序列中排在最末端。但因为一张照片，王发“出圈”了。照片上，刚捧杯的他穿着一件蓝色的网球T恤，背上的竹编背篓里插着一对网球拍，交叉的黑色球杆露在外面，远看像网球四大满贯之一——温网锦标赛的LOGO。冠军王发（右一）的回乡，对村里来说是一件大事（黄宇 摄）王发和他的大部分队友都来自农村，背篓是原来生活中的常见物件，有时外出参加比赛，也会带上一个，用来装网球、球拍、零食、手机等杂物。但当这一幕被亚瑟士青少年网球巡回赛的官方摄影师李建艺抓拍了下来并上传网络后，背背篓的农家少年形象和网球这一“贵族运动”形成的强烈反差，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他背的背篓成了淘宝上的热门产品，沧源县也在着手抓住这个商机，要求当地的企业出一款同款背篓，品牌名就叫“佤山野象”。“你觉得打网球好，还是在家里面上学更好？”记者问。这句话是过去六年里，王发教练兼野象网球俱乐部创始人张晓洪反复用来鼓励王发和队友们的话，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群孩子并不明白背后的深意。现在王发显然理解了，他向记者补充道：“打球之前，我就在沧源县，打球之后，我行遍了大半个中国。”这是一个看起来略显简陋的家。房子一高一矮，矮的是厨房，用一圈竹子围成，铝合金板做顶，没有窗户，即使白天里面也光线昏暗。厨房没有任何电器，地面正中央挖了个简易的方形火塘，就是烧火做饭的地方。厨房旁边，是一座两层的白色小楼。外观还算体面，但一楼客厅空荡荡的：除了一台冰箱、一个小电视外，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墙角处，一张床垫直接放在地板上。放电视的柜子底板被压弯，掉了一个柜门，露出里面的大红色暖水壶。
两层小楼是在政府补贴下盖起来的。2012年，沧源县被列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在此之前，种地和饲养家畜是当地人的主要经济来源，但芒回村自然灾害严重，再加上地处南滚河自然保护区边缘，碰到野生动物破坏庄稼，一年的收成可能还不够口粮。因此，这里一度处于整体贫困状态。一份2014年的数据显示，沧源全县贫困发生率19.76%，比全国高16.66个百分点，比全市高14.71个百分点。贫困人口中，佤族占98.06%，素质性贫困问题突出。一位当地市文体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过去，这里的人酗酒问题严重，在家里的火塘旁喝自酿的玉米水酒，一喝一整天，经常不顾地里的庄稼，因此佤族人总被外界评价“懒”。有些妻子因为忍受不了丈夫的喝酒打人，跑出去之后就不再回来。也有人因为喝酒，年纪轻轻就过世。王发家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家里一共三个孩子，因为排行老大，离开村子之前，王发是家里的劳动力之一。他指着院子背后的大山告诉记者，自己小时候总是背着背篓随母亲上山“种地”，家里一共六亩地，主要种玉米和甘蔗，此外还有白菜、青菜等蔬菜，供应自己家吃。他还自称喂猪好手，“教练教我打球，（这次回家）我教教练喂猪”。白思晨是2016年进入野象网球俱乐部的（缓山 摄）白思晨是野象网球俱乐部的另一个资助球员，家在沧源县的另一个村子怕良村。接受本刊记者采访前，他的父亲刚刚去世，才40多岁的年纪。在白思晨的记忆里，小时候，爸爸总是出门找朋友喝酒，喝多时后才回来睡。自己基本靠奶奶照顾。他从来没有见过妈妈，说到妈妈，这个13岁的男孩讲了一段令人心碎的话：“我家里有个相册，从我小时候到7岁的照片都有，其他照片我全都认识，就有一个照片不知道是谁，后来我问我奶奶，我奶奶说是我姑姑，但我问我姑姑，她说她也不知道是谁，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我妈妈是谁。小时候一想妈妈就偷偷在被窝里哭，第二天枕头那边都湿了。”小时候，白思晨想过自己的未来，“读到初中，就出来直接找工作，先在街上（镇上）干点事情，干什么就不知道了。等再大点，就去外面打工”。事实上，这是村里大部分年轻人的出路。