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玛托娃：倘若要为我竖起一座纪念碑，要在这里，我站立过三百小时的地方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代表性诗人，也是一位真正在核心地带写诗的人。她出生在乌克兰的敖德萨，成长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在人们心中，她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在苏联批判运动中，她却被污蔑为“尼姑兼荡妇”。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阿赫玛托娃在居无定所的状态下，却仍旧坚持着组诗《安魂曲》和长诗《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的创作和修改。这两部作品充满了时代感和历史感，体现了一种“抒情的历史主义”风格。正是凭着这两部长诗，阿赫玛托娃得以跻身二十世纪伟大诗人行列。
诗人汪剑钊（阿赫玛托娃中文译者之一）
喧嚣的年代，诗歌潜伏于洪流之下，却永远是每个人内心隐秘的渴求。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诗人，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和研究者，音频课《醒来》的讲者之一汪剑钊教授关于阿赫玛托娃的演讲。汪教授通过读诗，讲诗，将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融入诗歌讲析之中，以其积累数十年的诗歌经验为你讲述诗人与诗的故事。
📢 汪剑钊教授的著作《没有主人公的抒情诗——阿赫玛托娃传》新近再版，欢迎大家关注。
白银的月亮凝立如冰
2022.08.21 北京
朋友们好，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位我非常喜欢的诗人。
阿赫玛托娃出生在乌克兰的奥德萨，童年时期随父母来到俄罗斯的彼得堡。在彼得堡郊区的皇村，她接受了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
皇村是普希金曾经求学生活过的地方，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曾经在那里升起过，也最终在那里陨落了。在这么一座城市里，阿赫马托娃不可能不受到前辈的影响，于是她开始了她自己的诗歌写作。
少女时代的阿赫玛托娃是当时很多年轻人追求的对象，古米廖夫也向她发起过追求的攻势。但阿赫玛托娃喜欢的是一个叫库图佐夫的年轻人，对古米廖夫没有兴趣，几次拒绝了他的追求。
但最后库图佐夫对她没什么感觉，而古米廖夫的追求成功了，他们在1910年结了婚。
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和儿子列夫
结婚以后的古米廖夫事实上并不像追求阿赫玛托娃时表现得那么忠贞。他有过很多外遇，这就埋下了分手的种子。他们的爱情悲剧也影响到阿赫玛托娃的早期诗歌写作。
时而像蛇一样蜷缩一团，
在心灵深处施展巫术；
时而整天像一只鸽子，
在白色的窗前咕咕絮语。
时而在晶莹的寒霜里闪光，
恰似昏睡的紫罗兰的幻梦……
可总是那么固执、那么诡秘地
挪走人的快乐，挪走安宁。
在小提琴忧伤的祈祷中，
能够如此甜蜜地痛哭，
但透过尚未熟悉的笑容，
将它猜破，真是太过恐怖。
她在这首诗里说，爱情“像蛇一样蜷缩一团，在心灵深处施展巫术”。我们能感觉到阿赫玛托娃在诗歌里所表现出来的哀怨，甚至对爱情、婚姻存在着一种不信任，也能看到她在诗歌写作上的特点。
接下来这首诗更能表明阿赫玛托娃的写作特点。失恋让人心碎，有的人可能会痛不欲生或者呼天抢地，那么阿赫玛托娃如何表现失恋的感觉呢？
最后相会的歌吟
胸口那么无助地冷却，
而我的脚步却那么踉跄。
我把左手的手套
