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品看李硕，以为他的“专业”就是中古史——搞魏晋南北朝的，侧重战争史。显然，这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学术圈视角：哪位学者都得有个“专业”嘛。及至看到《孔子大历史：初民、贵族与寡头们的早期华夏》，才知道他的第一本书就是写孔子的，而《孔子大历史》已是十年后的大幅增订本。
真是要对李硕的贯通刮目相看了。从南北朝一下穿越到了春秋，把几乎写滥了的孔子又娓娓道来地捋了一遍，从生写到死，居然又写出了新意，让人心生敬佩。在《孔子大历史》的后记中，李硕曾提到，“之前的商朝和西周历史记载太少，更不好讨论”，但附录中已收录《周灭商与华夏新生》作为外篇之一：“因为有了周公一代人的历史，才能更深入理解孔子及其儒家思想。”
广西师大出版社 | 一頁folio，2022年10月显然，《翦商》就是在这一长文基础上的巨幅扩写。追根溯源至此，你不由得感叹并由衷钦佩：他一直跟着感觉走，他的好奇心太强，对于开拓新领域，太不畏难了。
那么结果呢？先袒露下读李硕这本书前的真实心迹：既然进入了我们这片扑朔迷离、难啃难缠的上古史与考古领地，就得从专业的角度好好审视审视了。不意，这书读起来就让你放不下，最后，我要用“震撼”二字来形容自己的感觉和心情了。
李硕是讲故事的好手，从引子开始翻了几页，我就被吸引住了。作者认为人祭（杀人向鬼神献祭）的消亡和周灭商有直接关系，甚至引发了华夏的新生，于是开场就复原了一场殷商晚期的人祭仪式。“然后开始杀人”——“震撼”的感觉就是从读到这几个字开始的，“第一轮杀了19人……这次至少杀了29人……然后是第三轮杀人。这次杀了24人……”（第3—6页）作者平静地按时间顺序，细致地描述了殷墟祭祀现场发生的一幕幕。这用的可都是我们颇为熟悉的考古发掘材料啊。在那些枯燥的数据和冷冰冰的叙述面前，我们曾“麻木”地做过“研究”。然而这次，我被震住了。没有人这么写过，怎么此前没有读出画面感呢：“对商人来说，在聚会典礼时杀戮异族，不仅仅是给诸神奉献祭礼，也是让围观者获得精神刺激和满足的‘盛宴’，比如，多处人祭坑留有蓄意虐杀的迹象，尤其当人牲数量不足，献祭者还会尽量延缓人牲的死亡，任凭被剁去肢体的人牲尽量地挣扎、哀嚎或咒骂。这种心态，和观看古罗马的角斗士表演有相似之处。”（第391—392页）这种带有声音的、残酷的画面感，只能用文字来表现。在视频和音频节目中，呈现肯定都是有限的。说起来，李硕在本书中所描述的，都是我这个在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考古领域熬至“资深”的学者所耳熟能详的，但他的视角和写法却又使我耳目一新：他赋予了我们熟视无睹的诸多场景以画面感，他推出的若干结论你没想过，但细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儿。或许，这正缘于李硕与考古学和上古史恰到好处的“距离感”，使得他可以避免我们这些“身在此山中”者的诸多局限。乍看书名，以为就是集中于周灭商（殷周革命）这一大的历史事件呢，但作者却将其笔触放大到了这一大事件之前的一千多年，从新石器时代末期说起，这就有点《万历十五年》的味道了。对此，我是惺惺相惜的；我曾说拙著《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就是对黄仁宇先生致敬的效颦之作。没有一定的宏观视域，是不可能看清说清一群人、一件事的历史意义的。毕竟是写战争史的好手，李硕对于长时段、大场景的勾勒，驾轻就熟。“宏大叙事”与细致入微相结合，构成了这本书的一个显著特色。他用几页的篇幅，相当克制但又极其清晰地描述出了悠长而发展缓慢的新石器时代唯一明显的变化——人群“共同体”规模的扩大。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百人级的村落；距今6000—5000年间的仰韶文化中期，千人级的“部落”；距今5000—4000年间的仰韶文化末期与龙山文化期，万人级的早期国家（古国）出现。你看，就这么干净利落，就这么云淡风轻，那么一大堆乱麻般的史前史头绪就给你捋清了。
他把从龙山时代到商代的华夏文明的最初阶段，称为“华夏旧文明”，认为周灭商后，周公旦一代人迅速废除了人祭宗教，并抹去了与此相关的文献与记忆，从而开创了和平、宽容的“华夏新文明”，其影响延续至今。这一大的历史认知，构成了此书的立论基础，“翦商”，则是关键性的切入点。李硕有他自己明确的史观史识。他的不少提法，鞭辟入里，一语中的。比如，“甲骨文是标准的‘男性文字’，而且是龙山文化之后，部落旧习未褪时代的男人们创造的文字。那时还没有后世人理解的王朝秩序，部族之间的掠夺和杀戮司空见惯，嗜血的诸神主宰着蛮荒大地。”（第210页）“商王需要直接管理的王朝事务比较少，其最重要的事务是组织祭祀和战争，而商人各宗族则承担提供祭祀贡品和战争兵员（自带装备）的任务。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正是家族分封制而非官僚帝制时代的规则。”