王发姑妈王萍告诉我，近些年，九年义务教育普及，村里孩子几乎不再辍学。但据她的观察，“村子有10个学生，只有两个能考上高中”。能考上“好大学”的年轻人更是微乎其微。前段时间，同村有个考到社科院研究生的女孩，入学前突然嫁给当地一个理发师并怀孕，休学回家生子。此事还上了微博热搜，王萍也觉得可惜，“也就这一个（研究生），好不容易考出去了，我们都觉得她应该读书的”。王萍的儿子现在镇上读五年级，“不爱学习，就喜欢打篮球”，她感到发愁，考不上高中，只能去读个职高、艺校或卫校，要么就跟着爸爸去沿海当个船员，重复上一代的命运。侄子王发靠网球走出村庄的故事给了她新的激励。她问本刊记者：“你觉得我现在送儿子去学网球，还来得及吗？”当王发在人群的簇拥下接受采访时，张晓洪坐在一楼客厅的沙发上。面前围了两三个同村的小朋友。都是在田间地头长大的孩子，一个个虎头虎脑。因为乱跑乱跳，裤子上沾了不少灰尘。张晓洪笑着问他们：“想不想学网球？”显然几个孩子对网球没什么概念，一个小朋友回答，自己要读书，不能去，张晓洪说：“可以去北京哦。”张晓洪是昆明野象俱乐部的负责人，也是将王发带离村庄的人。他身高1.87米，方脸，采访的几天中，他始终戴一支白色运动版无线耳机，穿一身运动服和一条束腿运动裤，标准的运动员身材，夹在佤族村的人流里，显得很出挑。或许是常年运动的缘故，虽然他今年已经54岁，头上生出不少白发，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年轻。张晓洪的前半生都和运动联系在一起。上世纪70年代，他跟父母生活在武汉，家门口就是中山公园，公园里有几处泥巴地围成的网球场。算是近水楼台，跟着网球教练练了两年后，12岁那年，军人父亲转业回云南老家，张晓洪跟着回了云南。因为当时的云南省网球队12岁年龄段的运动员没有入队名额，他转而加入了云南省篮球队，一直待到1986年退役。成为一名网球教练纯属偶然。1992年的一天，在一个前队友的邀请下，张晓洪向单位请了10天假就去了深圳，队友当时在深圳教别人打网球，一晚上陪打三个小时，能挣将近200块钱。1986年从省队退役后，张晓洪被分配到国企昆钢开大货车。一个月工资100多元，有时拉点私活，还能挣三五百元——没想到这只是队友几个小时的工资。教练张晓洪这次随王发回老家，要重新挑选一批小运动员（黄宇 摄）张晓洪向单位申请停薪留职，去深圳成为一名网球教练，后来进了白天鹅宾馆。白天鹅是当时深圳最高档的酒店，酒店有网球场、游泳池，张晓洪两种运动都会，既教网球，又教游泳，一小时100元，一个月有两三千元的收入，假期客人多时，能挣两三万元。再后来，他将私人电话挂出去，开始自己招生。在运动界，网球一直有“贵族运动”的称号。这项起源于法国宫廷的运动，最早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由西方的官员、商人、传教士带入中国，传入国内的上流社会。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逐出宫的前一刻，就身着白色网球衫裤，在荒烟蔓草的紫禁城内打网球。这项运动传入民间后，首先在上海、广州等沿海大城市发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少香港人去深圳做生意，带动了深圳网球市场的发展。张晓洪向本刊记者细数陪打过的明星，有林青霞、陈奎、毛宁、沈殿霞等。“那个年代，网球教练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不管多大的领导和明星，都会尊重你。”网球运动的“贵”还体现在它的投入上。亚瑟士杯筹办方、亚瑟士品牌市场部工作人员宋文杰，常年做网球商业相关的工作。他向本刊记者算了一笔账。以青少年初学者为例，“孩子的一身装备，一年买一套至少2000块钱，请教练，夏天室外，一小时一两百元，冬天室内，一小时三五百元，再加上400元左右的场地费，一周打两小时下来就是上千元。对于初学者，一周至少打三次，一个月就要花费上万元。这还只是当成兴趣玩玩需要投入的钱”。凭借做网球教练，张晓洪的收入也实现翻倍增长，到深圳一年以后，他买了一辆丰田佳美，“外国产的，方向盘还在右边的那种”。