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琳 | “中件”在场所营造中的作用及其策略性思维 | 知识锋云

“中件”在场所营造中的作用

及其策略性思维

“Mid-Ware” – Its role and strategic ideation in  place making

清华大学建筑学学士硕士、柏克莱加大建筑学硕士、剑桥大学建筑学哲学博士、英国皇家特许建筑师

Director, Oval partnership Ltd and INTEGER Ltd

历任香港中文大学兼任教授、清华大学文创院特约研究员

成都远洋太古里、1 Hotel Haitang Bay、Innhouse等国际获奖项目的负责人；殊荣包括RIBA国际建筑奖、WAF大奖、ULI全球卓越奖、 DFA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大奖、ACWF/CCTF中国儿童慈善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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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什么是好的城市场所？城市中便利的交通、安全的环境、富有活力的街区、丰富多样的文化、可以共享的公共领域，都是重要的构成要素。好城市场所，不可能凭空塑造，她犹如掌纹，含纳历史与当下，受到存在之力的制约。对城市发展的洞察，在变迁的大众意识、市场力量、管治政策、文化观念、技术革新、气候环境、规划理念等因素下，如何形成发展的凝聚策略。

城市及其场所错综复杂，对于过往城市观念的简要审视和对那些具有持续活力的场所的观察，有助于我们讨论在当代社会环境中的城市发展及其场所的营造。

阿哥拉（希腊语：Αγορά）

古希腊以及古罗马城市中经济、行政、社交、文化的中心

两千四百多年前的阿哥拉(Agora), 作为古希腊城邦(Polis)的公共汇聚场所，是开放的城市广场和心脏，兼具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意义，既是观念流通之地，也是活跃的摊贩市集。 

沃克斯庭园 ( Vauxhall Gardens )，1790

十七、十八世纪的沃克斯庭园(Vauxhall Gardens), 是伦敦百姓花些小钱便可以享受愉悦的花园式城市公共娱乐场所。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在他1667年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一城市空间的诱人之处。

田园城市平面图 ( Plan of  Garden Cities )，1898

上个世纪初依照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理念规划的场所，基于对工业革命城市环境的反思，针对城市规模、结构、密度、环境开展变革。“田园城市”形塑了亲自然的欧美城郊街区，比如伦敦近郊的汉普斯特德(Hampstead)、纽约林丘田园住宅区。多数的田园城镇，最终变成了现实世界里舒适却平淡的郊区住区蔓延，经济也并不自主独立，还是要依靠附近的大城市。

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Columbian Exposition），1893

“城市美化运动”( City Beautiful Movement)，将美学、秩序、和谐、城市公园，乃至“美丽都市规划”赋予城市场所，美化运动的遗产留了下来，固然令城市增色，但却有其经济、社会的局限性。

光辉城市 ( Ville Radieuse )，1933

上世纪二十年代“光辉城市”(Ville Radieuse)倡导的场所，讲究功能、效率、系统对环境社会问题的解决。问题是，公园里孤立高耸的建筑，缺乏尺度和超级街区带来的空旷空间，都市功能的区隔，从战后大片新城发展看，是理想性的创造性场所破坏。

城市意象五要素（5 Elements Forming the Image of City）

林奇的城市的意象(Kevin Lynch, The Image of the City)，构建了城市物质空间元素和感知之间的关系，了不起地将人和周遭世界连接在一起，这对于场所营造的环境心理和意象构建，甚为重要。

模式语言（a Pattern Language），1977（左）

城市并非树形（a City is not a Tree）,1965（右）

亚力山大的模式语言(a Pattern Language, Christopher Alexander)，让我们理解场所感知出发的重要性，以及人、建筑、场所的彼此作用的造物化学性；而城市并非树形(a city is not a Tree)的论述，阐述了系统网络彼此关联的重要性。

珍雅格 (Jane Jacobs)的城市场所，以实质的地方和地平面的视野，就在生活化的社区里得到启发，提醒我们密度、混合、多样、历史感存在的重要。

佛罗里达州Seaside小镇平面图

the Seaside Plan , Florida, USA，1980

新都市主义(New Urbanism)的场所感，带回具有人性尺度的社区涉及准则，也诉说着建筑是为了街道和邻里社区而建的初衷。

时至网络社媒成熟的今天，数字场所营造(digital place making)像显影液一样让城市实然运作的密码显示出来，我们发展着新的工具去重新研究和认识城市。人和场所网络的数据分析，能够以定位智慧，应用在城市场所的设计及策划上。

