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怡

英国王室官方推特发布的女王的遗像

对一个普通英国人来说，2022年的秋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危机四伏的。猖獗的通货膨胀和生活必需品涨价潮已经席卷全国，30年来规模最大的罢工则使部分地区的铁路网陷入了间歇性“停摆”。史上最严峻的热浪之一刚刚退去，越冬采暖成本的暴涨又已经迫在眉睫。受乌克兰战争引发的能源市场动荡影响，经济学家普遍预测英国入冬后的天然气消费账单将比12个月前上涨300%。

丽兹·特拉斯（Liz Truss）在9月6日被任命为过去6年里第四位联合王国首相，她从服饰风格到语言技巧都竭力模仿撒切尔夫人，但许多人怀疑她那项1800亿英镑的物价稳定计划能否按期兑现。前司法大臣戈克评论说：“她（特拉斯）一向都相信自己的直觉，但我不确定她是否总是正确的。”

当地时间2022年9月7日，英国伦敦，英国首相利兹·特拉斯离开唐宁街，前往议会大厦参加她的第一次首相问答。（图｜视觉中国）

按照通行的政治惯例，女王授权特拉斯组阁的流程会在伦敦的白金汉宫完成。不过这一次，47岁的新首相需要自行前往苏格兰阿伯丁郡的巴尔莫勒尔堡（Balmoral Castle）——自从今年2月从新冠肺炎感染中康复以来，伊丽莎白二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她缺席了5月的议会开幕典礼和6月的在位70周年（白金禧）礼拜仪式，直到最后时刻才确定继续去往巴尔莫勒尔的夏季避暑地。和过去几百年里一样，城堡中的生活是隐秘而封闭的：君主只在它被需要时才履行公共职责，其余时间则退回到古老的神秘感之中。女王对这种神秘感的分寸一向把握得很好。

当地时间2022年6月2日，英国伦敦，庆祝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70周年的白金禧年庆典在伦敦开幕，英女王当天身穿浅蓝色套装现身白金汉宫的阳台，向前来庆贺的人群致意。（图丨视觉中国）

但她不会再像往常一样，在夏季结束后从苏格兰返回了。当地时间9月8日夏令时18时30分，英国王室网站和社交媒体账号正式发布了伊丽莎白二世于当天下午“在巴尔莫勒尔平静去世”的消息。漫长的70年统治结束了。

当地时间2022年9月8日，英国伦敦，皮卡迪利广场的广告屏幕上展示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形象。（图｜视觉中国）

英国王室在进入21世纪后的娴熟公关技巧有时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女王真的已经变为普通人，和联合王国以及另外14个英联邦成员国的公民一样拥有真实的喜怒哀乐、情绪波动，可以在儿孙绕膝中度过余年。

这当然是一种错觉——女王从来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普通人”。从1926年4月21日出生开始，她没有踏进过真正的学校（一直由祖母玛丽王太后、保姆以及家庭教师负责教育），童年女伴几乎都来自出生的家族，只能在一个很小的欧洲王室子弟圈子里选择自己的配偶。她不必像普通英国女性那样，在婚后把姓氏改为夫姓，原因不是进步主义，而是对所谓“王室尊严”的维护：玛丽王太后和温斯顿·丘吉尔都要求女王继续使用温莎王室（House of Windsor）这一名称。

伊丽莎白二世

那是一个没有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连电视机都还没有完全普及起来的年代，广播与电报是最常见的通讯手段，国王本人的婚姻问题（爱德华六世）可能引发严峻的宪法危机。但那又是一个大众政治已经此起彼伏、王子和公主们无法再像18世纪那样完全隔绝于民众的时代——就在1917年，为了回应大战期间汹涌的民间反德情绪，拥有德国贵族血统的英国王室被迫把正式称谓从德国化的萨克森·科堡-哥达（Saxe-Coburg and Gotha）改成了“温莎”。而德、奥、俄三大传统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崩溃，以及“二战”对西南欧君主国的进一步摧毁，也使英国王室被迫重新思考其公众形象和角色定位。他们不愿就此退出舞台，但他们能够获得的舞台已经越发危险和逼仄了。