开车回到老家，母亲以为他加入黑社会了，忧心忡忡地跟着他去深圳看了才放心。再后来，他把丰田佳美卖了，又买了一辆帕杰罗。“我人生所有的好运都是网球给的。”讲起前半生的经历，张晓洪忍不住感慨。因为打网球，1998年张晓洪又结识了当时碧桂园的老板杨国强。碧桂园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品牌之一，华南碧桂园、广州碧桂园等都是他们早年在广州开发的中高端楼盘，“一个小区里有一二十片网球场供业主使用，白天大家上班，场地就空着，只有晚上才有人，我就说服老板在社区里成立网球俱乐部”。张晓洪以教练身份进入碧桂园旗下的网球俱乐部，到后面负责俱乐部四个社区四五十片场地的经营，年薪最高时能拿50万元。张晓洪多次讲过野象网球俱乐部招收免费生的缘起。2011年，张晓洪回到云南，已经是半退休状态。2014年，他去云南迪庆州自驾游，以80元一晚的价格借宿在一个当地村民的家里，第二天早上让村民家的小孩当向导，带自己上山玩。爬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手机快没电了，他发现自己没拿充电器，小孩便跑回家去拿，来回就花了20分钟。“当时我就想，他们身体素质真好，不练可惜了。”从那时起，张晓洪有了资助山区孩子们打网球的想法。
在后来的报道里，不少媒体把这个小孩写成是王发。实际上，第一次招生的村子，是云南省丽江市下面的一个傈僳族村落，一个在大学做老师的朋友推荐给张晓洪的。那里的贫穷程度之深令张晓洪记忆犹新，进村的路是乡间土路，不到30公里，越野车却要开将近3个小时，“要赶上下雨，根本就进不去”。好不容易到了村子，一贫如洗的景象更让张晓洪吃惊，“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那头牛，还有十几只鸡，其他什么也没有，连坐都没处坐”。村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网球，看着张晓洪一身“城里人”的装扮，直接问他是不是来倒卖器官的。2015年，张晓洪结识了临沧文体广电和新闻出版局（简称文体局）副局长丁相洋。丁相洋今年45岁，从云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毕业后，一路从高校的体育老师到临沧市文体局副局长。他希望将临沧市的竞技体育和青少年体育发展成云南省的一张名片，并借此带动当地体育产业的发展。丁相洋告诉本刊记者，临沧市的少数民族资源丰富，除了佤族，还有彝族、傣族、拉祜族、布朗族等23个民族，其中不乏运动基因良好的民族。以佤族为例，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后直接由原始部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佤族被称为“直过民族”，还保留着一些原始社会后期的生活习俗。“这个民族非常强悍。”丁相洋说，“比如小孩出生的习俗就是拿冷水去给他洗礼一番，如果能生存下来，他们就觉得这是祖先选择的，如果小孩因此去世，也不难过。”在丁相洋看来，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文化和山区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佤族身强力壮的基因和发达的运动细胞，“我们这里的孩子身体素质好，只是缺乏一个平台和机会”。因为地处山区又资源匮乏，临沧市以农业为主。近些年，开始尝试发展旅游业，但仍处于初级阶段。在丁相洋的设想里，大量在艰苦生活条件下具备良好体力和耐劳习惯的青少年，是这里发展体育产业的独特资源。如果做得好，还可以成为发展当地其他产业的抓手，“如果临沧市的青少年竞技体育发展起来后，既可以向上输送人才，也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比如拉动大型体育赛事在临沧落地、推动佤山文化走出去、吸引外面的人来旅游等等”。
