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后上大学：“要回我的自尊、我的虚荣”

▲  2021年冬至时节，张计玲(左一)在校园里和同学们一起包饺子。 （受访者供图 / 图）

为了养育儿子，张计玲做过月嫂、陪护、保洁、洗碗工、流动理发师。她在一部纪录片里总结，“一个小时（挣）30块钱，围绕着他（儿子）干了一番事业，送他去了想去的地方”。现在，她要大胆地做自己，满足自己的自尊心与“虚荣心”，去上学。

备考的书桌原是儿子的，各类教辅书、一摞摞的卷子还是原样摆着。备考计划除了丈夫和儿子，没人知晓。亲戚偶然到访，看到桌上摊开的教科书，笑问“怎么，你要高考啊”。“是呢”，张计玲笑答。玩笑话其实是真的。张计玲选择大龄高考，且考了两回，2021年考上一所三本院校，现在已是大二学生。

53岁的潘喜梅备考时也是“偷偷摸摸”的。她一点点凑齐了备考的教辅书，发现英语书看不懂，需要从基础开始复习。她想到外甥女的初中英语书正合适，于是打电话让妹妹把书找出来。电话里她支支吾吾半天，谎称自己要出国玩，想学英语。2022年，潘喜梅以54岁年龄考入女儿母校，成为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最大新生。

2022年的开学季，重庆51岁的的卢江容与女儿一同考上研究生，52岁的鲁新林在提前退休后考入武汉高校。年龄有时是个障碍，令他们怯于说出高考的想法，似乎在做白日梦。另一方面，年龄也是他们重燃大学梦的基础：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他们才从繁杂的家庭事务中解脱出来，才在经年的付出中意识到，接下来该过自己的生活了。

张计玲个子一米五多，看起来有些敦实。她总是把头发齐整地往后梳起，加上声音洪亮，整体显得精神利落。

她在社交媒体上开了一个账号，名叫“玲儿”。账号的第一则信息是“50岁阿姨高考成绩出来了”，她在视频里展示了高考成绩单，文科总分388分。

这是一个丈夫看了会“撇嘴”的成绩，“就这么点分啊”。按照两人的约定，没上二本线，就不读了。没想到这则视频挽救了张计玲的梦想，5258人点赞，643人留言，正向鼓励居多。张计玲说服丈夫，这还不错，读吧。

自从张计玲入读三本院校的学前教育专业，这个账号丰富起来，开始是军训、美术作业、弹钢琴、包饺子，后来也谈些人生感悟和“小自卑”。近期的内容开始往“力量”方向靠——5分钟的平板支撑挑战、爬云梯、连续跳绳500个。“别让人看了觉得我老了，咱也有咱的强项了，对吧？”

一年的大学生活里，张计玲的最大挑战是体育考试。她说，上学前，丈夫已经退休多年，两人喜欢做的事情是饭后在附近散步。“没想到老了，现在要跑起来了”。

她说，大学有大学的规范和标准，50米跑步是10秒2及格，800米是4分34秒，立定跳远是1米52。张计玲的人生忽然进入加速时代，一时适应不了。第一学期末体育考试拿了61分。同学说，这个踩上及格线的成绩“一看就是老师捞回来的”。

她不服气，拉着丈夫每天跑，配速一慢就提速。她爱较劲，不服输。刚入学的时候，辅导员认为按她的年龄可以不参加军训，不上体育课。她不乐意，都参加了。

她的英语不好，但还是跟着年轻人一块考英语四级。年纪大了，记不住单词，英语考试对张计玲而言无异于打一场旷日持久的硬仗。每天6点多起来，先到操场跑20分钟步，耳机里循环放着单词，“放别的听不懂，单词还可以”。四级考完，她云淡风轻地跟儿子汇报，“我四级过了”，刚满及格线425分。

唯有一项，张计玲在上课时扬眉吐气——钢琴。弹钢琴是件考验童子功的事，同学们大都没有基础，上起课来总感觉在听天书，张计玲则意外地顺利。

“那是我三十多岁就开始学的东西。”张计玲说，作为陪读妈妈，儿子四岁的时候，她就带着学琴。丈夫反对，钢琴一小时400元，越往后学费越贵，不是他们所能负担的。张计玲没妥协，她想到折中方案——跟着孩子去听课，帮孩子把老师说的要点记下来。到家后照着要点监督孩子。这样孩子能练两周再去复课，省下一半的钱。剩下的，她去街头理发，去做家政，一小时一小时地挣。

艰苦生活里的腾挪技能，在这时派上用场。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需要试讲，张计玲给大家讲乐理课，全用她理解的“大白话”：“什么是（钢琴键里的）中央C？中央C就是中间这个键，往上走就是高音，键盘就是往右。我看谁敢不懂。”

