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政事儿、中国军网、中国工程院官网 《中国科学报》等
据光明日报官方微博消息,军事医学与药物化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冀胜,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10月19日在北京逝世。
陈冀胜主要从事药物化学与药物设计、生物毒素、化学生物学研究。他主编的《中国有毒植物》一书,里面收集了我国101科、943种有毒植物。此书1989年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至今仍是中国关于有毒植物的权威专著。据介绍,陈冀胜是解放军防化研究院技术一级、文职特级研究员,曾任国防科委某研究院副所长,防化研究院四所所长、总工程师以及中国化学会、中国毒理学会、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理事,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据中国军网报道,陈冀胜1932年7月出生于天津市,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家人辗转到重庆求学。1948年,成绩优异的他被保送至复旦大学。据报道,陈冀胜的哥哥曾在西南联大就读,“我哥哥是学校学生会负责人之一,从他那里我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了解。”受哥哥的影响,陈冀胜在学校里参加各种读书会、时事研讨会,宣传进步思想。1949年2月,他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陈冀胜动员8名化学系的同学一起参军入伍。“起初我以为要到前线去,后来接兵干部告诉我们,希望我们能去新成立的化学兵学校,我们二话不说都去了。”陈冀胜被安排前往清华大学完成中断的学业。1952年夏天,陈冀胜从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回到化学兵学校担任教员。返校不久,他就接到参与筹建学校化学研究室的任务。这个研究室,就是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的前身。当时学校接到命令,要抽调400名学员前往抗美援朝战场进行化学侦检工作,但学员们没有配装任何化学装备。陈冀胜和其他教员决定拆解3个在前线缴获的敌人的侦检包进行仿制。两个月后,陈冀胜和其他教员破解了侦检包的“秘密”,在学员启程前将400套侦检包交到他们手中。“后来,我们‘乘胜追击’,开始着手研制我军正式的侦检装备,某些方面比当时敌人的侦检包有所改进,比如能检测出一些新型毒剂。”一年后,我军正式的侦检装备“石鹰1号侦检器”被送往抗美援朝战场前线。20世纪70年代,国际学术界开始关注植物毒素种类的多样性,陈冀胜发现我国没有相关专业的权威书籍,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有毒植物调查。为了编写《中国有毒植物》这本书,陈冀胜花了整整10年时间。“编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意识到,生物体内的毒素种类非常复杂。”对植物学并不熟悉的陈冀胜,带着调查团队跑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寻找各种可能有毒的植物,一边采集样本请植物学专家审核,一边进行实验,被同事们戏称为“神农”。“对付已有的有毒化学物,我们是有办法的,但对于未来可能发展出的意料不到的新物质,却是难以进行防护。”陈冀胜说,若要着眼于未来的科技竞争,我们不得不深入前沿加以了解。“如果只是面对已知的事物,那就不叫科学了。已知可以属于技术或者生产的范畴,但科学就是探索未知,这是本质的规律。”陈冀胜说。据《中国科学报》报道,陈冀胜的科研工作需要身处未知的危险之中。化学实验中,他也曾被破裂的玻璃试管划伤,也曾因放松警惕有过轻微中毒,为了安全,他心中总要绷紧一根弦:“同事间开玩笑说,毒性越大的东西越不容易让人中毒,反而是毒性越小越容易。”陈冀胜在谈到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时表示,人才是关键。他认为,改革过程的成功也依赖于大批人才的成长与参与,尤其需要加大高水平全科人才的培养力度,才能保证基层医疗体制的高效运行。同时,也要加大管理力度,防止类似“神医”“大师”等假冒混杂,危害医疗事业。陈冀胜常年保持阅读学习的习惯,查阅最新论文,了解前沿动态。每当有新的发现,他都会记录下来与学生分享交流:“研究队伍不求体量大,但要有足够的力量传承下去。因为军事科学的发展是源源不断、没有终点的,事业后继有人是我最大的期望。”今年7月,在陈冀胜九十岁生日时,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发去贺信。李晓红说:“您研制出我军第一个化学装备,在国内率先开展有机磷化学和有机氯化学研究,为我军的防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您开辟了生物毒素研究领域,发现的部分生物毒素已被开发成新药。”“您带领团队从零起步,筚路蓝缕,奠定了中国军事化学的基础;您与毒为邻几十载,不畏艰险,为国家铸就了坚固的防化盾牌;您以国家需求为使命,直面未知,不断开辟探索新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