2019年脱贫摘帽之前，沧源县都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黄宇 摄）记者们到达沧源县的第一天，就在丁相洋和同事的带领下参观了勐董镇中心完小的青少年校园足球队。这是2020年开始，在市文体局的指导下组建的，“我们用了四年的时间，终于在2020年把体育后备人才这件事写入了沧源县政府工作报告，说服我们的党组每年拿出50万元的资金给到这里的小学，发展青少年足球队”。网球也曾是沧源县发展青少年竞技体育的一个重要板块。2016年，临沧市承办了两年之后的云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作为赛事的东道主，当地政府希望借此机会打造几支参赛的竞技体育队伍。丁相洋找到张晓洪，商定由临沧市政府聘请张晓洪为网球教练，协助他挑选10个当地孩子组建一支网球队，球队组建起来后，临沧市政府给予一定的伙食补贴和训练器械。2018年，球队代表临沧市参加省运会。彼时的张晓洪，正处在从当地招生的挫败中。他的野象俱乐部在2014年已经成立，成立之初的设想是“用收费学员的学费来资助免费打网球的孩子”。但一直到2016年，俱乐部里的收费学员已经将近50个，免费资助的球队还没有组建起来。他每一次单枪匹马去云南周边的山区招生时，没有任何家长敢相信他。唯一招来的两个人，包括一个汉族，还是在俱乐部其他家长的推荐下过来的。9月28日下午4点，对王发的采访结束后，张晓洪前往沧源县勐董镇下辖的村级小学——芒回小学，同行者还有云南省临沧市、沧源县的文体局领导。这次带王发回老家，张晓洪还有另一个任务——在市、县两级政府部门的协助下，去沧源县周边的四五个村镇小学里选拔学员。自2016年以来，这已经是张晓洪第三次来沧源县选拔学员。芒回完小也建在半山腰上，它是勐董镇中心完小辖区最远的一所村级完小。只有三个学前班和一至四年级，一栋两层高的小楼就是唯一的教学楼，操场只是教学楼下一块空旷的水泥地。学生以佤族和拉祜族为主，肤色黝黑，个子大都小小的，穿着塑料凉鞋和开裂的胶鞋。有的孩子干脆打光脚。对这里的村民来说，“网球”是之前从未听说过的东西。所以，2016年，张晓洪第一次来沧源县选拔队员，虽然有市文体局和学校老师的陪同，大部分家长仍然是不愿意的。王萍告诉本刊记者，当时是自己的爸爸劝说王发去的。王萍爸爸和王发爷爷是亲兄弟，曾经是村里的组长和人大代表，早年去外面打过工，见过世面，头脑也比较灵活。“我爸就劝王发的爸爸，说我们村里的教育也比较差，而且我们家这个条件，以后读书可能也承担不起，让他去打网球，既能接受外面的教育，也能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不少村里孩子选择加入野象的直接原因。在此之前，他们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沧源县——这个“去哪里都可以用步行走到”的小城，全县的人口仅18.98万，大部分生活在周边乡镇，白天县城的主干道也空空荡荡。本刊记者看到，一天的中午时分，路上只有一位驾着板车的农民赶着三头牛，慢悠悠走在马路正中央。云南省沧源县勐董镇芒回村地处中缅边境线上，这里的人以佤族为主（黄宇 摄）想从沧源县出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沧源县到最近的城市临沧市有191公里，全程只有19公里是高速公路，剩下都是国道和县道，坐大巴需要4个小时，到昆明则需要八九个小时。2016年，沧源县修了机场，只有飞往昆明和重庆的航班，而且几百元的机票价格也不是这些农村家庭可以轻易承担的。所以，当听张晓洪说，打网球就可以去全国很多地方时，孩子和家长们都心动了。2016年，张晓洪一共从沧源县带走了10个孩子，包括王发和白思晨。去年，张晓洪又来选过一次，带走了5个孩子。这次重新来沧源县选拔小学员，因为王发的出色表现，从市政府到学校都很重视，张晓洪计划招20个学生。测试开始了。孩子们大都没见过张晓洪手里拿的网球，一个个充满好奇。张晓洪将他们分成几队，通过跑步、抛球、接球等，测试耐力、爆发力、空间感、速度。“首先网球运动员要具备马拉松的气质。”张晓洪告诉本刊记者，“因为比赛时常一打五六个小时，没有超强的体能，很难维持下去；还要有空间感，当球过来时，能预判到上哪去接；又要有瞬间起球的爆发力，而且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脑子里有很清晰的一个路线。”