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低迷的公信力下，洗涮最高法院污名的著名公案
高院准备推翻罗诉韦德案，旋即掀起疾风暴雨般的抗议。反疫苗保守派的口号“我的身体我作主”，为何到了女性生育自主权就不适用呢？更讽刺的是，保守派大法官托马斯面对抗议浪潮时说：“这对自由社会是一种坏的预兆”，如果司法机构“只能给出部分民众想要的结果，否则就受到胁逼”，这是不能容许的。
他的话听起来深谙法治精神，部分民众啸聚大法官的私宅门外鼓噪，确实不应该。问题是此前部分民众啸聚华盛顿，胁逼国会推翻大选结果，只接受他们喜欢的总统，这对美国难道不是更坏的预兆？托马斯之妻维吉妮娅参加1/6叛乱，暴民明火执仗冲击国会，难道不是胁逼？大选前后维吉妮娅给前总统幕僚长梅多斯发过29条短讯，要他协助川普推翻选举结果，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莫非能够容许？
这个草案泄露，令最高法院越来越低迷的公信力雪上加霜。杰克逊成为高院大法官，正值这个敏感时刻。
杰克逊无法改变九大法官中的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比例。高院口碑最差的三十年代，九大法官中“四骑士” 极端保守，“三剑客”则支持罗斯福新政，另有两个大法官立场飘忽。而现在比例更加失衡，是6；3，就算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保守派立场比较温和，那也是5：3 。杰克逊的优势在于年富力强，她将会在最高法院服务很多年。她既是最高法院首位非裔女性大法官，还有拥有另一项历史记录，她是首位曾担任过公设律师的大法官。换言之，杰克逊是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成就了今日的自己。
何谓公设律师？美剧《傲骨贤妻》The Good Wife就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情节。一般而言，都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给新出道菜鸟律师，又或有志发挥余热的退休律师。不过，顶尖律师事务所和大牌律师也会接一些官司，费用全免，或只象征性收一点。被挑中的通常都是备受社会关注，而事主又无力承担律师费用的诉讼案件。这时律所金牌大状并非逐利，而是追逐名气与成功感，若说出于社会公义和责任感，也能成立，虽则有点煽情，却非全属虚言。
在美国，每个人（包括过境美国的外籍人士）都有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当事主无力聘请律师，有权要求公费律师为自己辩护。这项权利的法源来自《宪法第六修正案》和《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然而，公平审判作为基本人权，是经过不同种族美国人的共同争取才得以确立的。下面就是与此相关的一个公案。
白人小偷的故事
李安电影《与魔鬼共骑》故事发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密苏里河与密西西比河流过这片黑土，浇灌出许多人物与故事。这是马克.吐温故乡，《汤姆·索亚历险记》源自他的童年记忆；密苏里另一名人是杜鲁门总统；还有一个名字与司法文明标尺密不可分，他叫基甸(Clarence Gideon)。
《与魔鬼共骑》，图源：IMDb
基甸是白人，1910年出生于密苏里。他童年不幸，父亲早丧，母亲改嫁。他初二就辍学，14岁离家流浪，成了惯偷。成年后大部分光阴在监狱度过，全是盗窃罪。1961年，51岁的基甸再次被捕，此时距上次从监狱出来已有八年。那或许是他金盘洗手的八年，尽管不能确定。
这回案发，是佛罗尼达州巴拿马市港湾汽车旅馆自动销售机失窃，几罐啤酒、饮料和一堆硬币被盗。附近居民有目击者作证，看到疑似基甸的人手拿饮料，裤兜鼓囊囊的，可能装满硬币，此人坐计程车绝尘而去。基甸旋即被捕。
绝大多数人的心理倾向都不会信任前科屡屡的惯犯。这个目击者的口述故事和“疑人偷斧”的成语极为相似。典出《吕氏春秋·人有亡斧者》：“人有亡铁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铁也，颜色窃铁也，言语窃铁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铁也。俄而抇其谷而得其铁。他日复见其邻人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鈇者。”白话译文：乡下人丢失斧头，怀疑是邻家儿子偷的，便留意其行止，觉得对方走路的样子、神情、言语、态度，都很像行窃之人。谁知后来他在山谷找到了丢失的斧头。原来是他上山砍柴时不小心让斧子掉落山谷的。之后他再观察邻家儿子，其举止言行就再也不像偷窃之人了。
基甸案开审，法官问：“阁下准备好上庭了吗？” 基甸说：“没有。”法官：“为什么？” 基甸答：“我没有钱聘请律师。” 基甸请求法庭给他指派公设律师，被法官拒绝。根据佛罗尼达州法律，只有可能涉及死刑的重罪嫌疑人才会有公设律师协助。基甸惟有面对陪审团自我辩护，以他的文化水准与法律知识，简直不知所云。经过简短庭审，陪审团就裁定他盗窃罪名成立。鉴于基甸过往犯罪记录与不思悔改，法官判处该罪名最重的五年刑期。
