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磊：“不管做多大的官，不读书便不过是一介俗吏”

编者按：

李书磊，1964年1月生，河南原阳人，1978年，年仅14岁的他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后本硕连读，拿下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学位，有“北大神童”之称。

值得注意的是，李书磊也是文化评论界的知名学者，著有《都市的迁徙：现代小说与城市文化》（1993）《为什么进行》（1995）《杂览主义》（1996）《重读古典》（1997）《文学的文化含义》（1998）《1942：走向民间》（1998）《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的乡村学校》（1999）《我观世音》（1999）《说什么激进》（2003）等著作。他把文化作为信仰，媒体评价他是“两个世纪间的‘磊落书生’”。

有年轻读者评价：“读一下他的文章，我们就会知道李书磊的判断是多么深刻。”李书磊的文章中，谈到过关于做官、读书，以及知识分子与理想等话题，在此，推荐两篇李书磊的旧文及一篇记者访谈，感悟李书磊作为学者与官员的境界。

古时候学而优则仕，做官的都是读诗书的人，这很好，很值得欣赏。但我真正欣赏的不是读了书做官，而是做了官读书。

读了书做官总有点把读书当敲门砖的意思，既贬低了读书也贬低了做官；做了官读书才是一种雅兴，一种大性情，一种真修炼。

做官大概是入世最深、阅人最多的职业了，既从此业而又能够博览古今中外的经史子集，该会有怎样的慧心和觉悟啊。古代的官员千里宦游、两袖清风，满墙书卷，白天升堂处理俗务，晚来在灯下读书咀嚼真谛，庶几近于人生的最高境界。

夸说这种境界似乎是有点浪漫了。做官实在是非常磨人，必得陷入各种复杂而危险的人际纠葛之中，往往是整日忧虑，满心烦恼；然而，官场却每有既能承担又能克服这种忧烦的高人，每有在这种忧烦之余清心问学的得道者。

据说曾国藩一生都是半天办公，半天读书，即使是在战事激烈的军旅之中也不废此例，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典范。曾氏所读并非都是关于治国打仗的书，他悉心于哲学并且酷爱诗词。

我曾经看到过曾国藩悼其亡弟的一副对联，叫做，“归去来兮，夜月楼台花萼影；行不得也，满天风雨鹧鸪声”，情意真切，情味浓郁，仅此短短一联即可见出了他对于词章乃至民间词曲的深湛修养，令人玩味不已。

实际上，越是置身于官场是非之中越是需要读书来涤虑养心。读书致用倒还在其次，读书的至境在于养心，在于悟道，在于达到对人性的了悟与同情，达到对宇宙的洞察与皈依，达成个人人格的丰富、威猛与从容。

阅读中国的古典文学与哲学，就会发现中国的主流文化其实是官员们创造的，这使人对古代的宦读人生不禁生出无限的怀想。

做官是一种大俗，读书是一种大雅。从俗的、做官的立场上来看，这大雅对大俗是一种拯救；而从雅的、读书的立场上来看，这大俗对大雅又是一种成就。

在中国文化史上，那些老死书斋的学者往往成为陋儒，而宦游四方的官员则往往成为文化英雄。治国平天下的事功无意中变成了治学为文所必需的田野工作，这也算是历史和命运的一种机巧吧。

一次在一家大宾馆参观总统套间，可谓宝气珠光、豪华备至。但看完之后我仍然难生敬意，只是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这里没有书。不管做多大的官，不读书便不过是一介俗吏。相反，只要永怀读书和思索的慧根，又何计其官职大小有无。

我所向往的乃是向学的人不坠其阅历实践之志，实践的人不失其向学求道之心，众生都能在尘世修炼中得证菩提，达到人的圆满与完善。

鲁迅反复谈及的是苏俄两个诗人叶赛宁和梭波里，说他们在革命前热烈地拥护革命，既等革命真的到来了，他们又觉得与自己的理想相去太远，难以接受并因此而自杀。

“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鲁迅的论断平静而又冷峻，他表现出一种无情的历史主义：“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与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

他认为诗人的血乃是革命真实性的必要证据，而同时他对这殉于理想的诗人却又并无轻薄之意，他称赞他们的勇气，说“他们有真实”。

鲁迅在这里达到了对历史悲剧性的深刻领悟，达到了对于矛盾着的悲剧角色的同样的欣赏。他似乎是已经圆满地解决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问题。

然而，前人的解决并不能代替后人的解决，在张扬并且追求自己的理想的时候，每一代知识者都难逃精神磨难。比如说我们面对的这个日益市场化和商品化的变动时代，它的方式和方向越来越违拗我们的倾向和趣味，它所带来的种种堕落和异化越来越使我们对它生出抵抗之心，我读许多作家的批判文字常常会生出深切的同感。