最后，被选中的孩子们脱下鞋袜，撸起裤腿，翻起脚掌，张晓洪一一查看他们的跟腱、小腿、髋关节等的发育情况，“跟腱低于三厘米的，可能身体的弹性不好，练习网球容易伤到膝关节、踝关节，而且以后可能长不高”。一整套流程下来，只有一两个孩子符合要求。接下来两天，张晓洪还要跑周边乡镇的其他四五所学校。被选中的孩子们将跟着他前往昆明、廊坊等地训练，这将是他们人生第一次离开大山。在王发跟着教练回老家时，队友们正在郑州参加2022亚瑟士青少年比赛的第二场。除了和王发同一批进来的孩子，还有去年加入的三个小女孩，都是8岁，被教练和大队员们称作“小佤族”。比赛上午10点正式开始，但早上7点多，带队教练何光明就带着队员们到了赛场做热身训练。
这天的郑州是阴天，早上气温只有十三四度，透着一股子凉意，来往的赛场工作人员还都穿着长衣长裤，野象网球俱乐部的几个队员却穿着短裤，露出黝黑健硕的大腿。此时，整个赛场还没有任何其他参赛选手的身影，野象的队员迅速挑选好两块训练场地，快速跑动，打起热身赛来。现在这群沉浸其中的孩子，在来的第一年，差点都决定放弃。第一年训练是在临沧市的一个体育馆里。队员们的宿舍也在那里，房间很大，但除了床和网球、球拍等器械外，什么都没有。洗漱需要到外面的公共洗手间。白思晨说，本来是抱着“去外面看看”的期待，没想到在临沧的网球基地一待就是一年多，那里除了车多一些，和老家好像没什么区别，“连吃的东西都差不多”。训练枯燥又累。每天5点起来打球，不停地重复正反手、发球、抛球的动作。“一个大车里装200多个球，一共十多车，练抛球，两个小时就抛完了，再来一排车，出的汗，这样滴，就像下雨一样。”白思晨把手放在额头，做出一个往下抹的动作。捡球也得快，“教练倒数10秒，时间结束，球场上不能有球，有一个球，就跑10圈”。几年下来，白思晨已经可以一分钟捡完200个球，“像小鸡吃米一样，特别快”。男生们想过不少偷懒的招数，比如，将筐里的球一股脑倒在球场上，然后赶紧跑到对面，等教练走过来时，制造出一种已经发了很多球的假象；或者频繁去厕所，练10分钟去上个小的，练一小时上个大的。第一年回家过完春节，几个孩子一商量，都不来了。张晓洪去沧源一个一个地劝了回来。一年多之后，队里还是有两个人因为受不了苦离开。在郑州，野象网球俱乐部的队员正在参加另一场青少年比赛，参赛的孩子中最小的只有8岁（缓山 摄）
一开始，张晓洪只能用物质诱惑去调动这批孩子对网球的兴趣，为此，他天天上网研究哪种玩具好玩，买了之后自己先学会玩，再展示给他们看，从几十块钱的公仔玩偶到几百块钱的无人机和狙击枪，谁想要，就靠成绩去赢。
有些孩子输成了习惯，对成绩变得不在意，张晓洪就想办法让他赢。有一段时间，王发训练不积极，比赛的前一天，张晓洪就偷偷给他的对手龚旺维加训，“我喊龚旺维卧推500次，第二天，他累得连球都发不快了，这是他最大的优势”。最终，1.6米多的王发赢了1.77米的龚旺维，“龚旺维都懵了”。野象俱乐部在昆明的训练基地设在室外，只有下雨时才会停训。张晓洪能随口说出孩子们每年的训练天数，“2016年从9月份开始训练，练了157天，2019年练了327天，2020年练了307天…”夏天，在大太阳底下打完比赛，汗像雨水一样顺着全脸往下流，宿舍又没有空调，孩子们就拿身体贴在集装箱宿舍的铁板墙壁上降温。俱乐部里有一堵86米长的网球墙，和地面形成一定的倾斜度，队员们每天要对着墙打7000个球。这是张晓洪从俄罗斯学到的训练经验——俄罗斯的冬天，一群青少年在拖拉机厂里打墙，一天要打一万拍。现在，野象俱乐部的这堵墙已经被打得都是破洞。郑州的这场比赛进行了两天，男队的龚旺维拿到U14男子组的单打亚军，但并不是他的最好成绩。2018年8月，在云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上，野象网球俱乐部代表临沧市包揽包括男女单冠军在内的一共六枚金牌。第一批被选入队的七个佤族少年，有六个都拿过各类青少年比赛的全国冠军。因为打球，球队里的孩子去过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成都……几乎跑遍了中国的一、二线城市。