当我们回顾都市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历程，历史上的观念影响我们对城市场所的认识和实践。时至今日，城市的发展，有时产生的问题怕是多于解决的问题。柯布西耶1925年夷平巴黎塞纳河右岸的“瓦赞计划” （Plan Voisin），所幸没有推行。不过在其它的地方，却没有那么幸运，老区被铲除，新城却是毫无生气的单调城市空间，拥挤的交通、污染和噪音、贫富城区的分离，在激进的现代城市发展观念和新市镇开发的雄心大计下，城市真的能变得更好吗？当需要确认新的计划到底会呈现出什么样结果时的迷惑，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好的城市场所的生成，并不理性单纯，无法被简化，也没有一站式的灵丹妙药。

历史上的观念影响我们对城市场所的认识和实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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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城市

“东西要发生作用，就要嵌入活生生的社会关系脉络。” (Walter Benjamin, 1934)

今天的城市人，恐怕不会也没办法对奧斯曼或是柯布那种大型都市计划照单全收。了解地方、民众、城市经济、社区转化的导向，看清城市复杂体系中的所谓“生态系统”和“化学反应”，可以有助厘清城市发展中的众多“关系”。与“规划”城市相反，所谓的“正常”城市，更需要谈及城市发展的实然面。

“正常”的城市中有其现实的机制和复杂的运作。面对今日错综的都市发展议题，政府、投资者、企业、民众等实际需求面，不能被忽略。僵化的“规划”往往忽略不断变迁的文化、社会、市场和经济力量，剥离并净化不同功能如文化、商业、公共、社区的有机关系，对城市所造成伤害难以弥补。

那些迷人的购物大街、热闹的市集、城市里的公园、闲适的滨水步道、诱人的娱乐区，都表达出都市需求面的多样性及其产生的活力，也反应出当我们全面考量社会文化、经济、环境效益这三方面目标时可以达成的最佳成果。与“一厢情愿”相反，这些“正常”的城市场所的目标是，通过积极场所营造和地区发展，为区域创造价值，令到人性化的城市环境、经济和社会，得以更为长远的可持续发展。

对场所营造可持续性的综合理解包含环境、经济、社会三个方面

© 郝琳

在环境上，是鼓励更具想象力、多样、互动合作和启发性的场所达成的过程，营造更为宜行、宜居，通达性更好和环境友善的社区。让社区富于想象力、开放、真实，成为大众渴望融入的场所。这意味着，空间(space) 需要转化为场所(place)和值得信赖(credible)的地方。

从经济的角度看，场所应是促成活力和合作，尤其是一起生产知识、观念、价值的地方。在哥本哈根无数的场所中，日常的环保生活方式连接带动了高价值的生活绿产业；再比如，文化城市的进程中，生活方式与文化生产和消费产业紧密结合。

从社会的角度，让场所成为既是社会交往的空间，也是个体成长的空间。年轻人涌入大城市或是青年返乡，“地方”为他们筑起新的家园和创造就业探索成长的机会。都市或乡村中的热点地区，也往往是社会性和文化创意的场所。

城市的重要功能是其凝聚力

面对融合发展的可持续城市政策，已是全球趋势和政策导向。比如，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UN-HABITAT) “规划可持续的城市：政策方向”报告就提出，“在世界许多地方，城市规划体系很少改变，而且往往导致了城市问题的出现，并没有起到改善人类生活和环境的作用。在世界大部分地区，目前的城市规划方法必须改变，且应找到城市规划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新角色”。报告特别提出可持续的机制，“城市规划应以这样的方式在体制中定位，即允许它在通过反应和协作过程以及公共部门政策和投资空间维度上的协调等手段来创造城市投资和谋生机会方面发挥作用”。

应对城市发展模式面对的威胁，例如大多数城市所面临的多样化管治需求、不断增加的社会两极分化、经济与产业转型、城市化和人口变化、重压下的城市资源和生态系统等等，欧盟就提出“明日之城”( Cities of tomorrow: Challenges, visions, ways forward, EU) 及“可持续凝聚城市政策-2020 年及以后” (Cohesion Policy for Integrated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Beyond 2020) 等政策报告，其中清楚指出，城市和她的未来应是绿色生态的环保再生之城，多样化、和谐并对不同的群体具有吸引力, 有机制培养社会创新和文化间的共有知识。城市更新计划务也需要把教育、社会凝聚力、经济发展及环境保育等考虑结合，同时建立多元的伙伴关系。

《规划可持续的城市：政策方向》和《明日之城》等政策性报告，提醒我们城市规划机制的改变及其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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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起来的都市场所