但是，这个我们今天如此不满的时代恰恰是我们当初热切盼望的。十多年前看到北京街头第一幅广告画的时候我感到一种由衷的喜悦，我相信只有这广告画所代表的一切才能真正送走那个满街标语口号的可怕年代；而当今天满眼广告的时候，我对这种笼罩一切的商业化氛围却又感到一种强烈的不适。正是在这种心理背景下鲁迅对叶赛宁和梭波里的评说才唤醒了我对于自己的警惕。

我想知识分子由于长期的书斋生涯和精神生活，往往会对社会的纯粹性有一种苛求，会对现实变得隔膜而过敏，会要求理想和现实严格的对应。他们常常会否认现实的客观性与自然性，看不到历史的展开是一个不受人控制的过程。

事实上历史从来就不是对理想的模拟，理想只不过是对既成的历史事实的命名或者意念而已。理想更多地是一种心灵活动、一种审美，人们应把理想限定在精神生活的范围之内；可以把理想作为评判现实的思想尺度，却不可以将其作为要求现实的实践标准。

即使那些通常被认为是某种理想实现过程的现实实践，它与这种理想也仅仅是相似而已，而且这种相似之中还往往包含着无数的变异和背离，甚至这种相似本身也不过是一种难以确证的主观认定。历史无比丰富也无比复杂，充满了曲折、“诡计”和戏剧性，远超出人心和人力的掌握之外。

涉及到哲学思辩我们这些常识者也许会辞不达意，但有一点我心里是非常明白的，那就是我们这些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应从理想的专制下解放山来，站在现实的水平上与现实对话。

目前最主要的是认可现实的演进逻辑，对历史的必然过程和必有内容报以会心，怀着坦然的心态应对这堪称异己的早期商业化时代，做自己力所能及的改善工作。

鲁迅说：“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这“婴孩”乃是我们内心的期待与依恃。——如果这也算理想的话，我们仍可自称为理想主义者。

李书磊部分专著封面

记者：有这样一个关于你的故事：你是从生产大队的广播里听到被北京大学录取的消息的，广播里喊着你的小名，让你去取录取通知书，你不相信，甩起羊鞭，冲着广播喊：别骗我，我不去。有这么回事儿吗？

李书磊：有点儿失真（笑）。高考完了以后，我就回家干活儿了。那一天，我正在黄河滩上放羊，我姐姐拿着通知书去找我，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下子终于不用放羊了。我把羊鞭扔进了黄河。

记者：故事里说：你上小学时连跳两级？

李书磊：跳级是因为在班里学的东西我大哥在家里都教过我了，听课没意思，就逃学。逃学被老师逮着，我就装病，装肚子疼，肚子疼不好查。老师告状到我家，我爸就和我哥商量，让我跳级，跳了级，课都是新的，都不会了，就不敢逃学了。

记者：老师喜欢你吗？

李书磊：不喜欢，还老整我。我被同学评上“五好”学生，老师却把我“拿”下了，我觉得很受伤害，天昏地暗。

我上小学时的那个大队叫破车庄。一个大队有好几个自然村，同学们都不是一个村子里的，两拨儿小孩儿有时见了面就大声咳嗽，谁咳嗽得厉害谁就是爷爷，因为老爷爷都咳嗽。往往咳嗽末了就动起手来。我也参与，但不是主力，是出主意的。

我出生的村子叫刘庵村，和我上学的破车庄一样，都在黄河滩上。黄河出现在文章里往往很神圣，但小时候对我来说黄河就是我家门口的一条河，是我饮羊、洗澡、逮鱼和打水漂的地方。黄河有时发水，会淹死人；当然不发水的时候也淹死人。

淹死人吓坏的只是爹娘，吓不坏小孩儿。各家的父母用粉笔在小孩儿的背上画上圈儿防备他下水，但这也好对付得很，等凫完水再让同伴用粉笔将圈儿画上。相比之下，我是比较让我妈省心的，我属于小孩儿里的文人。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生活还是很高兴的，过日子受穷都是大人的事，小孩儿也不知道作难。最愉快的还是自己看书。我把家里的书都看了一遍，《林海雪原》《西游记》《红楼梦》，能找到的我都看。当时我最喜欢《西游记》了，看了就学孙悟空，撅断我们家后院的小树，把皮剥了，当金箍棒。

记者：你14岁考入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之后，又读硕士、博士。在北大的这十年里，一定有不少热闹的事情发生吧？

