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之治天下，未有不以武备为先务者”，对于以骑射开国，武力得天下的清朝而言，强盛的武力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在故宫博物院众多收藏里，清宫武备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共计15000余件的武备文物中，归属帝王使用的大约占比20%，其制造技术和工艺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然而在中国，武备一直以来却是个较为冷门的文物门类。近期，嘉德艺术中心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崇威耀德——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武备展”，首次以“宫廷武备”作为独立主题，向观众展现清代军事及宫廷生活。
记者 | 陈璐
展览现场图在清代用于吉礼祭祀的武备中，乾隆皇帝十五年(1750年)钦定的吉礼随侍“神锋”佩刀无疑最有代表性。这把乾隆御制的“小神锋”是展览第一部分“礼遇天地”的核心。佩刀短小精悍，长约2尺，钢制的刀体却呈现出剑形的单刃，靠近刀柄处有鋄金，柄身竖向鋄银，正反两面用隶书分别写有“乾隆年制”“神锋”，木质手柄蒙白鲨鱼皮，正反竖向装饰着珊瑚、青金、松石。
关于“神锋”佩刀，有段有趣的考据故事。故宫博物院藏有两把“神锋”，根据清代记载典章制度类器物的《皇朝礼器图式》，这两把佩刀都出现了实物与规定不符的情况。《皇朝礼器图式》显示，乾隆十五年，皇帝下令打造了一把长约3尺的吉礼随侍佩刀。然而故宫博物院的研究人员却一直困惑于为什么院内会收藏两把“神锋”，并且它们虽然外形、装饰和铭文与记载基本相符，却又在长度和装饰等细节上不完全相符。
清乾隆 鲨鱼皮嵌宝石柄鋄金鞘神锋剑 长63厘米（图｜故宫博物院）
2003年，中国著名的刀剑收藏家皇甫江在法国军事博物馆，无意间看到一把与记载极为类似的“神锋”，他将藏品拍了下来发给了故宫博物院相识的学者，才终于证实了这才是图式中所记载的长约3尺的吉礼随侍佩刀。清光绪年间的北京风土掌故杂记《天咫偶闻》曾提及，乾隆帝有一把小神锋，长二尺余，御驾出行时由侍卫专人携带左右，平时放置在御座之侧，“顷刻不得少离”。故宫所藏的“神锋”正是乾隆皇帝的御前“小神锋”。实际上，乾隆帝在钦定制作吉礼随侍佩刀“神锋”的同年，还又下旨命内务府造办处打造了两把“小神锋”，其造型完全仿照了“神锋”，只是在刀身长度和宝石的镶嵌上略有区别。故宫藏有的两把“小神锋”，一把装饰有珍珠、宝石，另一把装饰有珊瑚、青金、松石。清代珍珠是权力的象征，而皇室使用的多为东珠，按规定东珠仅可装饰皇帝使用的三种佩刀,其他即使贵如亲王，也不得在佩刀上使用。而此次展览展出的这把镶有珊瑚、青金、松石的“小神锋”，从使用程度上来看更为常用。为什么一直以来会造成这种误解？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典章文物组馆员魏晨是此次展览的策展人，他解释说，“清代宫廷文物研究有个问题是很多时候文物和档案不一定对得上，即使确定是同一件东西，它的描述和实物也常常有区别。”六世班禅曾向乾隆帝进献了一把伊斯法罕弯刀，也在此次展览中得以呈现，这把弯刀的刀鞘包裹着黄色绒布，但档案中却记载它是紫色天鹅绒，“我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黄色能认成紫色，但可以肯定是这把。”“神锋”佩刀整体仿照了金川地区的藏刀制作，却奇怪地采用了剑尖造型，因为乾隆帝特意叮嘱制作时“不要刀尖子要剑尖子”。