凝聚起来的都市，需要黏合的是众多参与方的协作(collaboration)、共识和共创。

城市发展过程中各方扮演的角色众多，利益、看法、经验通常未必一致。好比“生态系统”，如果各持份者能够相互沟通、彼此给予支持和养分, 转化异议成为共同的愿景，那么就有助于推动区域可持续改变的进程和社会互动，创建对参与者具有意义的环境，乃至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文化价值。

好的城市场所，除了注重合作机制，通常也需要积极回应发展中的主要因素，诸如临界量（Critical Mass）、功用的组团与混合、公共空间质量、通达性、特定建筑物的规模和位置、历史建筑和遗产设置和再利用等重要议题。当场所置身于老区或是悠久的历史场景中，处理它与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以产生独特的地方感，也是发展的重点。既有历史片区的结构（有时盘根错节）往往对新的发展提出挑战，如何将“文化资产”嵌入场所发展策略，让新和旧得以融合且自然地相映成趣。

好的城市场所需要积极回应发展中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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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营造的关键因素，往往涉及更广泛的范围，比如包括邻里和更大区域中的热点和热度（Point of Interest, POI)、周边经济、公共领域的联动等。因此，与更广泛的周边地区的联系和公共领域的管治(Governance)，往往是场所规划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物理层面上，场所需要在建物和街道之间建立简单易读的层次结构，并提供清晰的发展逻辑。它需要具有化繁为简、深入浅出的导引功能(Navigation)，可以将多样性需求纳入其中。 场所需要与其周围空间的质量和复杂性相平衡，“软”规划不但融合其边缘的条件，而且也可以尽可能促进而不是抑制周边地区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这些关系，包括历史和文化的关系，是场所的核心。

伦敦霍克斯顿(Hoxton Square)生机勃勃的 “生态系统“

© 郝琳

伦敦国王十字区 (King's Cross)都市更新中

繁复的参与方及其协作的多样性和复杂度

难怪Peter Bishop称之为”政治“

举个伦敦霍克斯顿(Hoxton Square)的例子，我们在这个区工作的同事做过区域研究，整理出了该区的“生态地图” ，马戏学校、社企、艺廊、烘培店、酒店、夜店、造鞋厂、大学宿舍、小学、独立电影院等等。年轻的创造力群体特别是艺术家“聚集”在这片生活质量和文化活力不断高涨的地区，承继了此区蓝领文化的形式和作业，孕育了该区去工业化后跨界融合的城市文化地景、特定美学和态度，重构并推动了本区文化资源、空间环境与产业价值的提升。这样的新文化地景和都市场所，适应了后工业时代伦敦变迁中的许多生活方式和投资重点。

充满活力的霍克斯顿广场(Hoxton Square)

简而言之，像伦敦具有活力的霍克斯顿、柯云花园(Covent Garden)等区域的发展与更新，需要是开放体系的一部分，这种开放和灵活性允许发展根据当地市场条件以多种方式构建稳健的计划。从长远来看，它还将使该地区的个别部分，最终得到更新、重建或是保育。场所营造，当然也需要结合财务上的考虑。它的愿景，源于客户、专业人士、政府、广大公众的期许与健康对话。像伦敦国王十字区 (King's Cross)的更新项目，这样大规模规划的磋商，艰难而旷日持久，融入了无数的持份者，包括开发商、建筑规划师、政府、私企、社团、不同的政党。Peter Bishop的著作Planning, Politics and City-Making: A Case Study of King's Cross详细描述了项目众多的参与方的协作的多样性和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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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营造的“中件”

城市场所的发展，反映了城市功能转变的趋势。汲取大量新城开发失败的经验和教训，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的欧美和亚洲各国，把复更城市机能、优化产业结构、改善人居环境和生活质素、促进经济活力、加强都市吸引力和创新力、增进公共利益等城市政策及营运配套措施，作为城市更新发展的主导策略，注重混合发展、遗产保育、现存场所的翻修和局部拆卸重建、文化导向等。在这类的城市更新中，往往不是单方，而是各维度的合作，特别是当涉及较大规模的情况下，往往需要过程更为繁复且为期甚长的合作机制。