戴在自己的右手上。
仿佛感到台阶无数的多，
我分明记得它总共才三级！
秋天的低语透过槭树
发出乞求：“让我们一起死！
我受到了命运的欺骗，
它阴郁、凶恶，变幻莫测。”
我答道：“亲爱的！亲爱的！
我也如此，我愿和你一起死……”
这是最后相会的歌吟。
我望一眼黑漆漆的楼房，
只有那卧室里的一盏灯，
还冷漠地闪烁金黄的光芒。
她非常巧妙地运用了一个细节，“我把左手的手套，戴在自己的右手上，仿佛感到台阶无数的多，我分明记得它总共才三级”。
为什么她会把左手的手套戴在右手上呢？因为她失恋后不知所措，整个人处在慌乱中。也由于她当时处于这种”失重“的状态下，尽管意识里知道台阶只有三级，却感觉走下台阶的那段路非常漫长。
阿赫玛托娃这样的风格与“白银时代”的写作风气有很大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知识分子在文化和艺术领域进行精神的探索，掀起了一场文化形态的转型，造就了“俄罗斯文化的白银时代”。
跟阿赫玛托娃经常在一起切磋诗意的诗人包括她的丈夫古米廖夫，还有戈罗杰茨基、曼德尔施塔姆等等，他们强调诗歌写作的具体性，“让石头以石头的方式来说话”。
这是20世纪初，一群年轻的诗人、画家还有演员经常在彼得堡的野狗艺术咖啡馆聚会：
这个地方我曾经去过，它现在成为了一座纪念馆，恢复了野狗俱乐部或者野狗艺术咖啡馆的名字。在展出的照片中，可以看到白银时代的艺术氛围。
阿赫玛托娃在她的诗歌里对当时的年轻诗人和艺术家的生活有着素描式的描写。那种略带颓废甚至放浪不羁的生活，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
这里，我们全是酒鬼和荡妇（节选）
这里，我们全是酒鬼和荡妇，
我们在一起多么郁闷！
连壁画上的鲜花和小鸟
也在思念流动的彩云。……
啊，我的心多么忧伤！
莫非在等待死期的来临？
那个如今正在跳舞的女人，
1917年的十月革命在当时的一批诗人、艺术家身上也留下烙印。他们的诗歌里多是感伤的声音，甚至有世界末日的感觉。
十月革命以后，一批知识分子选择离开俄罗斯这片土地。他们有的去了法国，有的甚至来到了哈尔滨。阿赫玛托娃作为一个从旧时代过来的诗人，却没有跟朋友们一起选择离开，而是留在了俄罗斯。
她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没有像其他一些诗人一样离开自己的国家？
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她对俄罗斯这片生她养她的土地的感情，尤其是对俄语的热爱。就像她在诗里说的：
一个声音向我传来
一个声音向我传来。它安慰我，
对我说道：“到这儿来吧，
离开你荒凉、罪恶的故乡，
永远离开俄罗斯。
我会洗净你手上的血污，
剜除你心头黑色的耻辱，
我以新的名字来覆盖
失败的创痛和屈辱。“
但我漠然，不为所动，
用双手捂住了耳朵，
以免这些卑劣的言辞
将我哀伤的精神玷污。
但是阿赫玛托娃留在国内后，命运并不像她原先期望的那样前途光明。十月革命后没多久，特别是在上世纪20年代，阿赫玛托娃的写作受到了冲击。
1924年，苏联掀起了批判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的运动。当时在意识形态上掌管俄罗斯文艺的负责人日丹诺夫公开批判阿赫玛托娃“尼姑跟荡妇”的写作。“尼姑”或“修女”这个说法，是指阿赫玛托娃写作中的一些神性因素，而说她“荡妇”是因为她喜欢在诗歌中书写爱情和闺怨。
阿赫玛托娃早期的写作带有很大的“室内抒情”特征，写出了常人所有而不能言的隐秘内心。当时有些人觉得她的诗里流露了人的七情六欲，错误地认为那些是有害的品质，所以称之为“荡妇的写作”。
在这种处境下，阿赫玛托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剥夺了发表的权利。写作不能发表的时候，她曾经做过翻译的工作，包括翻译当时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和少数民族的诗歌。她还跟著名的汉学家费德林合作翻译过屈原的《离骚》。
