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李书磊是学者型官员的杰出代表，河南原阳人，14 岁考上北大 ，出版二十余本专著，评分都不低，他是传统意义上所谓的“学而优则仕”。
（本文原载于《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1999年10月19日，作者范一直）
李书磊堪称地道的“读书种子”，十四岁考入北大图书馆系，接着读硕读博，“加起来共在北大读书十年”，并在“而立”之前就成了京城“第一神学院”教授。如此风顺帆正的求学历程，当使心怀读书情结者艳羡不已。但李的骄人之处，不单在于他和读书之事与生俱来的“缘分”，更在于他读书读出的境界和品位。这有他近年的几本随笔集为证。学术专著之外，目前能见到李书磊的随笔集有《为什么远行》《杂览主义》和《重读古典》等。他以为“长文厚书”可以“藏拙”而“小文需要大手笔”。其“手笔”的长处在于博览群书而不掉书袋，有浓郁的书卷味而不沾书生的孱弱和迂腐；聪颖灵慧而不流于刻意的精致或卖弄聪明或小聪明，没有局促文人的小家子气；年纪虽轻却不乏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成熟和老到，虽似少几分热血青年的激情澎湃，但由睿智和学养所带来的定力使其别具见地。在其单篇严谨而总体有些散漫的随笔集中，虽不见余秋雨的华丽丰赡，也甚少董桥的雅人深致，更没有王小波的特立独行，但在心智的健全、学养的充沛、情理的中肯、识见的明达等方面，大致可自树一帜。在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所谓“新生代”中，那些一度流行的“青春写手”在分量和质地上与之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他作为实力派学者客串随笔的优势所在。特别是在《重读古典》一书中所体现的那种非功利的沉潜的读书心志，那种既能深入古代经典又能返照现实人生的认知取向，那种在寻常材料中推导出不寻常灼见的精当识力，在同辈人中罕有其匹。身为“读书种子”，李书磊自然是一介书生，但其人其文的可贵在于他对书生局限的超越。他曾说：“十年勤读完成了我的专业教育，也完成了我的人格教育。”（《关于读书》）“读书致用倒还在其次，读书的至境在于养心、在于悟道，在于达到对人性的了悟与同情，达到对宇宙的洞察和皈依，达成个人人格的丰富、威猛与从容。”（《宦读》）在成为一个年轻有为的教授和仕途光明的“青年干部”之同时，首先不失为一个有良知、有理性，人格发育健全的公民。书生首先是“人”，而“书生”与“理想的人”的结合，才堪称现代理想知识分子的范式。他透露过这样的心迹：“最重要的是战胜自己身上的卑琐和渺小，做一个堂正的中国的儿子，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重读古典·序二》）此中消息，可谓“书生”与“理想的人”之合璧。钱锺书困居干校时并不怎么介意物质生活条件的艰苦，只是对杨绛感叹：“这里没有书。”李书磊有一次在参观“宝气珠光、豪华备至”的总统套房后，也感到“难生敬意，只是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这里没有书”。两代学人参照的环境判若云泥，但对书的痴迷和对物欲的淡然异曲同工。不过，据说李书磊还是一个“虔诚的躬身实践者”，他喜欢远行（有不少记游文）；也曾做官（下派到河北任“青龙县令”），但又以为“不管做多大的官，不读书便不过是一介俗吏”。他甚至爱在乘车时和北京的“面的”司机闲聊，因为“读书人不能一味青灯故纸，汲汲于茶杯里的风波，而应作‘观世音’，谛听众生的疾苦与欣悦”（《观世音》）。概言之，“向学的人不坠其阅历实践之志，实践的人不失其向学求道之志”（《宦读》），这是他一直所向往的人生方式。另外，李书磊对鲁迅精神的心仪，对文化血缘的体认，对古典传统的守护，对“当世之爱”的执着，对文人尊严的解剖，对理想限度的清醒意识，对主流文风的历史考量，等等，都不难引发“60一代”书生在道义上或识见上的共鸣。李书磊说他“25岁以后，就不喜欢过分情感化的东西了，而喜欢读理论和历史”。据《重读古典·序一》，1989年冬，他在北京西郊赁屋闭读，“那一天傍晚我走出楼门，发现纷纷扬扬正飘着大雪。我一下子就想起艾青的一首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站在雪地里不知为什么我竟泪流满面”。让人感到“堂正的中国的儿子”之真切意绪。不知日后李书磊在“向学的人”和“实践的人”两者之间，会如何定位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