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0月20日下午，英国首相特拉斯宣布辞职，任期仅一个月半（45天），创造了英国首相任期最短纪录。而她的偶像撒切尔夫人执政则长达11年半，为何撒切尔获得了西方世界的广泛赞誉，特拉斯却如此不受待见？本文梳理解释了二者政策的差异，供读者参考。
1982年，7岁的丽兹把自己扮成撒切尔夫人参加学校的模拟选举，但一票未得；2022年，47岁的伊丽莎白·特拉斯高举撒切尔的意识形态跻身权力中心，圆梦唐宁街。
当年的小女孩圆梦唐宁街10号，笑容消失了。图源：社交媒体/视觉中国
尽管出生于一个“工党左翼”家庭，特拉斯还是成为了一名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戴俄罗斯皮帽、穿蝴蝶结衬衫，从不掩饰自己对撒切尔的推崇。于是，历史给了她机会，特拉斯首相所面临的考验都与偶像如此相似——高通胀、高油价、劳资关系恶化。
但显然，特拉斯不愿止步“铁娘子第二”。
当地时间今年9月21日起，新上任刚半个月的特拉斯三天之内“三连”了她的“三把火”：巨额能源补贴计划、央行加息，以及规模比撒切尔任期内任何一次都大的减税方案。如特拉斯自己所言，她“就是自己”，除了同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之外，这三项政策每一项都与撒切尔的做法大相径庭。
乍看之下，“减税+扩大支出+加息”的政策组合其实更像撒切尔同时代另一位领导人——里根，但英国绝不是美国，单在可行性上，其政策就难以服众，更不必说里根的政策初衷和实际结果本就不尽相同。
特拉斯、撒切尔、里根政策对比图
果不其然，特拉斯的激进“三连”立刻点燃了“炸药桶”，市场和选情双双“暴走”。一方面英国股市、国债、英镑同时受挫，市场的悲观情绪甚至影响了英国政府信誉评级；另一方面，民调也显示只有18%的人支持其政策，保守党支持率跌至27%，政权岌岌可危。
10月3日，时任财政大臣克沃滕宣布撤回取消45%的最高所得税的政策，特拉斯的新政策只存在了短短10天；继而在10月14日，克沃滕——这位特拉斯多年的亲密战友兼智囊——引咎辞职，6天后，特拉斯本人也在广泛压力下辞职。
9月23日，特拉斯与克沃滕在肯特郡参观。克沃滕是特拉斯的亲密战友，两人曾是住在一条街道的邻居，意识形态一致，周围人称他们就像“共用一个大脑”。图源：视觉中国
模仿撒切尔的小女孩终究没能成为撒切尔。
十日维新：特拉斯新政为什么急转弯？
早在入主唐宁街之前，新自由主义就已经成了特拉斯的招牌。
2011年，特拉斯在保守党内成立了一个名叫“自由企业小组”（后改组为自由市场论坛）的小团体，收罗了数十名保守党议员，这个小团体由右翼智库经济事务研究所赞助，宗旨就是“进一步传播自由市场思想”。
2012年，特拉斯、克沃滕以及另外3名保守党议员一同出版一本名为《不列颠尼亚：不受约束》（Britainia: Unchained）的小册子，她们在书中提出，英国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因为英国人都是“软弱、懒惰的左翼逃避者”，其中一句著名的论断是，“英国人是世界上最懒惰的人之一。”
《不列颠尼亚：不受约束》 作者：特拉斯、克沃滕等 图源：亚马逊英国
尽管论证浅薄，且不乏自相矛盾之处，并且毫不掩饰对自由市场的赞颂，但这本小册子还是让人得以一窥特拉斯的主张：更小的政府、更宽松的监管、更低的税收、更差的福利、更便宜的教育、更努力地工作，适者生存、淘汰弱者，英国自然就会变得繁荣。
激进的右翼思想令特拉斯在保守党内迅速崛起，不满40岁便成为英国史上最年轻的女性内阁大臣，被称为“保守党宠儿”（Tory Darling）。
然而，今年9月5日依靠党内选举成功上位的“保守党宠儿”所面对的，却是一个经济增长率在过去十几年徘徊在2%左右的国家，不仅在脱欧、新冠的打击下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与市场萎缩问题，还在俄乌冲突的影响下能源价格和物价飙升，截至8月，英国通胀率达到9.9%，维持在40年来的高位。
保守党2010年执政后英国的经济增长率长期在2%上下浮动，2020年疫情爆发后更是出现9%的下行。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国际油价在俄乌冲突后上行，是推动本轮通胀的重要因素。数据来源：欧佩克
实际上，本轮通胀自从去年便开始了，俄乌冲突只是加剧这一趋势。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生活成本危机”下，多行业从今夏起便开始全国性罢工，所以特拉斯必须立刻拿出能打开局面的经济政策。
很快，上台刚半个月后，特拉斯便按照自己从前的小册子为英国开出了药方。
9月21日，财政大臣克沃滕公布了特拉斯政府第一项野心勃勃的财政计划——耗资高达600亿英镑的能源救助计划，这项针对企业的能源补贴旨在保障冬天的生产。
9月22日，英格兰银行宣布加息0.5个百分点，通胀高企下，英国的货币政策正在掉头。
9月23日，克沃滕又公布了一项由债务融资的450亿英镑减税计划：将个人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从20%降低到19%，将最高所得税率从45%降低至40%、取消将企业税从19%上调到25%的计划，同时取消年初刚推出的1.25%的国民保险税、大幅减免房地产印花税、取消金融从业者奖金上限，规模超过撒切尔执政期间任何一次减税。