场所的发展和“协商”，需要感染力强且有韧性的故事。从始至终，故事带动着很多不同背景和想法的人沟通。一个简单有力的叙事，往往是最有效的沟通模式，让大家都可以暸解并参与到建设和未来的发展之中。如何集合文化、历史、趋势、社区、空间、营商等议题，把故事演变成发展的意义、潜力，乃至品牌和灵魂，并且籍由故事达成具有人性化的发展介面，促进人与人的交流，搭建共同创意的平台。这意味着设计目标和设计本身，就需要是“开放的平台”。开放，并非仅是城市空间的物理面向，更是建立开放的运作机制，为场所中的参与者，比如文化生产者、文化消费者，提供舞台，提供开放的发挥机会，同时也为市民提供可以建立社会交往的社区网络空间，共同促进可持续增长的文化价值创造和文化资本提升。这样的平台，应当是人的“尺度”，对人友善的沟通环境。它是宜行的空间(Walkable)，也是大众发现和探索城市的创生空间。以丰富的场景和开放平台，大家都可以有机会创作自己故事，观念在平台上串流整合，促成线下实体和线上社交媒体这两个层面上的互动共鸣，擦出创意与知识的火花。

开放性的“平台”，是关于介面关系，不是指“硬件”。其实，我们的城市场所，往往不缺城市设施这类的硬件。软件的基础，比如历史、传统、人才等要素，也往往具备。问题是，当文化这样的“软件”以硬邦邦的连结或转化为硬件时，总是缺乏弹性、多样性、公共性，变得可能没文化、没故事，那么就还是只没握在一起的左右手。

打个比方，在IT界有所谓的中间件(middle-ware)，又称为中介层。简单讲，那是一类提供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之间连接、便于软件各部件之间的沟通的软件；应用软件可以借助“中间件“在不同的技术架构之间共享信息与资源。

具有类似意义，本文中件(Mid-Ware)理念的提出，是要建立起环境中的硬件和社会文化价值等软件界域之间彼此亲密而非抽离的关系，比如，相对于营造意义上的“硬件”和运营管理这样的“软件”，中件关注的是粘合中的社交结构、需求导向、平行合作、知识生产这样的解方。中件，不是物件，不是具体的设计语言，不是建筑物，而是”设计过程的整合方法和思维方法”，它有点像联盟(consortium)、介面(interface)、合作伴侣(partnership)这类的意义。需要提出的是，中件思维的出发点是策略性的，而不是全面性的；是弹性的而不是以终极状态为导向的；是以行动和实施为导向；是以利益相关者为主；是反映正在出现的城市问题。

 “中件”，是一种策略性思维和价值组织方法，它的提出有助于创建对人们有用且具有实际意义的环境，以促进社会互动，并改善社区的生活质素和价值增长。面对未来，我们需要超越以往文化填鸭式的更新策略，反而需要对文化产业及其生产的模式作检视和创新，以确保文化生产者及整个生产过程能够得到积极健康的发展。场所创生，也不仅仅是公众拥有这处地方这回事，它更意味着汇聚的知识，情感的交流与共鸣，以及从中得到的成长经验。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人看人” 式的观察对方(people seeing people), 而是到实体会面、与人相处，再到相互沟通交流、交朋友（people get together with people）、公共论坛。好的城市和场所，促进我们聆听学习和表达自己的看法，并找到彼此。更为社会性、文化性、知识性、可持续性的面向，引导我们对中件的思考。下文笔者先从重整任务书，参与机制，第三层介面，故事及传播，文化社会创新的角度，剖析这五点作为中件的策略和方法。

”中件“平台的主要功能角色之一，是如何与持份者、主要参与方和利益相关方，分析并建立发展的策略性规划远景和定位，包括创造价值增值的概念，与相关方沟通发展的故事构思，“任务书化” 多方需求、行动议程、资源整合、发展重点等议题。主要的议题应当包括：评估及规划项目的资产与发展战略选项、发展模式的定位及可行性；协助持份者发展项目的服务组织框架；依据持份者需求和场地潜力，检视并发展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建造和管理策略目标；通过叙事规划、需求导向、海量数据观察（包括发展区域的业权、人口、用途、交通、动线、分区、文化历史资产等）等创新手段协助持份者对开发价值和财务敏感性的决策；协助持份者制定稳健的发展计划；协助持份者为架构发展的”资源网络”以利”知识设计“。