但“神锋刀”与“神锋剑”的称呼在清代档案中经常交替出现，其区别实际并不明显。在魏晨看来，乾隆十二年（1747年）皇帝开始平定四川西北部土司动乱的第一次金川战役，这一战是他“十全武功”的第一仗，打了两年，历尽波折，随后下定打造此把藏刀风格的“神锋”，可能“有纪念这场战役的意图”。但由于吉礼祭祀属于儒家的一种传统活动，剑相较而言更符合传统，这才有了这把造型奇特的“神锋”。那么，“大神锋”又是如何流落法国的呢？策展期间，魏晨查阅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资料时，偶然发现了份乾隆五十五年的内务府奏销档，一名养心殿的太监供述自己外出时丢了这把“神峰”佩刀。乾隆帝没有再命人重新制作，而这把丢失的“神锋”又是如何辗转来到法国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与第一次金川战役有关的另一件重要展品遏必隆刀。这把外蒙绿鲨鱼皮、紫呢刀套的刀，把上系一咸丰年制象牙牌，一面镌：“遏必隆玲珑刀一，乾隆十三年赐经略大学士公傅恒平定金川用过”；另一面刻有“咸丰”印一方，并“神锋握胜”四字。这把刀最早属于康熙初年辅政四大臣之一的遏必隆，遏必隆死后，刀进入了宫中。由于金川战事极为不顺，乾隆十三年四月，乾隆皇帝命大学士讷亲为经略，前往金川前线指挥战斗。讷亲是太师遏必隆的孙子，极受皇帝信赖，却因轻敌冒进，令朝廷损失惨重。震怒之下，乾隆帝派大学士傅恒取而代之，还将宫中收藏的遏必隆刀赐予他。乾隆十四年（1749年），为警示众将，皇帝命傅恒在军前用遏必隆刀将讷亲正法，震慑三军，以至士兵无一不以死相搏，为战事引来了转机。但为什么展柜同时展了两把类似的遏必隆刀？晚清小说《清稗类钞》记载：“相传遏必隆刀有雌雄各一，风雨之夕，辄现紫色，盖杀人至多也。”根据这段材料，魏晨在库房找到了另一把紫红色刀套的刀，虽然这把刀时期较晚，属于道光年间，但形制类似，刀刃上刻着“神锋制胜”，正好与“神锋握胜”互相呼应，与记载中所谓的雌雄合一相吻合。更有意思的是，遏必隆刀刀身上有个类似于奔狼的动物图案。这个图案最早源自于德国著名的刀剑制作城市帕绍，这可能预示着遏必隆刀的刀刃部分产于德国。不过，尽管五礼当中，吉礼位于首位，但故宫现存收藏中有关吉礼的文物却并不多。古代礼仪制度又称五礼，包括吉礼、凶礼、兵礼、军礼、嘉礼。吉礼和军礼与武备关系最大，前者即祭祀，后者为狩猎和阅兵。展览试图将祭祀、狩猎和阅兵涵盖在内。“我们基本参考的是乾隆皇帝的《大阅图》，”魏晨表示本次策展希望突破人们对于武备等于战争的传统认知，以礼开始，“国之事在于祀与戎，而祀又位于戎前。”也正因如此，展览名称从最早的“文修武扬”，变为“止戈为武”，再到“止戈”、“耀德崇威”，历经反复修改，最后才敲定为“崇威耀德”。而这一切，是因为展览希望展武但不言武，“中国传统观念讲究习武先习德，所以我们希望让观众的关注点放在一国之尊严，在德而不在威。”魏晨向本刊表示。《乾隆戎装大阅图》是宫廷画师郎世宁为乾隆帝绘制的重要清宫绘画作品。这幅作品展现了乾隆帝29岁时的戎装照：他身披金盔金甲，背悬箭袋，左手执马鞭，右手牵马缰，笔直立于马上。画中描绘的正是乾隆四年（1739年）高宗皇帝于南苑晾鹰台举行即位以来第一次大阅盛典时的情景。为展示大清国盛军威，乾隆帝把这次阅武大典办得极为威武壮观，还命郎世宁等宫廷画师亲临现场观摩，才有了这幅《乾隆大阅戎装骑马像》。清代大阅始于入关前的皇太极时期。到顺治年间，如何在太平时期保持骑射优势成为统治者首要的考虑问题。顺治七年（1650年）皇帝下达谕旨初定大阅制度，“我朝原以武功开国，频年征讨不臣，所至克捷皆恃骑射。今荷天庥，天下一统，勿以太平而忘武备。尚其益习弓马，务造精良。”并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明确规定为“三年一次大阅”，对国家武器装备军队士气进行全面检阅。乾隆前期，阅兵大典和一年一度的围猎都在南苑进行，康熙以后，大阅地点不固定，南苑、卢沟桥、玉泉山，或关外的多伦都成为其选择，并且也不一定以三年为限。清人画纸本设色乾隆大阅图卷（图｜故宫博物院）