其中，减税是特拉斯的标志性主张，在助力约翰逊竞选期间就已经被她写进了施政纲领，如今自然也成为了政策核心。只是，特拉斯的减税政策明显操之过急又“一刀切”，批评者认为她严重偏向富人，据《金融时报》计算，年收入 20万英镑的个人每年将可节省近4500英镑所得税，而工资为2万英镑的工人只能节省218英镑。
作为右翼自由市场主义者，特拉斯激进的减税措施很可能基于对 “涓滴经济学”的信奉。所谓“涓滴经济学”是对美国里根政府经济政策的讽称，源自美国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把钱都给上层富人，希望它可以一滴一滴流到穷人手里。”
无论“涓滴经济学”是否有效，激进的减税将拉大贫富差距都是不争的事实，《卫报》便直言特拉斯的减税方案让“撒切尔显得温和、里根显得窝囊”，剥削穷人、奖励富人，“相当于一场阶级战争的宣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9月28日也警告特拉斯政府：“那些有利于高收入者的措施，可能会加剧不平等并推高通胀。”
但对于特拉斯来说，减税政策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不平等，而是时机。
减税减少税收收入、能源补贴增加财政支出、加息推高负债成本，短期内这种政策组合对于市场来说过于刺激，悲观情绪被对英国政府财政状况的质疑引爆，9月23日当天便出现了所谓“股债汇三杀”现象：富时100指数下跌约141点，同时还带崩了欧元区；10年期英债收益率涨33.70个基点至3.832%，续刷2010年以来新高；英镑兑美元也跌至1.085，1985年3月以来首次跌破1.10关口。
富时100指数在特拉斯减税政策出台（23日）后持续下行。数据来源：金融时报
10年期英债在27日涨到4.5%，而英格兰银行按原计划今年还将减持国债。数据来源：彭博社
今年以来，英镑对美元已累计下跌超20%，9月23日之后一度创下近40年最低纪录。数据来源：谷歌财经
评级机构惠誉10月5日在下调英国政府债务信用评级至负面、“AA-”级的声明中表示：“新政府大规模、未备基金的一揽子财政计划可能导致财政赤字在中期大幅增加……会进一步削弱政府财政战略的可信度和支持力度。”
惠誉预计，特拉斯的减税政策将在2023-24财年减少277亿英镑的收入，并在2024-25财年减少313亿英镑收入，如果英国政府不采取补偿措施，一般政府赤字将在2022年保持在GDP的7.8%，并在2023年增加到8.8%。
保守党（2010上台）在次贷危机后一直致力于降低赤字，但新冠疫情使将近十年的努力化为泡影。数据来源：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
事实上，新政府此前还计划过“更大的支出项目”，根据政府官员和顾问向彭博社透露，特拉斯已经起草一份针对英国家庭的能源援助计划，通过新的定价机制来降低民众的能源费用，文件显示，该政策可能在18个月内花费1300亿英镑的巨资。
截至2022年7月，英国政府一年的总支出约为4673亿英镑，其中最高的一项为医疗卫生，将近1900亿，与特拉斯两项能源计划之合相当，彭博社测算，如果两项能源计划均被实施，英国政府需要在2年内再借入超过2000亿英镑。
要知道，截至2022年3月末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广义政府债务已经高达23654亿英镑，相当于GDP的99.6%，正处于196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2021年英国政府负债率加入“100%俱乐部”，预计在接下来的10年内保持在三位数。数据来源：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
特拉斯政策的时机的问题还存在外部因素，全球通胀高企的背景下，美联储的动向也直接影响各国货币币值的稳定。
今年9月21日，美联储连续第三次加息75个基点，而英格兰银行22日的加息幅度只有50个基点，兴业研究指出，美英利率倒挂往往会导致英镑面临贬值压力，而英格兰银行抗击通胀的态度不够坚决将加深市场的失望情绪。
特拉斯新政“三连”固然颇有撒切尔“雷厉风行”的气势，但事与愿违，她的“豪赌”无人买账，在市场惨淡的反应下不得不吞下苦果，如今“十日维新”余波未尽，特拉斯又能坚持多久？
如果时机对，特拉斯新政就能成功吗？
假设特拉斯的新政能刺激生产，她还要面临的另一个困境：当下英国市场匮乏将导致产品无处可去。
紧缩性货币政策是各国应对通胀的普遍性措施，其副作用也很明显，那就是不利于出口，将造成大规模贸易逆差。80年代中期的美国便是如此。
为解决逆差、拓展市场，当时的里根政府祭出了大招，但这却绝非他国可以复制。
1985年9月22日，美国与日本、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一揽子协议，史称“广场协议”。其中很重要的一条便是各国同意对汇率进行协同调整（尤其是日本），以实现美元的“软着陆”。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美元很快贬值，美国也获得了出口的竞争力、成功减少了贸易逆差。
“广场协议”实际上是美国凭借其超级大国的国力对他国威胁的产物，如果执掌的是一百年多年前的“日不落”帝国，特拉斯或许也能有同样的底气，甚至1982年，撒切尔尚能打赢马岛战争成就威名。