白思晨还记得当年从临沧去昆明的前一晚，那是他第一次去真正意义上的大城市，所有男生都没睡，既兴奋又担忧，“想着晕车就完蛋了”。第二天，他们坐一辆商务车，女生在前面，男生蜷缩在后备厢，一路也看不到什么风景，直到下车后，他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那是个春日的晴天，蓝天白云，高楼林立，“路上都是樱花树”，微风吹过，带起几片粉色花瓣。新的世界在这个10岁少年的眼前徐徐展开。2018年云南省省运会结束后，野象网球俱乐部和临沧市的合作终止，又转向与廊坊市网球协会的合作。合作模式与临沧市的相似：他们将代表廊坊参加河北省的省运会。在廊坊训练和平时比赛的费用，由廊坊市网球协会主席陈金龙个人赞助，打河北省运会的支出，则由廊坊市体育局承担。余小波是一名网球爱好者，2018年在广州的一场青少年联赛上认识了张晓洪。“当时他们的参赛装备非常旧，穿的也都不是网球服，而是普通的T恤和短裤，衣服很大，有个小孩还没好一点的衣服穿，拍照的李建艺老师借了他一件。”因为跟城里的小孩形成很鲜明的对比，余小波一下子记住了这个队伍。退休前，余小波在中新社广东分社工作，负责过2008年广州亚运会的市场开发，还创办过一个网球爱好者交流论坛。他为野象找来一些赞助商，河北省廊坊市网球协会主席陈金龙是众多资助者之一。2018年，在廊坊市体育局支持下，廊坊市野象网球俱乐部成立。2020年，俱乐部搬迁至河北廊坊。但张晓洪也不确定能在廊坊待多久。他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的网球场大部分归大企业和体育局所有，没有自己的网球基地，意味着永远处于变动之中。成立野象网球俱乐部后，张晓洪在昆明租了四块球场做训练基地，租约10年。这是他做这件事以来最稳定的一块训练基地，有稳定的收费学员，一年的营收不错，他用这些收费训练的钱，来养从边远地区免费招来的“王发”们。维持收支平衡很困难，“一睁眼，孩子们每天的伙食费都要六七百元”。除此以外，还有外出参加比赛的费用和器材的耗损，都需要一大笔钱，“一次比赛一打就是两星期，每个孩子的吃住大约在5000元；平时训练，两天就要练坏一根网线，一个网球6元，一年要两万个网球”。为了节约，张晓洪想过不少招，例如自己亲自买菜、做饭；“遇到大型比赛时，赛场附近的酒店会因为比赛涨价，我们就开车去住远一点、便宜一点的地方。”平时，张晓洪就在集装箱改造的办公室打地铺睡觉。村民们特意穿上了佤族传统服饰，迎接王发回乡（黄宇 摄）王发的“出圈”，让张晓洪看到了改变的机会。一家网球经纪公司签约了王发，合约三年，经纪公司负责他训练使用的装备以及去国内外比赛的费用，条件是比赛时使用他们指定品牌的服装和球拍。有机会去国外比赛，意味着离职业选手更近一步。但更重要的是，体制的改革为这些佤族少年带来了新的机会。从2018年青运会开始，网球项目可以以个人和俱乐部的名义参赛，这意味着野象俱乐部的学员也可以直接参加。“以前我们最多只能打打青少年积分赛。”张晓洪说，“拿的青少年全国冠军，说个难听话，就是保个江湖地位，方便我们招生时的宣传，让别人觉得这个俱乐部不错。但现在不一样，我们可以参与到竞技体育中去跟专业运动员比。”在他的计划里，这些孩子更稳妥的出路是进省队和国家队，“进去之后，经费什么的问题都解决了”。进省队的要求之一是CTJ全国排名要达到前八，现在百分之八九十的队员都能拿到这个成绩。“再不济，就当个网球教练。”这还是中国城市里的稀缺职业。张晓洪以自己队伍里的网球教练为例，每年的薪水在20万元左右，女性教练的薪资更高。成为一名网球教练，意味着能在城市里扎根下来。王发拿到的冠军，对沧源县这个边境小镇的鼓舞还在延续。最后一天选拔工作结束，我们开车回到沧源县，和王发同村的十几个家长已经在酒店门口等待一下午。他们希望张晓洪接收自己的孩子，带着他们“到大城市看看”。（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43期，实习记者张仟煜对本文亦有贡献）排版：雨筠 / 审核：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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