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专访 | 吴弭市长想要改变波士顿, 但波士顿能改变吗？

当吴弭在不到一年前成为波士顿市长时，她被看作一名变革性的人士 —— 不仅因为她是第一名被选为市长的女性和有色人种，也是因为她希望推行的进步政策，例如一份可以为公民免去一些公交费用和恢复租金管制的绿色新政。

当吴弭上任时，这些崇高的目标被可见和不可见、寻常和超常的情况复杂化了。

“我在奥密克戎的浪潮中宣誓就职，立刻就要试图将波士顿导向正轨，”37岁的吴弭说道。“然后重要的是寻找新的警察局长、教育局局长、我们规划和开发局的局长，还有消防局局长。我们引导完成联邦复苏基金的第一笔预算和分配。我们的国营公共交通系统宣布，他们要关闭使用最多的地铁线路之一，为期30天，而且只给了两个星期的提前预告。”

这是繁忙的11个月。 “才不到一年吗？”吴弭问。“感觉时间过了更久！”

Q: 在波士顿的制药业和生物技术等行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城市正在经历住房负担能力危机和财富不平等的加剧。只要这种结构性动态还在，帮助城市变得对工薪阶层及其家人更宜居的真正机会又在哪里？

吴弭市长: 只要挑战是怎样最公平或最无痛地分配一份缩小甚至是大小不变的馅饼，我们都永远不会成功。我们必须让它增长。这在波士顿是个独一无二的挑战。你可以用一只手数清楚能大规模开发的空间，不像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有更多可用的陆地。但在我脑中回响着那个数字80万，即1950年代波士顿人口的顶峰数值。我们的人口正在回升，但仍然只有70万甚至不到。

所以问题是：我们怎样确保我们可以有一座对每个人来说都健康、负担得起的绿色发展的都市呢？我们需要有能支持回到那个人口高度的基础设施，以公平且可持续的增长方式。所以我们进行了土地审计，以辨别这片市有土地上的机会—— 也许是一块停车场，也许是一个需要翻修的社区中心—— 为了在任何有可能的地方增加可抵御气候变化且易于使用的经济适用房。我们在重新思考如何规划、开发和分区的整个流程。

Q: 重新思考是否涉及废除波士顿规划和开发局？

吴弭市长: 我们的计划是确保波士顿的体制结构匹配目前的社区需求，从今天直到未来。

Q: 您避开了这个问题。

吴弭市长: 是的。答案是是的。我们的规划与开发系统基本上仍然是1950年代和60年代创建时的模样，那个时代要解决有害事物且集中注意力在市中心区域。如今的波士顿有着非常不同的处境，我们的需求一样的深重，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定位我们的系统和政府，以专注于恢复能力、公平性和可负担性。这包括将规划和开发分开，并允许规划和我们对气候、交通、住房的想法联系在一起。

Q: 但是就住房而论，您怎么定义成功的样子？您脑海中是否有一个新建经济适用房数量的数字，和一个应当完成的日期？

吴弭市长: 我们的住房办公室和波士顿住房管理局就我们打算在任期剩余三年内提出或打造多少新的经济适用房制定了目标。但是对于平常居住在我们邻里的居民来说，如果他们还觉得付房租和购买杂货之间选择困难的话，那么这个数字是毫无意义—— 哪怕是他们觉得他们在可能的时候设法买了波士顿的住房，但他们的孩子没有可能去买。这就是为什么我注重了解我们是如何给人们提供住房，并达到80万人口的数量的，这和仅仅数房子的数量不太一样。

Q: 入职近一年，您对尝试制定您所推行的变革性政策，与运营城市的日常操作和业务现实这两件事之间的紧张关系有什么了解？

吴弭市长: 市政府可以灵活、创新、行动迅速，如果我们那样选择，但有时感觉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在处理一项重大的危机—— 公共卫生有关抑或是基建和交通有关。但是，我们的目标总是试图去从需要立即响应的意外危机级别的情况中去挖取时间和空间，才能改变系统，并以变革的方式找到根本原因。我们不能只采取安全的措施，以换取平庸的结果。我们需要承担风险。有时我们会失败，但我们会不断从我们做的事情中学习。比如我们对于橙线关闭的经验：那一整条地铁线路因大修和升级而关闭。那是麻州交通管理局的职权范围。城市加紧支持所有的分流交通、替代班车服务、交通信号灯、公交车专用道，并让我们的共享单车系统免费30天。这件事尽可能顺利地进行了。自重新开放以来，我们保留了一些变化，因为我们增加并使用的许多主意对交通流通和公共安全都有帮助。这就是目标，去寻找可以产生持续影响的机会，并不断迭代，产生改善。