更重要的还有英国本身的变化。在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丧失整整两代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之后，昔日的日不落帝国正在以雪崩般的速度走向收缩和瓦解。1949年，“不列颠帝国”这一称谓在《伦敦宣言》中被正式放弃，取而代之的是结构松散得多、影响力也相差甚远的主权国家联合体“英联邦”。英国已经失去其最重要的海外殖民地印度，很快还将失去苏伊士运河以东以及非洲的大片领土。“婴儿潮”世代的英国人已经不能再被塞西尔·罗德斯或者鲁德亚德·吉卜林这样的旧式“主流”公众人物所打动，他们出生在战后短缺时代的阴影下——400万栋房屋被毁，出口贸易额萎缩60%，还欠下美国和各自治领巨额外债——但他们对社会权益和公共福利的要求却比他们的父辈激烈得多。

这就是女王在1952年继承英国君主之位时面对的一切。那一年她才25岁，喜欢骑马、狩猎和逗弄宠物狗，仅有的“社会经验”来自1945年战争结束前在妇女辅助本土服务队（ATS）的5个月服役期。1947年伊丽莎白和菲利普亲王结婚时，制作礼服的布料在形式上还要凭纺织品配给卡购买（当时战时配给制在英国尚未结束）。她和那些视她为统治者的人从来都不属于一个阶层，但她必须（至少在形式上）理解那一代人：否则王室本身都将不复存在。

不同于字面意义上的“立宪君主”，英国宪法的不成文属性以及复杂的政治惯例使得伊丽莎白二世发挥的实际作用要超过单纯的政坛吉祥物。1974年议会选举中，保守党获得相对多数，但未能组建覆盖半数以上席位的政治联盟；女王便适时动用她在“悬滞”状态下的裁断权，授权工党党魁哈罗德·威尔逊组建少数派内阁。

她也懂得利用大型仪式和公开出访的机会，为王室营造一种既有神秘感和等级特征，又不至于完全和公众脱节的形象。实际上，这类仪式和庆典——从女王本人的加冕典礼到日后为纪念即位而举办的各种公共活动——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公关术，而它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政坛风云变幻的日子里，赋予了君主一种独特的存在感，继而造就了关于“英国祖母”的个人神话。如同政治心理学研究者菲利普·布朗德所言：“代议制政府在长期执政之后，遭受到因为审美疲劳导致的反感。民主问责制的绵软无力，使得政治精英可以安享巨大的权力，却极少承担因政策失败而导致的责任，如同一群现代寡头。在这样一个时代，超党派的君主制变得更受欢迎也就不足为奇了。”哪怕这种“欢迎”主要是形式上的。

1955年，时任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中）在伦敦唐宁街10号举行宴会后送别伊丽莎白二世（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尤其是不列颠殖民帝国解体之后，英国王室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一向是矛盾的。一方面，在君主立宪制政体下，惯例和传统都要求君主及其家庭成员成为超越党派对立、凝聚全民共识的象征物。但在另一方面，王室本身的行事风格又是极其保守陈旧的，成员不仅被要求压抑个人性情，还必须与公众保持距离，这就导致一般人的猎奇心理有增无减。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青年时代，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都曾经试图改变这种局面：他们在白金汉宫中装上了对讲机，自己开车出行、做简单的早餐，还打电话订购过一台送货上门的洗衣机。

1957年，伊丽莎白开始把传统的圣诞节祝福改在电视直播中进行。1969年，王室成员又在一部电视纪录片中出镜。然而他们最终也没能成为自己希望的那种“普通现代父母”——在接受政治地位和王室公共责任的同时，女王也把她自己青少年时代体验过的那些陈旧习俗和惯例继承了下来。查尔斯王储的童年几乎是在缺乏父母陪伴的环境中度过的，他的言传身教主要来自父亲的舅舅、海军元帅蒙巴顿勋爵。这也为后来发生的一切埋下了伏笔。