但是她并没有为此而放弃自己的写作，有一段时间甚至处在秘密的地下状态。比如她的一首很著名的组诗《安魂曲》，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完成的。
安魂曲 · 判决
哦，石头一样的判决词，
落在我苟延残喘的胸口。
没关系，我早已做好了准备，
不论怎样我都能够承受。
今天，我有很多事情要办：
我要连根拔除记忆，
我要让心儿变作石头，
我要重新学习生活。
哦，不是那样……夏季灼热的簌簌声，
仿佛我的窗外有一个节日。
很久以前，我已经预感到
这晴朗的白昼和空荡荡的屋子。
这首诗的写作出发点是阿赫玛托娃的儿子列夫被逮捕。1921年，阿赫玛托娃的前夫古米廖夫被安上了一个莫须有的反革命、反苏维埃的罪名，被枪毙了。实际上古米廖夫是冤枉的，后来苏联也给他平反了，但是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中，阿赫玛托娃的身份仍然是“反革命的遗属”，尽管她早就与古米廖夫离婚了。
她的儿子列夫因为是“反革命分子”的儿子而受到排挤；也因为拒绝承认父亲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最后被投进了监狱。
作为母亲，阿赫玛托娃像很多人一样站在探监的队伍中间。她在诗歌中说“我在那里站了整整17个月”。
这17个月中，她跟其他探监的人站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人曾经问过她，你能不能把这儿的场景写下来？
阿赫玛托娃说，能。
当她说出“能”的时候，问话的人露出了一丝笑意，因为这个民族还是有代言人的，这个代言人就是阿赫玛托娃。
写作《安魂曲》的过程中，为了躲过门外秘密警察的监视，他们几个朋友见面时会说“今天天气很好”，“今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这种打哈哈的话，去转移偷听者的注意力。实际上阿赫玛托娃会把写好的诗句章节递给朋友，让他默默地背下来，然后再把写有诗歌的纸片烧掉。
所以《安魂曲》最初没有在刊物上发表，而是在人们的口头传诵中流传，好像回到了口口相传的荷马时代。
儿子受难，丈夫进了坟墓，他们被卷进苏联大清洗那场巨大的民族灾难中间。《安魂曲》不仅是个人苦难的书写，更成为时代的缩影。
诗中还写到了纪念碑这个重要的意象：
安魂曲 · 喷泉屋（节选）
而未来的某一天，在这个国家，
倘若要为我竖起一座纪念碑，
我可以答应这样隆重的仪典，
但必须恪守一个条件——
不要建造在我出生的海滨：
我和大海最后的纽带已经中断，
也不要在皇家花园隐秘的树墩旁，
那里绝望的影子正在寻找我，
而要在这里，我站立过三百小时的地方，
大门始终向我紧闭的地方。
“我站立过三百个小时的地方，大门始终向我紧闭的地方”，写的是阿赫玛托娃探监的场景。她的纪念碑意味着一种警示，希望民族永远牢记那个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伤亡的人数有几千万。在这场巨大的灾难面前，作为一个诗人，要是不在诗歌中有所表达，我想应该是失职的。阿赫玛托娃非常自觉地承担了她作为诗人的那份责任。
像《悼亡友》这首诗，里面有着深重的悲痛：
悼亡友
胜利日这一天，柔雾弥漫，
朝霞如同反照一片殷红，
迟到的春天像一位寡妇，
在无名战士的墓前忙碌。
她双膝下跪，不急于站起，
吹一吹花蕾，拂弄一下青草，
把肩上的蝴蝶轻轻放到地上，
让第一棵蒲公英绽开绒毛。
而她把这份悲痛进一步写到《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中：
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节选）
俄罗斯萦绕着死亡的恐惧，
也明白复仇的日期，
它垂下一双干枯的眼睛，
紧闭嘴唇，在我面前，
从一切已化作灰烬的地方
朝着东方走去。