Q: 您提到需要承担风险。可以给一个您承担真实风险的例子吗？

吴弭市长: 我进办公室做的第一件事：我们向市议会申请了资金，让波士顿的三条公交线路免费。多年来我一直倡导这样的计划，但我们被告知这无法发生—— 系统会超载以至于无法满足需求；让任何人都可以上车也会某种程度上导致服务的贬值。我们经历了数周的谈判，一直谈到联邦交通管理局和布蒂吉格部长那里，以明确定义规则并确认这是可以进行的事情—— 并且做到了！这三条线路已经运行了数月。我遇到的人们说这是改变生活的，不仅因为他们能自由畅行在城市中，接触到机会和资源，还甚至是因为一项供所有人使用的服务让他们觉得他们属于这座城市这么简单的事情。

Q: 但是支付这些免费公交线路的联邦资金在不久后的将来会用完，对吧？

吴弭市长: 有一部分联邦复苏基金被用于收入替代，我们分配了大约3.5亿美元，其中包括用于该试点的800万美元。800万用于未来两年，其余的联邦资金大部分要在2025年至2026年之间使用。某些方面我们在承担的风险，以证明并切实体现不同做事方式的影响，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有理由增加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投资，或城市层面的新收入来源。

Q: 如果我错了请纠正我，但是难道不是第一条免费公交线路基本上没有为人们省钱，因为大多数乘客必须转车才能用免费线路吗？

吴弭市长: 我认为有三分之一的人只是在乘公交车，因此直接省下了他们的费用。如果你只看百分之33，这个数字可能看起来很少，但对于如今能完全投入工作机会，往返于罗克斯伯里社区学院、儿童保育、朋友家庭之间社交会议的33%的社区成员来说，这产生了很大的不同。你知道，这并不是全部或没有的区别。比方说，想一想车流量。波士顿在疫情前，有着这个国家所有城市中最严重的高峰时段拥堵。关于交通的问题是，有些人会说，“你永远没法让每个人都放弃他们的汽车。”但这不是目标。目标是缓解交通。研究表明即使让5%的汽车离开马路也能为仍在开车的人创造足够的空间来绕过其他汽车。这就是城市层面的工作规模，可以迅速产生影响。

Q: 您以很大的优势赢得了选举，但总体投票率非常低—— 少于30%。公众冷漠对您的工作来说有多大的问题？

吴弭市长: 如今有很多甚至不是冷漠，而是直接的愤世嫉俗和对政治的幻想破灭，并有着充分的理由。要与我们无能为力、无法实现改变的感觉作斗争，完全取决于建立信任和创建一个相互联系的社区。在各级政府中，这都是一个主要的困难，但是市政府是我们可以展现定期进步的地方，措施会立即产生影响，并改变人们的生活。例如学校系统，我们的波士顿公立学校面临着许多结构性挑战。我们可以实施我们想要的所有新课程和政策，但除非你孩子的公交汽车准时到达，并且你可以信赖你的孩子上学会度过美好而充实的一天这一事实，否则大的愿景没什么重要的。所以要的是这样的规模：你通过正确处理小事来重新建立起信任。

Q: 您是否觉得自己犯了任何破坏公众信任的错误？我在想一个例子，比如关于里卡多·阿罗约的争议，您支持他担任地方检察官，然后撤销了支持，又说您还是投票给了他。

吴弭市长: 有很多即刻的情况会需要几乎瞬间的决定和回答。没有哪天是完美的，在任何数量的问题上，我们都会试图向居民汇报和学习，并就进展顺利和不顺利的地方保持透明以便我们能够不断改进。我尽我所能对自己的决策保持透明。

Q: 在波士顿，要完成听起来相对简单的事情就已经够难，比如将城市的燃气路灯改成LED灯，或者创建一支电动的校车车队，更不要说更大的项目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是否会陷入过度承诺—交付不足循环的危机，并助长您之前谈到的愤世嫉俗？

吴弭市长: 人们理解长期存在的挑战不是一夜间发生的，也不会在明天得到解决。但这也是为什么要诚实地说明具体的里程碑是什么、进展如何、谁参与其中，以及为什么需要将各个部分落实到位以实现改变。比如我们举行了一次关于波士顿警察工会合同谈判过程的社区会议，会上有人说这是他们前所未闻的事情。通常都是闭门谈话。会上另一个人说，当真正的问题是问责制或整体警察改革时，为什么我们还要谈论合同？但重要的是要明确，在合同中感觉与法律语言一样技术性的东西，与我们在街头经历的培训和准备以及社区互动和资金方面的结果有着很大的联系。让人们参与进流程对于实现政府的真正目的很重要，即让我们对重大问题有共同的所有权，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解决它们。这必须是共同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