辅导员知道了，喊着隔壁班的学生：“你们谁有不懂乐理的，阿姨给你们讲了。”

在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时代里，大龄追逐大学梦的故事，仿佛提供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而这些念念不忘的梦想，大多在幼时埋下了种子。

对于张计玲来说，那是“被看见、被认可的感觉”。家中兄弟姐妹三个，她格外伶俐，小学时拿到满墙的奖状。考高中时，全乡只有两个人考上，她是其中之一。

无奈高考时，她两次失利，第三次通过成人高考上了一所成人大学，读会计专业。她说读高中时家里经济条件不好，营养跟不上，10点过后头疼得厉害，书也念不进去。但失利就是失利，包括母亲在内，亲人们认为她是仲永才尽，颇感失望。这成了张计玲内心的一根刺，总想要拔掉它。

潘喜梅不太乐意提起当初为何没上大学，那会带出连串的伤痛。她爱学习，母亲也言传身教。有一回，她在家朗读《赵州桥记》，一时兴起，唱出声来。母亲认为这是态度不端正，用木板打了手掌。

另一件事则是电影队来了，放革命电影《风暴》。母亲说作业做完才能去看。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视机，大半个月来一回的露天电影是难得的娱乐，潘喜梅撒了谎。电影散场后，母亲发现作业没完成，再次打了手板。

初中准备毕业那年，潘喜梅的母亲病逝，家里经济不堪重负，父亲作出决定，让她和妹妹退学回家。时至今日，潘喜梅仍记得退学前一次考试，妹妹的英语考了全县第二，她的语文全县第一，老师在课堂上夸赞了两姐妹。

很多同学都考入大学。那还是大学毕业包分配的年代，潘喜梅心里的伤痛是，如果当年继续读下去，她和妹妹也该有这样的机会。

1986年，潘喜梅进了工厂。“新人进去都爱学习。”潘喜梅回忆，那时单位推崇进修学习，她参加了山东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选修汉语言文学。此后又通过成人高考，上了三年夜大，也是会计专业。

那时候考学很难，电大、夜大是60后、70后这一代人常见的求学方式。电大即电视广播大学，是1979年开始创办的“没有围墙的大学”，以满足高校录取率低的情况下人们的求学所需。

1971年出生的卢江容，在18岁时考入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原因是这所电大的毕业生，当地教委会分配工作，以解决基础教育急需英语老师的难题。

虽说是电大，卢江容和同学借宿在一所专科学校，全日制上学。授课方式既有专科学校的老师面授，也有些是电视授课。考试也不容易，“有同学经常压力大，着急得哭”。

时移世易，随着高等教育院校扩招，电大、夜大的文凭含金量下降，逐渐不受认可。“觉得你上的不是真正的大学。”张计玲说。于是，“上真正的大学”成了张计玲、卢江容和潘喜梅这代人的执念。

有时候，心愿只能埋在心底。过去二十余年，张计玲生活重心一直是孩子。

一家三口住在30平米的宿舍里，客厅里放的是儿子的立式钢琴、双排键电子琴和书桌，满满当当，再无多余的地方。很多年以前，客厅还有电视。可空间小，这边看电视，那边听得一清二楚。为了让儿子专心学习，夫妻俩干脆卖掉电视，不看了。

自己的大学梦，让步于培养子女上大学，这大概是中年人无需言明的妥协。当陪读妈妈的这些年，张计玲很少再提起自己想念书。丈夫能记起的，只有每回在新闻里看见考了二十多年的“高考钉子户”梁实，张计玲都说“你看人家还在考呢”。

孩子考上大学、离开家了，张计玲才等来为自己圆梦的准备时间。她对高考内容并非全然陌生，作为陪读妈妈，儿子准备升学的日子里，她都在书桌前坐着、看着。

儿子升入高中后，有段时间习惯性地上网找答案。张计玲看不惯：“这是要学废了。”某次做题时，张计玲责备儿子，儿子来劲了，“不信你做”。

张计玲硬着头皮摸索了一会儿，竟解开了那道物理力学题。儿子服气了。更重要的是，张计玲突然意识到：“以前学的没交回给老师呢。”

之后孩子去学校上课时，张计玲就打开手机，翻看儿子拍下来不会做的题目，自己琢磨琢磨。三角函数、物理电学，一点点在脑海里重现。

卢江容电大毕业后，一直担任小学英语老师，也保持着学习的状态。2003年，她自学了心理咨询课程，逐步考了心理咨询师一级和二级认证考试，成了学校的心理老师。

但她也面临大龄考生普遍的困境——信息屏障。卢江容称自己是“功能性文盲”，一旦涉及用电脑查找信息便一窍不通，已明确感觉到了学习提升的需求，“那是一种本能，想要超越自己的本能”。