因此，所谓的“重整任务书”，就是强化所谓的第“零”阶段。这一阶段是“总体规划”重要的起始部分。良好的”总体规划”，能引领发展进入到可以健康持续的管道。如果没有这种清晰性，我们将很难协调众多潜在的持份者。实际上，如果没有控制土地、动态资产和财务的能力，总体规划往往是异想天开。总体规划必须在发展的更前期指导发展，并需要弹性的框架以应对外部条件的各种变化，比如足够灵活以适应市场变更。“任务书”需要开启而不是关闭未来的可能性。好的总体规划和“任务书”需要那些真正了解“行情”的持份者、专业人士以及广大公众之间的持续对话，这也需要容许用时间和更为具有洞察力的新工具来巩固。这样的工具，比如类似WIFIPIX 这样的群体画像，Footfall 流线流量、微气候、需求端模拟等。当然任务书化，如果是基于对先例的经验教训以及如何应用它们的深入理解，也会有所助益。

RIBA Plan of Work 强调”第0阶段“。

策略性的“任务书化” 考量多方需求、

行动议程、资源整合、发展重点等议题

数字化场所营造 (digital place making) 通过

更具有洞察力的数字手段洞察并改善场所

© 郝琳

重整任务书的开放性

© 郝琳

二十一世纪以来，年轻世代群体，伴随网络成熟、社交媒体、社区意识、文化保育意识的崛起，场所营造中强化了“属于我的城市空间”的面向。新世代群体，有更多的自主自觉意识，更多的选择机会和流动性。城市生活环境的创造、氛围及感觉对他们选择在什么样的地方工作生活，有极大的影响。这些年，我们也看到，“属于我的城市空间”的意识，亦是经由社交媒体和网络世界，推波助澜。场所包括建筑，乃至城市空间，正如Paul Goldberger的观察，已经不再能定义我们所有的公共生活，不再是公共经验的唯一舞台。所谓“魅笔生城 (ghost writing the city)”，也是指社交媒体网路空间，城市中的“人人之众“及意见领袖，聚集的创造力，就像篝火（Camp Fire）模式一样，对城市发展和场方营造的推动，不容忽视。

围绕着篝火(Camp Fire)的模式，

古老却十分有效的众人参与机制，以平等的方式产生观念与传播

属于我的城市空间，促进了“魅笔生城“， 

也让我们反思自上而下、英雄主义、操控、唯专业的场所营造模式

Jeremy Till曾经提到，“参与性”正在挑战我们职业中的某些特质，比如自我英雄主义、操控、专业技能。“参与性”正推动我们职业转向更具社会面向和合作性，外向地接纳知识，并由此产生社会知识 (Distributing Power: Jeremy Till on the Complex Necessity of Participatory Urbanism)。

著有“融合文化”一书的Henry Jenkins强调(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社交媒体，产生和强化了媒体体验，促进了社会粘合、创意和学习。和坐在那里看电视不同，网络主导的世界，你一言，我一语，我们既是作家，也是读者。没有人明瞭每一件事情，但每人都可以就议题提供想法。线上知识和文化聚汇，相对于传统的线下汇聚，让原来本已绝缘的各种社会网络和人物，上下活跃起来。临时世界，快闪场所、抖音故事里，社会层级也被打破。场所，不论上下，是人人的舞台与创作空间。需要强调的是，在这样的趋势下，营造一个有能力和网络互动，促进公众参与，并充满兴趣点POI的线下实体场景，因此反而变得尤为重要。以实体场景地点的人和事为基础，在线化营造数字社区；反之亦然， 通过社交媒体的公共话题，集思广益，持续带动线下社区的改善。通过互联网营造既亲近又高流量的社区“公共生活“，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这才是未来的趋势。我们说的是一种无缝的数字社区生活方式，含纳线上分享和线下体验，是高度参与性的“我的社区”建设”( i community construction)。

Michael Batty在他的”创造未来城市Inventing Future Cities”著作里，也讲到，这样的资讯网络，重塑了城市的传统功能，城市成为一个交换和创新的场所。我们将无法预测未来的城市，却可以创造它们，而创新的过程，反而更重要。他在”新城市科学the New Science of Cities”建议我们了解城市，不仅仅简单地视为作为空间场所，而是网络和流的系统 system of networks and flows。他指出，欲了解空间，需了解“流”，欲了解“流”，则需要了解“网络”，那些构成城市系统的“东西”的相互作用关系。

“中件”的作用，是促进场所中不同成分的粘合、不同属性的跨界，以及空间作用中的弹性。智能手机中的各个Apps，就像生态系统一样彼此关联；融合步行和交通缓静化(Traffic Calming)的混合式街道，兼顾了更人性化的城市需求；公私领域，通过公私营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 可以更好地携手打造公共空间；场所中的所谓的“松件(loose-fit)”、 “散件 (fractal)”、”湿件( spongy)”、“附件（accessory）”、“临时性 (temporal)”、“插件 (plug)”、“闪件 (pop-up)”，正在塑造更具灵活性和活力的场所。