（第221页）“人祭宗教及角斗产业的消亡，都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周人并未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取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第15页）“周文化和商文化很不同，族群性格的差别也很大。商人直率冲动，思维灵活跳跃，有强者的自信和麻木；周人则隐忍含蓄，对外界更加关注和警觉，总担心尚未出现的危机和忧患。这是他们作为西陲小邦的生存之道。”（第482页）“周人谨慎，谦恭，重集体，富于忧患意识，这些都成为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第540页）“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成果，是神权退场，这让中国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让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第572页）李硕对于考古材料的运用，与古文献和甲金文字一样，已达娴熟的程度，注释与用图，都颇为讲究。说到这书的专业靠谱，还可以再举几个例子。关于人祭风俗退出历史记忆，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逐渐、自然退场的。一种代表性的说法是，殷商前中期盛行人祭，到晚期已很少了。代表著作是著名学者黄展岳的《古代人牲人殉通论》，该书介绍了殷墟三座多人祭祀坑，认为它们都属于殷墟前期。但李硕告诉你，“查阅这三座坑的发掘报告便可知，有两座属于殷墟末期，一座时期不详，根本无法确定是否属于殷墟前期。”（第1页）对二里头遗址浮选碳化粮食颗粒的统计，稻米“意外”的多，近50%，而一般认为，华北地区的农作物应当是以旱作的粟（小米）为主的，故主持这项研究工作的植物考古学家也认为“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和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浮选结果中属于异常现象”，推测除自我种植外，还可能是从外地进贡而来的。
我们对此不置可否，李硕则穷追不舍，他指出了其中的一个bug（缺陷），就是植物考古学家在给出浮选结果时没有称重的报告。而粟米和稻米的颗粒大小及重量差异很大，分析古人的种植规模和食物构成，应当统计的是重量而非粒数。他进而引进了农学上统计不同作物颗粒重量的术语——“千粒重”（在学界，这个概念只有极少数学者提出且未引起重视），指出二里头出土的稻米重量应是粟米的四倍，如是，稻米折合重量占比可达84.5%，水稻也就绝对是二里头人的主粮了。不能不说这一观点是持之有据的。在此基础上，他又推论道，“在龙山时代结束后的‘大萧条’中，新砦-二里头人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甚至建立华夏第一王朝，水稻是重要原因”（第42页），这当然可备一说。你看，他钻进去了，绝不外行。此外，他还常常点出传世文献中某些叙述属于后人的附会。譬如，“西周之后，人们还创造了那些更古老的半神帝王的‘创世纪’，比如黄帝和炎帝，嫁接和混淆了很多周族早期传说，造成了很多混乱。”（第285页）“到春秋，后人又创造出了《诗经》里没有且更古老的尧和舜，于是，后稷的经历再被翻新，增添了更显赫的内容……以现代学术标准看，《尚书》中那些最古老的篇章，如尧、舜、禹及夏朝，都是不可靠的，只有到了商朝才开始有一些可信的内容，如《盘庚》。”（第302页）“赐弓矢和斧钺并授予征伐之权的做法并不见于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更像是西周以来分封制度的规则，甚至是春秋时期周王室对齐桓公和晋文公等‘霸主’的授权。……这种春秋时人的观念传到战国和秦汉以后，成为书写文王和商纣故事的母题。”针对《史记·殷本纪》中周昌请求纣王不再使用“炮烙之刑”，“纣乃许之”的记载，李硕的评价是：“这实乃后世的一种道德叙事，并不符合当时的规则。”（第435页）如此种种，都颇有“古史辨”之遗风。至于“大禹治水”系改造湿地、开发稻田说，二里头宫殿和手工业族群为二元并立模式（后者或属商灭夏的“第五纵队”）说，商人大规模放牧水牛说，商代中期宗教改革失败说，周原凤雏村甲组基址系文王大宅说，周昌创作《易经》为翦商说等，皆颇富新意且逻辑自洽，可备一说，当然也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也许，我们至今也还难以完全了解我们自己。考古，就犹如一面深埋地下的镜子，倒映出我们陌生的形象。”还是用李硕的话结束这篇狗尾续貂的序，读者诸君可以尽早进入正文，感知作者给我们描绘的“我们陌生的形象”，感受上古探索与考古写史的魅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