基甸从监狱图书室借阅的法律书籍悟出，法官拒绝为自己提供公费法律援助是违法的。《宪法第六修正案》和《宪法第十四修正案》都赋予每个人公平保护的权利。于是他用铅笔在狱中囚犯专用信笺写投诉书，寄给州最高法院，要求人身保护。被拒绝受理后，他又投书联邦调查局驻佛罗尼达办公室，要求调查。亦被拒。基甸锲而不舍，1962年5月直接写信给美国最高法院沃伦院长，要求介入本案。
基甸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的案件既不复杂也不重要，但1962年是美国司法史重要的一年。这年民权运动正值洪峰。既往血泪洗不去的暗黑记忆化为燧石，磕出火星不单点燃一个时代，也照亮了有色人种以外的族群。
基甸案正是绝佳时机遇到的绝佳案例。最高法院为过去多个重大案件错判而饱受困扰，亟须筛选出典型案例来正本清源，洗脱旧时代的司法耻辱。于是这封语法与拼写有诸多瑕疵的信，就此进入了法典文献。
最高法院的蜕变
再把目光投注到三十四十年代，那是美国最高法院口碑最差的时期。九大法官当中各有派系，门户之见遮蔽了法律公正性。不幸的是，这个晦暗年代还未结束。
1938年南卡州《约翰逊诉采尔布斯特案》，1941年马里兰州《贝茨诉柏拉迪案》，官司都打上美国最高法院。案情与二十年后的基甸案大同小异，无非约翰逊被控使用假钞，贝茨被控抢劫。他们都被法庭剥夺了律师辩护的权利，皆因那两个州只有重大刑事罪才会有公派律师。
最高法院对前一个案的判决是六比二，另一票弃权，约翰逊胜诉。但判决书只说所有联邦法院要遵守宪法，赋予犯罪嫌疑人得到律师协助的权利。但没有言及州郡地方法院。至于后一个案，最高法院六比三判贝茨败诉。判决书写道：“宪法禁止不公平审判。在特定情况下，没有律师的审判并不意味着不公平，有独立主权的各州拥有制定公设律师法规的权力，即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才可使用公设律师。”
最高法院是国家体制三足鼎立的重要支柱，从来就不是单纯司法机构。它拥有宪法释法权，理应担任社会改革的先导，遗憾的是它并非总能胜任。这个混沌期直至大法官“四骑士”为首的麦克雷诺兹老迈多病退休，昏暗的司法之灯才渐趋明亮。
然而，打扫混沌时期的落灰需要时间。基甸的案件正是拂去浮尘显现出来象征符号。
1963年一月，基甸案在美国最高法院开审。佛罗尼达州司法部长雅各布出庭强辩：“基甸案发生在佛罗尼达州，按照本州法律判决，与联邦无关，联邦也无权干预。佛罗尼达州法律规定，只有被起诉死刑的嫌疑犯，才会得到州政府公费支付的辩护律师。如果这个传统被否定，数以千计的佛罗尼达州在押囚犯，将被逼释放，治安将严重恶化。二十一年来，本州严格遵守最高法院《贝茨诉柏拉迪案》判例，并无不妥。”
基甸的公派律师福塔斯反驳：“一个没有受过法律培训的普通人，不可能对抗专业检察官。没有律师协助的审判，对被告就是不公平，更明显违反《宪法第六条修正案》的律师协助权利，以及《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公平条款权利。”
福塔斯是个平庸律师，即便其后当上大法官，也庸碌无为。但他遇上时代更迭节点，连对手也不经意道出此案要害，二十一年前是什么概念？历史该翻页了。最高法院深负此前斯科茨伯洛男孩案、约翰逊案、贝茨案的罪恶感，遂以九比〇的裁决，宣布基甸胜诉。
布莱克大法官执笔的判决书首先申明，二十一年前的贝茨案裁决，是最高法院充满岐见与分裂的产物，极具争议。他进而写道：“政府花费巨资聘请优秀律师起诉犯罪嫌疑人，嫌疑人一样希望有同等费用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国家法律与州级司法无不规定，被告与控方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别的国家，政府不为穷人提供公费律师，因为他们不认为那是公平审判基本准则。然而在我们看来，必须如此。”
最高法院沃伦院长对此裁决举手加额，叹曰：“我以为有生之年看不到推翻贝茨案的判决。”他再次强调：“最高法院不能奉行把富人穷人区分开来的双重标准。”
案件发回佛罗尼达州重审，这回基甸得到免费律师协助，并成功洗脱罪名。时任司法部长的肯尼迪（总统之弟）就此发表感言：“如果基甸不在狱中拿起铅笔给最高法院写信，如果最高法院嫌信件太多而不读，那么我们的司法体系将不会有效运作。基甸写了信，最高法院也读了。由此基甸得到公平审判，他为未曾触犯的罪行坐牢两年后，不仅重获自由，更彻底改变了我们国家的司法史。”
佛罗尼达州慑于高院判例，主动释放了超过两千名在押囚犯。各州相继跟进，事实表明治安并未恶化。基甸案后，全美执法人员拘捕嫌疑人除朗读《米兰达权利》，还加上：“你有寻求律师协助的权利，如果你没有经济能力，法庭会为你委派公费律师。”如今全球有三十亿人因此受惠，影响无远弗届。
一个微末人物由历史性判决而青史留名。1972年基甸癌症去世，遗体运回密苏里安葬。美国自由联盟在他墓前立碑，刻有基甸一句话：“每个时代，都会找到为人民改良法律的事迹。”
这是泪水浇灌出来的果实——当自由都被剥夺，你还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赖有勇者贤者抗争不止，才使公义不泯。这个历史进程并未结束，当下最高法院又陷于公信力低谷，各种价值岐见磕碰出眩目火星，美国仍在不息的纷争中继续蜕变，人类文明也在坎坷跋涉中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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