第三层介面，是相对于更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建筑结构、围护结构这样比较固化的第一、第二层而言。第三层介面是“去核化”、更可介入性的人性化互动界面。街心花园、外摆的座椅、一片特别路面铺设、店外支起的遮阳雨篷、路上设计精良而多姿多彩的广告牌、指示标志、户外的艺术小品、临时的摊贩售卖亭、可以移动的盆栽、围栏、街灯、节庆时的彩饰花灯、迷你访客信息中心，都属于第三介面。它们缝合、修补、穿针引线，强化着街道的种种关联、体验和“逛”的城市探索乐趣。

第三层介面的人性化界面，

缝合、修补、穿针引线，

强化着街道的种种关联、体验和“逛”的城市探索乐趣。

© 郝琳

这样的设施，是人的尺度，往往不是孤立地彼此相望，而是各方的合作。它们有弹性，且是众人能够参与的语条。它们不是拔苗助长，而是自我讲述意识的呈现、是自己照顾社区、深耕社区、慢慢扶植。比如，街区里的店家们，在第三层次的意义上，都是”场所的营造家(place-maker)”。在城市繁华的街区里，成百上千的店家，都是街区的设计师，千姿百态的里里外外，往往是都市的魅力所在。

第三层介面，与”至简主义“恰恰相反，反而是烟火气、家常感、土生土长、琳琅满目。它优化区內的公众环境和毗邻的公共空间，有助于改善街道的景致，改进交通和行人道，而且尽用口袋或废弃空间，提供更理想亲切的生活环境。第三介面，也有助于活化旧区，改变形象和重新定位，推广区內的本土特色和对传统的认知，历史和文化传统，结合成现代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以吸引居民、游客客和商业发展等。

第三层介面，还可以是衍生出来的城市文化探索，比如历史文化走廊、单车专行线、生态小径， 比如，香港的孙逸仙径。第三介面，也可以是场景里的活动组织和管理，或是节庆时的呈现，比如切尔西花展(The Chelsea Flower Show)。这样的介面，也可以是同步出现在串媒体里的“城市空间”， 比如，这两年多来疫情催生出来的线上城市探索。这些线上介入，通过微博、播客Podcast、微电影、纪录片、微小说、历史书、动漫、电游、流行歌曲、部落格、绘画等媒介平台拓展着城市“空间”组构和呈现。

城市街区里的快慢线和历史文化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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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Covent Garden 和Kingly Court 场所中丰富的介面、活力和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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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都市与建筑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就是它的故事、能够产生的意义和传播性。用情感和“相关性”来表达想法并传递出去的能力，是“中件”的核心“技能”。讲故事，是将想法框定为一种叙述的行为，以告知、阐明、启发。讲好故事很可能自人类语言诞生以来就已经存在了。知识、意义、道德的传递，通过这样的方式，流传下来。想想水浒、三国、哈利波特，具有感染力故事的核心，往往是人物、个性和事迹；讲的故事，不仅是“做的事情”，更呈现出“我们是谁”。

之所以“故事性”是“中件”的关键策略，原因是“故事”会有效地链接黏合场所和场所中的人与事，能贯穿过往的文化、历史与经验，帮助发展视野、沟通策略、体现文化，从而围绕共同目标开展合作。故事要“真”，与地域融合，是那些能将地方的记忆和特别的时间、空间组织起来的内容。比如，南方“榕树头”下，民众聚在一起“讲古”，故事的力量如同涓涓细流，承传过去的集体情感和记忆，也穿透展开新的集体愿景和行动。

故事和讲故事，作为人所共通、共享的“蓝图”，将 “地点”转化为拥有意义的“场所”。开放性的创意与空间营造，需要故事去激发当地的意义，重新发现被忽略的社区，激发原本生活的骄傲感，珍惜并激活文化资产，试探新活力的可能性。过程里，往往也需要团结新成员或外来移民，带来大家新的故事，促成共创导向的创意机构，或营运公共领域，带来可以稳定且持续生长和变化的“地方”。日本濑户内海的复更，就是在地故事与介入的艺术力量的高度融合，通过策展将“原生”的文化自然地理与当代艺术旅游活动富于活力和意义，“使瀨戶內海诸岛重新恢復昔日自然与人类交相辉映的盛況，让濑戶內海成为全球所有地区的”希望之海’”。