但现在的英国早已不是全球霸主，也不是欧洲霸主，GDP甚至还被曾经的殖民地印度赶超。作为一个只有6800万人口的岛国，在失去了欧盟单一市场后，由于种种原因，英国在与欧盟、美国等各国的贸易谈判中均处于不利地位，《外交政策》形容英国的处境像是“马岛战争中的阿根廷”。
更何况，脱欧叠加老龄化和新冠给英国带来的更大的麻烦——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令特拉斯的刺激计划蒙上了又一层阴影。截至今年8月，英国单季度失业率仅为3.5%，创下1974年以来的最低纪录，职位空缺数首次反超失业人数。
英国国家统计局称这种情况表明经济的潜在变化可能性很小，而英国工业联合会8月的调查也显示，四分之三的企业在填补职位空缺和工人短缺方面遇到了困难，近一半的企业因此无法满足产出需求。
特拉斯新政是撒切尔主义翻版吗？
那么特拉斯的偶像又如何呢？执政11年半，撒切尔被外界广泛认为让英国从危机中走了出来，她的政策是怎样的？特拉斯的新政与其相比，又有多少相似性？
上世纪70年代，受战后长期福利政策影响，英国生产效率低下、经济疲软，加上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第一次石油危机，国际油价飙升，英国通胀率一路攀升到26%，一度被称为“欧洲病夫”。1979年初，英国劳资矛盾达到临界点，“不满的冬天”罢工潮爆发，恰逢那年伊朗革命导致第二次石油危机，好不容易有所回落的通胀率又回到13.39%的高位，带着对工党的不满情绪，英国人把保守党的撒切尔选上了台。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使得撒切尔时代（1979-1990）油价居高不下，但当时英国也凭借北海石油的开采大赚了一笔。数据来源：欧佩克
70年代，英国经济波动极大，到撒切尔时代（1979-1990）英国经济在短暂的衰退后进入长达8年的持续增长，但其执政末期90年代的衰退已经初显。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在当时，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并行的滞胀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初次显现，即使是左派人士也意识到凯恩斯主义指导下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不可持续，但经济学家们对于滞胀的成因意见不一，不同学派给出了不同的诊断。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思潮在此背景下走向历史的前台，其标志性的领军人物是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师徒，但新自由主义并非单一的理论，而是一系列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的合流，比如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大体上，这些不同流派的共同点在于：将经济自由视为最高原则、主张私有制；强调市场机制调节经济的完善性，反对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否认私有制的剥削性质，认为贫富差异是高效率的前提等。加拿大左翼学者克莱恩（Naomi Klein）曾总结，新自由主义的三大政策支柱是“公共领域的私有化、放松企业管制、以及降低税收和削减公共支出”。撒切尔则深受货币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影响，坚持以控制货币为主要政策工具，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削减支出。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供应量的是影响物价和经济活动的最根本因素，货币供应量过多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货币学派强烈反对动用财政政策对市场进行干涉，认为通过赤字推动就业的做法是灾难性的，提倡把货币存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基于新自由主义理念，撒切尔1979年第一次在国会做预算阐述时就明确，正是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经济衰退，因而她的任务就是扭转这一点，通过重建稳健的货币并施行与此匹配的财政政策来解决通胀，通过缩减政府开支以及减税来释放市场活力、促进增长。税收方面，撒切尔的做法从来不是的单方面削减，她实际上是在削减直接税的同时以增加间接税和销售税进行平衡。她在1979年首次预算将个人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从33%降到30%、最高税率从83%降到60%，之后又将两者分别再降到25%和40%、把企业税从52%降到35%。相应地，她将增值税从8%提高到了15%，新增了石油利润税，1983年又将国民保险税从1979年的6%提高到了9%。财政方面，撒切尔的做法则完全与特拉斯相反。根据英国国会议事录，撒切尔1979年阐述其经济政策时开宗明义，节约公共开支是其首要任务，也是她减税计划的前提。具体来说，撒切尔的手段包括削减福利支出和地方政府补贴，通过扩大公共品市场化，改革公共医疗、养老金、失业救济，住房私有化，支持私立学校等一揽子方案大砍预算。80年代前期，英国政府的支出约占GDP的47%，到1990年撒切尔离任时只有不到40%，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更是从上台时的50.4%降到了1990年的29.7%。