李书磊：在考大学之前，我在人民日报上看见一幅照片，是北大中文系工农兵学员高红十和她的同学在讨论长诗《理想之歌》的写作。高红十与《理想之歌》，我当然仰慕得很，但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诗，也不是诗人，而是他们围着的那张桌子：桌子有光可鉴人的桌面，他们的影子映在上面，在我眼中，那太漂亮了，太高级了。这桌子极大地打动了我，使我对北京大学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之心。

在北大读本科，同班同学教会我很多东西。他们大都是高中毕业后闯荡过一阵子的人，工农商学兵五行八作的人都有，他们带到班上的简直是一部中国社会史。

我的同屋有一位河南同乡叫赵建庄，他甚至还在中国北方流浪过几年。因为得罪了大队书记，书记准备把他抓起来斗争，他闻讯出走，在唐山、北京一带打小工糊口，也算是开了当代民工流动的先河。

他出门时随身携带的行装是一部《红楼梦》。有一次他睡在唐山火车站的广场上被警察半夜踢醒，搜他的行装，搜出一套《红楼梦》，警察就说你接着睡吧，看你读这样的书也不会是坏人。

赵建庄五大三粗，是个壮汉，能如此沉迷于宝哥哥林妹妹堪称异数。他自己也写诗，是楼梯式的，有一首开头是“我/白杨/ 高高生长/ 邙山上！”我还看过他在流浪途中写的一首词，是言志的，结尾是“何时杀尽害民贼，于国于家无愧”。可以看出他没有太多文才，但是条好汉。

他后来改学了法律，大概是要圆“杀害民贼”的梦。再后来他去了美国当律师。同班同学既是各路神仙，他们之间难免有明争暗斗，但他们对我都很爱护、很教导；他们之间也谈恋爱，甚至已经结婚的人也有些秘密的爱情，毕业很多年后我才吃惊地听说原来谁和谁还有一手。

同学们的经历与见识使我很快摆脱了中学时代通过报纸、课本认识世界的偏狭，加上当时正如火如荼的思想解放运动，我的思想与心智在不断的惊愕中进步。

人不能在流浪的心境中度过一生

记者：你的专业是现代文学，不是古典文学，那些年，你却每日与古书为伴，最初的动因是什么？

李书磊：1989年冬天到1991年冬天，我在北京西郊赁屋而居。那两年间，我很少说话，只是在窗下读古书。读到感动之处，就特别想找人聊一聊，但没有人，我就把心得写成札记。

有一天傍晚，我走出家门，门外正纷纷扬扬地飘着大雪。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艾青的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站在雪地里，不知为什么，我竟泪流满面。

其实，重读古典的最初动因就是一种情感需要。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人过了25岁，沧桑感就有了，漂泊感也有了。

年轻的时候，凭青春力量四处闯荡的那个阶段结束了，情感的浪漫主义也结束了。这时候，就特别需要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情感的皈依。追根溯源，对于国土的情感，对于中华民族的情感，包括对于中国经典和汉语的情感，才是我们真正的精神寄托。

说起来很有意思。我们从小就经历批林批孔，批孔，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到了上世纪80年代，通过文学批评，我们又重新张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立场。似乎可以这么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在批判中国古典中度过的。但这个东西有些奇怪，你越是批判她，你和她的渊源就越深，了解也越深，感情也越深。实际上，当我们真正作情感选择的时候，她就成了我们的寄托。

记者：在别人眼里，你是位学有成就的学者，那么，你为什么总说自己时不时会陷入一种惶惑？

李书磊：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一直摆脱不了一种时过境迁的隔世感，仿佛是忽然间闯入了一个陌生而又不定的世界和时代，于是也就陷入了迷惘与惶惑。

人过了30岁，日子也随着年龄一道急速地奔驰而去，紧迫感是越来越强烈了。我想，人一辈子也就活到80岁吧，我已经过了几乎一半了，而且最后的一段，会衰老到不堪的程度，真正的壮年已经没有几年了。

有时候半夜醒来，突然想起这事儿：想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做，真正的学术构建还没有完成，年轻的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希望的——能写出一两部传世之作，也还离得挺远。我心慌了，这种心慌，这种紧迫感和半生过去事业未成的惶惑，拧在一起，时时缠绕着。

记者：你已经写了九本书，这些书的出版是不是对你十多年来人生经历的一次清点？

李书磊：可以这么看吧。时到如今，我想该是我消除异己之心，将此时此世视若命运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在流放和流浪的心境中度过一生。

记者：从放羊娃儿，到北京大学的博士，再到中央党校的教授，这样的人生经历，既简单又精彩。在这样的过程中，你一定有不少感受吧？

李书磊：命运的变化是无常的。我算是幸运的——能赶上高考的机会，能考上北大。在此之前，到县文化馆做临时工，就是那时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出路了。