讲故事(Storytelling)的魅力，在于有效地链接黏合人与事

Setouchi濑戶內海复兴的故事，在艺术祭的布告上

精准地表达出了 “在地人讲故事”的意义

在操作上，“大故事“作为叙事框架，其故事线往往松散、缺乏操作性、不亲民，比如世界观、宗教教义、主义信条等等。宏大叙事，需要转化为日常话语；场所营造，更需要切实可行的“小故事”。在城市的街区里，大市场、大马路、大人物、大建筑，大广场，反而需要转换为小市场、细马路、微生活、小人物。小，是大家伙儿都能够参与的尺度和价值，是“共创”的思维，人人都是 “说书人”。

丰富着场所的这些小故事，可以结合所谓兴趣点(POI)的概念。要想成为POI ，特色的故事是开始的基础，也需要与具体的地点相关。比如，锣鼓巷的兴趣点群落，是发生在深具地方感的老北京胡同和四合院里；香港大南街或台北大稻埕衍生出的新“景点”，就是依托当地老街坊的传统产业。

香港大南街上衍生出的新“景点”，

依托着深水埗老街坊的传统产业，见缝插针

© 郝琳

台北迪化街里的小艺埕、民艺埕、学艺埕、合艺埕、众艺埕等

通过多样性的话题建置和内容进驻，

带你发现都市成长的新与旧的融合与故事

场所里的故事和兴趣点们，这些年结合网络大数据以及定位系统，不仅仅是数字地图上的门牌号码和打卡地，也是线上社交媒体里讲不完的故事。故事、POI (Point of Interest) 及其密度，往往代表着价值高地（或是潜在的价值遗漏点）。试想，如果那些面向文化消费和文化生产的企业可以置于高密度的POI区域（或许可以称之为兴趣区域Area of Interest），那么它成功和成长的机遇就会很高。另一方面，故事，也在场所营造和区域转变中，培育、设计、促进、传播着POI及其生态网络。

城市中密布的热点及其多样性。

能够看出，这是城市中充满活力的区域和价值高地

© 郝琳

关于如何更成功地创建和传播故事和POI ，沃顿商学院市场学教授Jonah Berger《CONTAGIOUS：Why Things Catch On》一书中的“Six STEPPS”值得借鉴。Jonah总结出了让传播内容具有病毒性的六大原则：Social Currency（社交货币），Triggers（诱因），Emotion（情感），Public（公开），Practical Value（实务价值），Stories（故事），简称STEPPS。

从场所营造的意义看， “Social Currency社会货币”的意思，就是我们总是会分享让我们看起来不错的东西。人们都喜欢给别人留下好印象，喜欢别人认为他们聪明、有趣、有知识，所以最好能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点。比如我们可以让场所发掘内在的特点，彰显产品不同凡响的地方，让人们愿意谈论，好比环保生态的特色；亦或是介入和利用游戏机制，比如熟食市场中的比拼意识；稀缺、排他性也很重要， 比如独特的历史文化提供。

“Triggers 诱因”是说如果想获得长久持续的社交传播，成为人们很容易想到的事物，并触发谈论，就需要把内容的推广与人们生活环境中的常见元素相联系，比如，书中讲到KitKat最开始和立顿奶茶和雀巢咖啡摆放在一起。

“Emotion情感”，场所需要激发情绪，所谓“高唤醒型”（High Arousal）的情感和道德，更能让人们忍不住去传播，比如场所是否可以取得当地社会的认可而成为引人自豪的城市骄傲。

“Public公共”，强大的故事，对我们的集体想象具有支配力，鼓励设计一些具备公共性的內容，制造一种行为滲透力和影响力，比如，有机农夫市场、社区群力营造展，“请坐Please Be Seated“这类的公共装置，都是关于“我和许多其他人正在这样一起做”。

“Practical Value实际价值”，是指具有与大家共享的实际用途，例如凋零老龄社区里的长青食堂、创意园区里的青年合作社、步行街区里的宠物饮水处，手机或是电动车充电点等。

最后，”Stories强大的故事”，上文已经阐述，好的故事能让大家口口相传。

”Please Be Seated“，印证了“大家一起在这里”的概念

像农夫市集(Farmers’ Market)的职人扎堆和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夏季展 (RA Summer Exhibition)的公开征投件， 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有很强的故事传播性和感染力，它们具有六大原则的所有因素。

© 郝琳

科技的世界，突飞猛进的技术变化已经超越了人类能够快速适应变化的速度。或者说，我们是否需要适应这样技术带来的变化，而忽略了因此而导致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的更多问题，或者说根本是忘记了社会的因素。