由于撒切尔（1979-1990）削减了税收，因此政府赤字在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出现明显下降。数据来源：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
但是政府债务在撒切尔（1979-1990）时期持续下降，到1990年的时候已经不足30%。 数据来源：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由于撒切尔削减了支出和负债，英国得以放手施行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 1979年英格兰银行将基准利率一举推高到17%的历史极值，通胀率最终从1980年的18%逐步降至1988年的4.9%。
在撒切尔（1979-1990）的强势施压下，英格兰银行十分配合英国政府的政策。数据来源：英国国家统计署
1975年，英国的通胀率达到历史极值24.24%，在撒切尔执政后（1979-1990）显著降低，代价则是常年维持在10%以上的失业率。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然而，撒切尔对通胀的遏制是有代价的。正如华威大学的史蒂文（Steven evans)等三位英国学者在《工业关系与英国经济 1990年代：撒切尔夫人的遗产》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撒切尔激进的政策导致英国经济在1979到1981年之间陷入短暂衰退，虽然之后恢复了长达8年的持续增长，但大多数时间里增长率只有3%左右。更为严重的是，撒切尔不仅没有给英国的生产效率带来实质性的提高，反而令产业结构更加单一（继续朝金融和服务业方向偏移），并且，劳资矛盾与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她执政时失业率常年维持在10%以上的高位——最终英国工业的停滞不前成了撒切尔留给后人的遗产。
相比于撒切尔，里根的政策倒是和特拉斯有更多相似性。1981年里根上台时提出“经济复兴计划”，宣称要与凯恩斯主义需求学派决裂，拥抱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该学派认为，供给才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因素，正是凯恩斯主义过于面向需求的政策导致了高税收和高福利，打击了人们经济活动的积极性、降低了失业成本，最终引发滞胀。为了促进增长，供给学派分析了边际税率的影响，他们提出，边际税率会影响个人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的分配、以及工作和休闲时间的分配，还会影响企业的留存收益和应税收入，因而降低税率便可以提振经济。此外，供给学派还建立了“拉弗曲线”来论证税率和税收收入的关系，指出调整税率未必会对税收收入造成影响，低税率甚至有可能导致税收收入增加。
供给学派经济学家阿特·拉弗认为，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的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基于此，里根1981年签署了美国自一战之后最大规模的减税法案，相当于年度GDP的3%，之后，他将最高所得税从1981年的70%继续降到1986年的28%，到1989年里根离任，美国的通胀率从他上任时的11.8%降到了4.7%，平均实际收入增长了16.8%。
里根（1981-1989）时期美国经济走出低谷，维持增长，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可能并非其政策、而是其它因素在起作用，例如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财政方面，里根在削减公共支出方面遇到国会阻力的情况下，依然大幅增加了国防投入。结果是，其执政初期美国政府的赤字飙升，至1983年就达到2360亿美元的峰值，占GDP的6.3%，而债务水平到1987年较1981年的10040亿增加到20280亿，翻了一番，占GDP比例也从27%增长到42%，接近50年代艾森豪威尔时期的水平。
里根（1981-1989）大幅推高了政府负债，但很少有人怀疑美国政府的偿还能力。数据来源：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货币方面，1980年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Paul Volcker）就坚决奉行货币主义的做法，以加息对抗通胀，一度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10.25％提升到20％，不顾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导致美国经济短暂衰退，这种极端的加息政策被称为“沃尔克时刻”。不过在1984年大选前夕，里根政府为了拉动经济向市场释放流动性，要求沃尔克不要加息。