这首诗的名字虽然叫“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实际上它是有主人公的。它的主人公就是她的国家、她的历史、她的时代，是那场世界性的灾难。
在灾难中，她看到了人性恶的一面，也经历了人性的善良。
二战期间，苏联当局把阿赫玛托娃和其他一些诗人疏散到了当时的加盟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有一次，阿赫玛托娃跟朋友在街上遇到了一个小偷，其实是一个小男孩。那孩子想拿剃刀去划阿赫玛托娃的袋子，她的朋友就对孩子说，这位女士实际上也非常落魄，你别去划她的袋子了。
小男孩一听这话就一溜烟地逃跑了。过了一会儿，没想到他又突然冲上前来，往阿赫玛托娃的手里塞了一包东西，用一张脏兮兮的纸包着。
阿赫玛托娃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油饼。她先是一愣，然后问朋友，我是吃还是不吃？朋友笑了笑说，你还是吃吧，他是为你偷的。
阿赫玛托娃也常常帮助身边的人。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个小男孩每到饭点就会跑来敲阿赫玛托娃的门，她就会分一点吃的给这个孩子。
后来小男孩在战争年间死去了。阿赫玛托娃在诗中描写了对这个孩子的怀念：
小拳头一敲
小拳头一敲——我就把门打开。
我的房门永远为你敞开。
而今我在大山的后面，
在荒漠后面，在风与暑热的后面，
但我永远不会背叛你……
我听不到你的呻吟，
你再也不来问我要面包。
请带给我一根槭树枝，
或者几株普通的绿草茎，
就像你去年春天带来的那样。
请带给我一捧纯净水，
我们涅瓦河冰凉的河水，
我要从你金发的小脑袋上
洗去斑斑的血迹。
她仗义的一面还在布罗茨基的经历中表现出来。布罗茨基早年因为写诗曾受到过不公的待遇。据说有一次警察传唤他说，你为什么不工作，这样游手好闲？
布罗茨基的回答是，我的工作就是写诗。
那个审判人员就问他，谁说你是诗人了？
布罗茨基回答说，谁又承认你为人了？
这种执着给他带来了更重的惩罚。他被宣判为“社会的寄生虫”，遭到了流放。
阿赫玛托娃觉得一个人因为写诗遭到这样的待遇是不公的。尽管她自己的处境也不好，尽管在强权下她的努力并不会奏效，她仍然倔强地为年轻一代的写作权利奔走，请求宽大处理。
布罗茨基在阿赫玛托娃的葬礼上
彼得堡有一座阿赫玛托娃纪念馆，那也是她曾经住过的地方。1998—1999年我在彼得堡作访问学者的时候，去了十几次这个纪念馆。
有一次我又去参观，那天正好没什么人，管理员和我比较熟了，主动提议为我放一段录音，就是阿赫玛托娃自己朗诵的《安魂曲》片段。
安魂曲 · 致死神
你迟早都要来——何必不趁现在？
我一直在等你——过得很艰难。
我吹灭了蜡烛，为你把门打开，
你是那样的普通又神奇。
装扮成你觉得合适的面目，
像一颗毒气弹似的窜进来，
像老练的盗贼，手拿锤子溜进来，
或者用伤寒症的病菌毒害我。
或者你来编造一个故事，
众人感到滥熟到生厌的故事，——
让我看到蓝色帽子的尖顶
和房管员吓得煞白的脸色。
如今，我都无所谓。叶尼塞河在翻滚，
北极星在闪亮。
我钟爱的那双眼睛的蓝光
遮住了最后的恐惧。
当时我感觉自己一下就沉浸到她的讲述里面。死亡这么重的主题，阿赫玛托娃是用非常平静的语调说出来的。我在想，为什么她可以这么从容不迫地面对死亡？
对阿赫玛托娃来说，死亡不是生命的中断，而是另一场生命的开始。
曾经有朋友问我，你翻译了很多白银时代诗人的作品，最喜欢的是谁？我的回答是阿赫玛托娃。因为她不仅在诗歌艺术上很成熟，而且为人非常宽容；她从容地接受苦难，但没有向它们屈服。她完成了作为诗人的审美使命，也完成了作为人的使命。她对底层人的关怀，对朋友的爱护，在写作中抛开一己的恩怨，关照民族的未来，这些都表现出她很强的人的意识、公民的意识。
这是我喜欢阿赫玛托娃的一个重要理由，也是她给我的最大启示。
最后，我想分享我自己的微信签名，“一个人可以不写一行诗，但是不能活得没有诗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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