1954年，旅行归来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查尔斯王子（右）及安妮公主（中）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向人群挥手

年复一年，电视机中的女王陪伴英国人度过了60年代福利国家的兴起、70年代的经济衰退和撒切尔夫人的激进改革时代，合作的首相已经从父辈一般的丘吉尔变成了同龄人。据说女王与“铁娘子”相处不睦，但两人晚年最终冰释前嫌。她从来无须为普通英国人要担忧的那些事操心——1971年，女王的前私人秘书透露她的个人资产约在200万英镑左右。加上后来继承的王室土地以及母亲的遗产，这笔财富到2020年已经增值到了3.5亿英镑（不含由王室托管的珠宝、官邸、公园以及信托金融资产），在英国富豪排行榜上列在第372位。

在80年代英国煤矿工人陷入漫长的失业和罢工挣扎时，享有避税优惠条件的女王实际上并不了解他们的处境。1992年被女王本人称为“灾难性的一年”，一场意外的火灾烧毁了她度过童年时代的温莎城堡的一大部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先后陷入婚姻危机，而正急于和撒切尔时代告别的保守党政府并没有兴趣花费数千万英镑的公共财政经费修复王室的家族城堡（因为温莎城堡无法购买保险）。女王和查尔斯最终承诺为自己的个人收入缴税，而这一年她已经是一位66岁的老者了。

政治人物所面临的风险，不可避免地也波及到了女王和她的家族成员。1979年，79岁的蒙巴顿勋爵在海钓时被爱尔兰共和军安放的一枚炸弹炸死。女王本人则在1981年遭遇了两次未遂枪击。但所有这一切的破坏力，都不及戴安娜事件所带来经久影响——1981年查尔斯王储和戴安娜·斯宾塞结婚时，超过7.5亿人通过电视直播收看了婚礼的全过程。

查尔斯王储和戴安娜王妃的世纪婚礼

而王妃在英国公众中受欢迎的程度，和她与查尔斯很快出现的情感裂痕以及双方层出不穷的绯闻形成了合力，逐步成为了英国社会最著名的肥皂剧，而且是实时更新的。女王的前私人秘书马丁·查特里斯男爵曾经告诉传记作家卡罗莉·埃里克森，伊丽莎白二世试图挽救儿子的婚姻，但并不喜爱抗拒宫廷惯例、个性张扬的戴安娜，“她根本不想和那女孩有任何瓜葛”。这场婚姻最终在1992年走向了终结，王储很快和情人卡米拉公开出双入对。

但这一切在1997年还有一个灾难性的尾声：这年8月31日，戴安娜与新男友在巴黎躲避追逐的“狗仔队”汽车时意外身亡。在整个国家陷入哀恸和沸沸扬扬的情绪中时，女王依然隐匿在巴尔莫勒尔的庄园中，既没有公开表示悼念，也拒绝在白金汉宫上空降半旗。冲突发生了：戴安娜长期营造的完美公众形象，特别是她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显然胜过了女王那种略显刻意的降尊纡贵。

戴安娜·斯宾塞

《每日快报》在头版标题中向女王喊话：“对我们展示一点你的关心吧，女士。”人们开始质疑那位避居在苏格兰堡垒中的老人是否更爱她的名马、柯基犬和宫殿，而不是她的人民，舆论则将造成悲剧的矛头了女王本人、甚至整个君主制，造成一场巨大的公关危机。年事已高的伊丽莎白二世在面对新变化时的彷徨，以及她那习惯性的自我压抑，在2006年海伦·米伦主演的电影《女王》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不仅是一场文化冲突，也是一场代际战争。女王视公共生活以外的一切为私人禁区，宁可将它们交给神秘的“惯例”和古老的王室传统去主宰。她甚至暗示，此时此刻自己应当优先“作为祖母去安慰戴安娜的两个儿子”，而不是回应公众的质询。然而，1997年时的英国人已经不再是经历过“二战”岁月和“婴儿潮”的一代，他们需要更直接、也更明确的表达——表达出属于正常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君主的情感，并且和公众的关注点处在同一个振动频率上。