共计四卷的《大阅图》的存在，令将近300年过去我们仍有机会一窥乾隆皇帝南苑阅兵的盛况：画中前锋营、护军营、骁骑营、火器营诸队分列，金、鼓、长枪、鸟枪、子母炮、神威炮等装备一目了然。展览的“阅武”部分，也试图还原了这一景象。“军礼包含的内容非常多，而其中大田之礼是指狩猎和阅兵。在古代阅兵和狩猎分不开，每个季节对应一项狩猎活动，然后天子通过狩猎来锻炼自己的军队。”魏晨说。皇帝大阅佩刀目前仅存五把，数量极少。大阅佩刀的称谓确定于乾隆时期，从设计到制造都由皇帝亲自监督，并以国家法典的方式确认其形制，是皇帝检阅三军和国家最重要庆典时的佩带之物。因此，大阅佩刀也成了象征国家社稷安全、皇帝绝对权力和武功威服天下的最高器物。如今，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把大阅佩刀是乾隆十三年规定的天字一号“錬精”腰刀，但作为一级品文物极少出宫展示。展览的“阅武”部分，设计师最初设想将“小神锋”作为最具份量的展品放在在中心的展柜中。然而对于魏晨来说，将吉礼跟大阅混为一谈并不妥当，但他又非常欣赏这个场景设计，最终选择了另一把与大阅有关的二级品文物——地字一号“太阿”腰刀。这把腰刀本设想会出现在展览第三单元，用以呈现其黑漆、牛角、嵌金银丝的独特工艺。铁錾龙纹柄黑漆金银丝鞘太阿腰刀（图｜故宫博物院）
地字一号“太阿”腰刀是乾隆十四年内务府受命打造的，乾隆帝本想在大阅时佩带使用，特别要求要做一把“牛角啇丝鞘腰刀”，但制作却耗时七年之久，直到乾隆二十一年才最终完成。这是由于乾隆帝最初对成品非常不悦，因为这把本该用纯钢打造的腰刀却粗心地使用了钢铁混合制作，导致刀身偏软。皇帝为此罚了内务府三人三个月的俸禄，还特别叮嘱他们重制的费用不允许报销。结果重制后又出现了个新问题，刀背太厚，无法入鞘，内务府不得不再次向乾隆帝申请对刀鞘进行改动。事实上，对于骑射开国，武力得天下的清朝而言，12代皇室历史留存下的武备极其完备、丰富。早期由于皇家宗亲大多会率军出战，即使皇帝本人也有亲临战场的经历，武备多为实战兵器，其造型趋向简洁、实用。到了乾隆时期，由于四海安定，加上皇帝个人的喜好，武备逐渐转向象征皇权的仪仗，工艺制造日趋考究、豪华，达到实用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专访“崇威耀德——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武备展”策展人、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典章文物组馆员 魏晨
“崇威耀德——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武备展海报
三联生活周刊：清宫武备主要集中在北京故宫和沈阳故宫，这两处收藏的差异体现在哪些方面？相对其他朝代而言，清宫武备收藏是否存在哪些特殊之处？