Douglas Holt观察到 (Cultural Innovation, the secret to building breakthrough businesses, HBR)，成千上万的创新，比如他举出的“较佳捕鼠器”式的迷思的例子，那样的创造杀手级价值主张的竞赛，是由量化的企图心来指引的，也就是要在既有的价值概念上胜过竞争对手；而文化创新更是根据质性的企图心来运作，也就是要改变人们对于“什么才是有价值的东西”的理解。Douglas Holt进而倡导，” 别只顾着一味的创新，去挑战价值的日常概念Don‘t Just Innovate. Challenge Everyday Notions of Value”。在场所营造中，“反过来想”的思维，去重新创造价值(value recreation) ，也许更值得思考。

文化创新，蕴含着大众意识与集体记忆。在城市街区中，以“人”为核心，采取路上观察法，鼓励参与式的创新过程，像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那样地考虑场所转化的实际因素、动力、“适得其所”的功用、便利、可靠、财务，使用者体验，都是创新的根源。创新的合理性，也承接着民众日常习俗和生活主张。在创新中巩固并拓展知识与技巧，是要激励人们像过去那样地掌握生活样式和生产方式的控制与自由。那些“将努力持续下去”的准则和道德，孕育出历史上真实 (authentic) 并值得信赖的(credible)物件和场所， 比如城市广场、四合院、农贸市场、传统店铺街等。

在这层意义上，我们也看到，文化创新和社会创新无法分割。创新，在过去和具有活力的社区邻里，是逐步藉由民间个体创造和市场经济来落实，个性和自我满足也成为文化创新的驱动力。从长远观点来看，城市更需要依靠本地和民间的资质、技艺和创新来获取发展，而社会创新作为启发和调动人们创造力的工具，为拓宽本地的文化认知和自身的创造力提供了机遇。比如，社会创新会关注解决在传统意义上不受现实市场或现有机构重视的社会需求，并且它可能针对社会上的草根群体。社会创新能以多种方式呈现出涵盖范围更广的概念，社区营造、赋能教育机构、赋权金融机制等，都有机会让城市拓展新机遇和平衡。

休旅车，带来兴奋感、冒险和魅力。

虽然在技术上未必革新，

却能取代乏味的“开车老妈”用的厢形车，

成为广泛喜爱的家庭用车。

成都太古里文化创新点在于什么呢 – 

是不是还原都市中心区的特征，

重塑情感的纽带，邀约大家回到市中心的大街小巷

© 郝琳

1 Hotel Haitang Bay的故事和文化创新，

在于It's 1 world同“壹”世界 。

壹，并非可持续发展技术上的标新立异，

而是品牌倡导的一种生活态度，

一个触发生活方式变革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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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城市及其场所的发展、构成要素及其经验生成，本身是系统和动态的过程。认知的重点就是了解在这样开放和变化的发展系统中，如何重建“关系”的重要性，并发展了解这样“关系”的有效渠道。“关系”并不抽象，中件思维里“重整任务书”的多模交叉任务思维，“社会参与机制”网络里的“众见识”，“第三层次介面”上人性化和跨界的各种件，”故事与传播“中的口口相传，”文化社会创新“上的价值与意识回归， 提到的“关系“都涉及到我们所重视的价值、记忆、情感。我们作为个体和集体的一部分所置身的文化和历史场景以及社会关系，既不是教条化的准则，也非超然的秩序。

我们回顾那些好的场所的发展历程，我们会特别认识到，扼杀需求面的多样性、惘视城市和地域运作的实然，是在危及良好“关系”的建立和理解。人、地方和社区其实各有所好，彼此的差别不能被掩没，未来也没有一成不变的答案。本文对于“中件”思维与策略的提出，是希望讨论城市与建筑设计能够达成丰富、弹性、多样性和“正常”状态的角度、方法和创生的过程。这非但不是忽略空间设计的传统智慧和价值取向，比如环境中应有的人的尺度、心理的因素、文化和美学感知，反而是要了解到城市既然是作为有机体而存在衍化，那么我们应如何在知识、技能、咨讯集中的城市里和正在出现的变化中，进一步发展度量和洞察这些智慧与价值的运作结构，以及它们增值的手段，并鼓励通过人的彼此关系的互动作用，产生更具有生命力的城市场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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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er Bishop, Planning, politics and city-making: a case study of King's Cross, 2016

• Douglas Holt, Cultural Innovation, the secret to building breakthrough businesses, HBR, 2020

*文中标注© 郝琳 的图片，由建筑师郝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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