女王最终还是露面了。9月5日，她悄然回到白金汉宫，以私人身份发表了一场电视讲话。她称赞戴安娜是“一位非凡而有天赋的人”，回忆了前王妃“用她的温暖和善良来激励他人”的能力。她还承认，“表达失落感并不容易，因为最初的震惊往往伴随着其他情绪的混合：怀疑、不理解、愤怒以及对尚在人世的生者的关心”，间接为自己可以保持的沉默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一天后，女王与其他王室成员站在白金汉宫的黑色铁门前，注视着拖曳戴安娜灵柩前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炮车从面前缓缓通过：这是英国政治史上，君主最接近公开向人民表达歉意的时刻。

戴安娜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在意识到公众情绪已经成为英国君主制本身的合法性来源之一以后，王室开始尝试主动利用公共舆论和社交媒体消除大众与白金汉宫之间的隔阂。无论是威廉、哈里两位王子以及其他王室年轻成员成为娱乐新闻的主角，还是女王本人在公开演讲和纪念活动中的频频口出妙语，都成为了主动利用曝光度的经典范例。2012年的即位60周年纪念活动，以及同年的伦敦奥运会开幕式，是这种操作的最高潮。专制君王通过制造神秘感来增加自己在民众心目中的分量，现代君主则要通过成为社交明星来增加自己的亲和力：时代毕竟已经不同了。

当地时间2019年6月5日，英国朴茨茅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与儿子查尔斯王子出席诺曼底登陆（D-Day landings）75周年纪念活动。（图｜视觉中国）

而这种个人形象的塑造，实际上也包含着新的带际变迁带来的观感改变。21世纪的英国年轻人没有经历过“冷战”，没有体会过伦敦大轰炸的惊吓和战后初期的艰难岁月；全球化、消费主义以及流行文化的影响使他们更倾向于把女王视为某种具体、但又不甚切身的象征物。而伊丽莎白二世恰到好处的分寸感正好迎合了这一切。她最终变成了一位年长的立宪君主最该有的形象：慈祥、妙语连珠，偶尔略显古板。女王在社交媒体、影视剧和报章上依然保持着曝光度，这和她的圣诞祝福以及每十年一次的即位庆祝活动一样，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为人们所习惯。

在那之外，伊丽莎白二世依然保持了她经久不变的生活方式和职务形象。从艾登、丘吉尔到撒切尔、布莱尔，再到鲍里斯·约翰逊和特拉斯，她已经与15位首相共事过，最新的一位（特拉斯）出生于1975年，几乎和她的孙辈同龄。她坚信自己的经验仍然可以给这些晚辈提供帮助：尽管她在公开场合很少评论内阁的具体政策。某些时候她试图用和“二战”期间类似的方式鼓舞她的国民，例如在2020年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的三次电视讲话。

随着年龄增长，她也更多流露出了正常老人的情感；2021年相伴终生的菲利普亲王去世后，公众都注意到了女王在摄像机镜头前表现出的孤独和悲伤。但更多时候，她还是愿意用她最熟悉的那种方式面对世界——2021年3月，当戴安娜的儿子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马克尔（Meghan Markle）在奥普拉·温弗瑞的访谈节目中亮相，曝出大量王室隐私后，英国王室发表了一份只有61个词的简短声明，试图平息大众的热议。2022年1月，卷入性犯罪丑闻的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被褫夺了荣誉军衔、公职和“殿下”称谓。在这个意义上，女王从未改变，始终坚持着她对王室成员的应然标准。

当地时间2022年9月8日，英国温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的消息公布后，哀悼者聚集在温莎城堡外哀悼。（图｜视觉中国）

她最终也以一位典型的传统君主的方式去世：在巴尔莫勒尔的庄园中，远离公众。漫长的70年足以改变英国拥有的一切以及它所处的世界，也足以令英国君主制发生渐进、尽管并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一切都是无法复制的。在2022年的秋天，英国人需要继续面对通胀、罢工和新首相带来的不确定性，他们也要迎来一位新国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