魏晨：沈阳故宫建于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时期，所保存的武备文物总数量共约2000余件，与北京故宫所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首先数量上，北京故宫武备文物总数约在15000件左右，数量差异明显，但双方的武备文物种类差不多，基本都涵盖了所有武备门类；其次是时间跨度上，沈阳故宫的武备收藏时代偏早，保存了相当数量后金至清朝建国时期的武备文物，比如努尔哈赤的宝剑、皇太极御用的腰刀，很多甚至是清代皇帝为了表达敬天法祖的思想特意送到盛京尊藏的，就连北京故宫也没有；然后是文物的来源上，沈阳故宫武备文物的来源主要有原本的旧藏、北京故宫调拨，以及民间社会征集，北京故宫曾向沈阳故宫调拨过400多件武备，涵盖各种盔甲、刀剑、弓箭，丰富了其藏品类型，而北京故宫绝大多数武备文物都是清宫旧藏，极少是新征集的，而且历史来源也很丰富，有内务府制作、贸易、进贡等不同途径。八旗盔甲之一 清 镶黄旗盔甲 上衣通长74厘米，下裳长76厘米（图｜故宫博物院）
那么，我们在谈论故宫的武备收藏时，实际谈论的基本就是清宫武备，而且是以乾隆时期为主。乾隆时期国力昌盛，制作的多，保存下来的也多，工艺精美，品质上乘。相比其他朝代，清宫武备留存数量最多，尤其是盔甲和箭支最丰。同时还有数量较少的明代武备，时间跨度很小，主要以火器为主，再往前像宋元时期的武备则基本没有。三联生活周刊：这些武备文物主要收藏在故宫哪些地方呢？这些不同地点，会有不同的收藏用途吗？魏晨：平常的武备大部分会放在武备院，但有些特殊的武备也会放在其他地方。比如土尔扈特部回归时，曾向乾隆帝进献了许多他们随身的武备，因为路途艰辛，许多武备已经损坏，但乾隆帝命内务府将其修复后，放到了武备院和武成殿。其中带头人渥巴锡送的刀，乾隆帝尤其重视，配了木匣，保存在了乾清宫里。
乾清宫一般用来收藏特别重要的器物，因为乾清宫以前是康熙皇帝的住所，后来雍正和乾隆虽然不住在这里，将这里作为处理政务的地方，但仍然很重要。像康熙帝曾有方“敬天勤民”宝玺，代表着康熙帝的执政理念，这块宝玺就在乾清宫里。不过有时候皇帝也会根据这件物品本身的含义灵活处理，比如六世班禅送给乾隆皇帝的刀和腰带，就被安置到了佛楼里面。因为乾隆帝本身也信黄教，他会觉得基于共同的信仰，把这些器物供奉在佛楼里可能更适合。三联生活周刊：不知道可否从这些藏品中，观察到清宫不同皇帝对于武备的不同喜好呢？这可能与他们哪些独特的经历有关？魏晨：大概能看出一些。比如康熙皇帝使用的弓，基本上都在七力以上，所谓“一力”相当于现在的11斤。故宫所保存的康熙御用弓最高为十三力，而乾隆皇帝的御用弓以三力到七力居多。康熙皇帝自幼勤练骑射，臂力惊人，是其他清代皇帝无法比拟的，而乾隆皇帝虽然在骑射上也属于清代帝王中的佼佼者，但比起康熙帝还是逊色许多。另外比如櫜鞬，也就是装弓箭的袋子，康熙皇帝喜欢皮质的，而且偏爱黑色，简单大气、结实耐用，而乾隆皇帝更倾向于用缎制的，上面用金线勾勒各种花纹，然后镶嵌各种宝石，追求华丽。
清康熙 木花纹桦皮康熙帝御用弓 通长90厘米，宽67厘米（图｜故宫博物院）应该说乾隆更注重工艺性，这其中有个人喜好，也有历史条件的变化。比如乾隆早期的扳指也是用鹿角做的，用了很长时间，大概十几年，然后才改用的玉扳指。因为直到乾隆二十三年平定西域，才有契机将大量和田玉集中在宫廷之中，才有条件去追求这些。那么除去皇帝之间的横向比较，从整体上来说，清代皇帝对于刀的偏爱胜过于剑。故宫收藏的各种宝剑数量不足一百把，但刀的数量却远胜于此。乾隆帝在制作“天地人”刀剑时，一共做了120多把，其中宝剑只有30把，剩下的都是腰刀。这也能看出满族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对于刀的使用习惯和传统，相比于更具汉文化君子寓意的剑而言，他们对刀更为热衷。参考资料：
《帝国神龙——皇帝大阅佩刀考》，皇甫江，2017
排版：雨筠 / 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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