1981年12月14日，里根和沃尔克在白宫椭圆办公室会晤，当时两人还有说有笑。图源：美国国家档案目录
美联储不同于央行，其主要工具联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s Rate）是美国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实际数值与美联储设置的目标值不同，结合下图可以看到，其走势与通胀率具有一致性。数据来源：美联储
尽管供给学派认为减税有助于抑制通胀，里根（1981-1989）时期通胀也确实下降了，但货币学派货币存量影响通胀的观点显然更加可靠，并且深刻影响了现代货币学。数据来源：世界银行里根政策呈现出的面貌便是“减税、增加支出、加息”，与特拉斯的政策组合类似，而当时股市和债市对美国政府的反应也与今天相同，1981年，道琼斯指数下降了9.23%、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上升到历史最高点15.8%。但关键的区别在于，美元指数从1981年升至104.69的高位并开始持续走强，并在1985年2月升至历史最高的164.72。
里根（1981-1989）的政策依赖美元世界储蓄货币的地位，美元指数85年达到极值之后迅速走低，但这是出于人为因素（广场协议）。数据来源：ICE《经济学人》指出，特拉斯对里根主义的模仿注定失败，其原因正在于货币市场。依赖美元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在加息时经常能够吸引大量投资，其主权债务因此几乎不会有上限，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经济学家、前英国财政部官员波特斯（jonathan portes）指出，里根押注美国政府可以背负更多贷款而不失去投资者信心，结果证明他是正确的，但同样的情况是否适用于英国和英镑，还有待观察。再加上前文提到的，在美元过高时，美国可以通过政治施压来实现“软着陆”，因此《金融时报》是这样讽刺特拉斯“没有美元的里根主义”的：“从未创办过企业的特拉斯就像坐在椅子上的自由市场主义者，她幻想自己的国家正在放松监管，可以毫不费力地创新产品并销售出去。”可惜市场是无情的，2008年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英国市场的表现就像发展中国家，投资者倾向于将预算赤字视为不负责任的标志和未来政策灾难的预兆。更何况，里根经济学的有效性本就广遭质疑，其继任者乔治·布什就批评其为“巫毒经济学”。一方面，里根的经济复苏存在和撒切尔类似的问题，比如增长率不高（4%左右），以及失业率（7.5%）和贫富差距等；另一方面，德裔美国学者安德烈·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1986年的论文《里根复苏是真实的还是暴风雨前的平静？》指出，里根的经济复苏在美国国内是靠消费支出和债务融资来维持的，而在国际上则是通过转嫁危机，这种做法将加剧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不平衡并威胁世界经济的稳定性，导致经济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
今年6月开始，英国铁路、航空、伦敦地铁、码头等多个行业的人员举行了多场罢工，要求加薪以应对破纪录的高通货膨胀率，不满情绪随后蔓延至学校、医院和法院等各行各业，“不满的夏天”如同一座大山压在特拉斯头上。
当地时间2022年9月27日，英国菲利克斯托港口，罢工的码头工人在正门外纠察。这一切都开始于她的前任、党内同僚约翰逊执政时期，特拉斯不得不承受选民对自己政党的怒意，反观撒切尔彼时，工党的卡拉汉在焦头烂额中“背锅垮台”，民众对新政府翘首以盼，1982年的马岛战争更令“铁娘子”威名远扬。事实上，撒切尔和里根的政策是不是真的有用在学术界并没有定论。诺奖得主克鲁格曼就将特拉斯的减税计划定义为“僵尸政策”，他认为特拉斯信奉的撒切尔/里根主义是“经济谬误”，并指出，过去40年中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除了令富人减轻负担之外对经济并没有实际作用，这些想法本应被相反的证据扼杀，但却像“僵尸”一样继续蹒跚前行，吃掉人们的大脑。当前英国的主要矛盾在于脱欧带来的市场收缩、劳动力短缺，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上层建筑调整却停止甚至倒退，不解决这些问题，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上台，英国首相也仅仅能成为大英的裱糊匠。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不知是否会有另一位首相组织公投重新加入欧盟，或者选择“一带一路”拥抱更大的市场？拭目以待。来源|观察者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