最终，女儿杨晴晴（化名）回家考研提供了机会。“我帮她（卢江容）直接把学校选好，跟她说，就考这个。”25岁的杨晴晴了解母亲的需求，建议她考非全日制的应用心理学硕士研究生，不出重庆。网上看一圈各个学校的考研书目，杨晴晴替母亲挑了一个难度不高的学校。

由于在学信网上没有档案信息，卢江容需要把多年前的档案找出来，来回办证明，“那时候羡慕应届学生，他们没有报名的烦恼”。

潘喜梅也认为，知道考学信息颇为重要。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招大龄考生的信息是女儿告知的，她在2015年从这所学校毕业，偶然在微信群里看到母校招生信息。这是近年才有的新政策，可以通过春季高考，以单招的形式考取。这种考试形式相对简单，同期还会给从事基层医疗的医生提供报考名额。

潘喜梅所在学院的辅导员朱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学院两个班里超过25岁的大龄考生共有12人，年龄在四十多岁的都有，“潘大姐年龄最大”。在学校担任辅导员8年，朱朋曾遇到另一位五十多岁上学的学生。这名学生本身学医开诊所，来学校是为了进修争取医师资格证。

“多少民间的医生不知道这个信息。”潘喜梅总说，这是她愿意接受媒体采访的原因，她想让更多人知道求学的路径。

受访的大龄考生，总会无意中说到“这其实没什么”。回看备考过程，他们觉得有时候顺理成章，没有那么多值得言说的困难。卢江容则很细致地向南方周末记者数了数五十多岁考研需要的条件，比如得有家人的支持、自己的时间和耐力，能获取必要的信息。

“我估计人人都对自己的局限性会产生一种不满足感，这是人的本能。只不过有些人始终想跨过去，有的人可能在那个地方跨不过去就算了。”卢江容说。

在与卢江容一起考研的日子里，杨晴晴更深地理解了母亲。杨晴晴说，母亲备考时，十天半个月就会流露出某种焦虑，一回到家先喊“不行了不行了，背不进去”。经常在傍晚时分，母亲觉得闷得不行，一个人开车到对面的山上逛逛。有时饭点前回来，有时则是吃顿好的再回来。

刚开始考研时，卢江容不得要领，对必考科目一点点看，全文抄下来。杨晴晴教母亲：“你主要是抓住大框架。”暑假前，卢江容的第一轮复习还没结束，不得不听取女儿的建议，调整备考方式。

两人都在客厅备考，女儿在餐桌上，卢江容在古琴桌上，背对着学习。她和女儿成了同桌、战友，对话主要是“你今天背得怎么样”“我背得还不熟呢”。

杨晴晴能看到母亲的焦虑。考研复试前，学校给卢江容发了一封例行公事的考前须知，杨晴晴看着母亲坐在电脑前，读了一遍又一遍，害怕错过什么。

一向是生活强者的母亲，考研时开始需要女儿的安抚。杨晴晴一遍一遍地告诉她：“你这个年纪考试没关系的，考成啥样都没人说你。”

过去，由于母亲的能干与上进，杨晴晴时常想远离。她希望保有自己的试错空间，“即便是错的，也需要我自己去探索过”。这次考研，杨晴晴没有考取目标学校，要是放到往常，母亲肯定会有责怪。但是这回没有，卢江容顾不上了。她正陷于加试的焦虑中，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你哪有时间去替她焦虑，你在替自己焦虑”。

杨晴晴说，考上研究生给母亲带来了一些变化。以前她总是催婚催育，“生三个小孩，我给你带”。考研以后，母亲感慨自己体力不行，孩子是带不过来了。至于女儿的婚姻，她开始觉得高学历女孩，晚一点结婚也没关系。

张计玲的人生重心，也在50岁上大学后回落到自己身上。过去陪读时，她走开一会儿，儿子学习就不能专注，张计玲一度担心孩子上了大学该怎么办。如今她发现，孩子离开她也学得很好。

“重回学校以后，开始要我的自尊、我的虚荣，不用低头哈腰唯唯诺诺地做人了。”她想起过去为了孩子，什么活都愿意干，在底层卖力气，总不被尊重。

她喜欢在大学校园里的感觉。甚至，她不满足于仅因为年纪大上学被关注。她要参加军训，要参加全国统一的四级英语考试，要在与年轻人同样的起跑线上获得体面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