许多比我优秀的人经过那么艰辛的打拼，没有被选择出来，没有被社会接纳；还有许多人，走了那么多坎坷的道路，好不容易拼出个天地来了，又被“双规”了。这样的事儿，你看多了，对人生就有理解力了，对他人也就会有同情心了。

人的觉悟是无限的，因为人的经验世界和精神能力都是无限的，人生也因此具有了无限的魅力。明朝的徐渭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乐难顿断，得乐时零碎乐些”，就是说，你要想一段时期内不受苦，也没有烦恼，全是高兴事儿，那不可能，所以有高兴的事儿就赶紧高兴。下联是：“苦无尽头，到苦处休言苦极”，痛苦的人实在是痛苦不堪，而且看不到尽头，然而当你最痛苦的时候，你也千万别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受苦的人，因为还有比你更痛苦的人呢。

在逆境中寻找乐趣，哪怕是纯粹受苦，你也应把它当作是一种锻炼、一种磨炼——我觉得，这样的状态才是健康的，它能让人更达观，换句话说，这就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吧。

我为青年喝彩，我为青年担忧

记者：你是研究现代文化史的，对于文化的变迁，你一定会有特殊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什么？

李书磊：从晚清开始，中国社会其实一直经历着文化变迁。梁启超、鲁迅，他们经历过这种变迁， 我们也正在经历这种变迁。从经历变迁的这种命运上看，我们和前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的心态却和前人大不一样了，我们更复杂，也更惶惑。

比如，对于现代的态度，鲁迅是一心求新的，在抛弃传统、追随现代这个立场上，他非常坚定，也义无反顾。今天，我们也在追随现代，对现代性的认可也与鲁迅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由于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较之从前，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我们就有了一些新的困惑、犹疑和内心矛盾。比如，现代生活方式过分被消费主义所左右，尤其是被对物欲的无限追求所左右，文化变得越来越娱乐化，越来越远离人真实的精神生活。对于此，我感到不适，感到忧虑。

我的另外一个忧虑就是现代性所带来的暴力倾向。这件事说起来似乎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实际上研究现代化史的人，他们对现代性和力的关联是认识得非常清醒的。

在今天，技术的发展实际上给毁灭性战争提供了条件，而现代文明的约束力量又不足以规范、制约、驯化人的暴力冲突。中国古代有一句话：“胸怀利器，杀心自起”。“9.11”及其带来的冲突就是一例。

无论是恐怖主义表现出的那种残忍，还是那种不加掩饰的暴力征服欲，都让我有一种不祥之感，更引起了我对现代性本身的怀疑和忧虑。

记者：这一代青年人也同样经历着文化变迁，这个变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书磊：当然体现为文化的代际更替。最近一段时间，年轻的一代人越来越显示出他们巨大的能量和引导社会的力量。尤其是信息化以来，几乎所有的最有前途的新兴行业，年轻的一代都成了它们的骨干。

原来的那种由老年人主导的社会，现在已经变成了由年轻人主导了。高科技产业，信息产业，这么年轻的人，掌握这么多的财富，掌握这么大的权力，掌握这么多的社会资源，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我看过一些父辈写的文章，他们特别崇拜自己的子女，完全在文化上投降了。在我的身边，我也看到儿子、孙子挣的钱比老子的多几倍、十几倍。年轻人掌握核心技术，这有利于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但是，他们与传统没有很深的过从，他们与人类文明伟大的传统相疏离，也不知道他们能把社会引领到什么样的状态。

不管怎么说，他们有他们的使命，我们有我们的使命，我要坚持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立场。社会有主导力量，也应该有校正的力量，并且，最好能形成合力，这样，社会就比较健康了。

记者：你能不能说得更详细些？

李书磊：我们这一代人有我们的崇尚、趣味与目标，与更年轻的一茬人不尽相同。我们当然会受他们的影响，但我们也要努力去影响他们。我们当然要理解、顺应时代潮流，但我们也很难去趋奉时尚。趋奉时尚自己就不是自己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尊严与文化责任，最好是各行其是。

记者：你刚才说到传统，你觉得传统在今天意义何在？

李书磊：伟大的传统凝结着人类的经验、情感与智慧，从来就是人类生存的佑护力量。在今天文明发生剧烈变动的时刻，我们格外念起传统的可贵。

我们这一代人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守护传统，包括古典传统与现代传统。一方面是通过对中外文化经典的重温来亲近传统，一方面也通过新的文化创造来延续传统，让传统在当代的人群中复活，成为今天生活的组成部分。

伟大的传统会使我们内心丰富起来，强大起来，使我们有所敬畏，不轻妄，增加我们人生的深度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