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诡事录，很火

唐隆元年，夜半三更，长安城内，黑猫惊，县尉遂起，出庭院，只见那妖猫摇身一变红衣妙龄女，施蛊挑逗。功夫不凡的县尉与之激斗，却刀刀未中，自己却最终溺水身亡。

一大户人家婚嫁之日，马车林中受惊，新娘出轿，被兽脸蒙面人虏获。新娘尸体被发现时，脸上正戴着那黑色的兽面，面具深陷皮肤，与人脸合为一体。

狄仁杰之徒苏无名来到现场勘察，发现死者脸上的面具为“方相”，原为殷纣王殿前大将，后来被传说演化为丧葬驱鬼时的开路神。

只要一集，怪、诡、神要素都具备。近期热播的“三无剧集”《唐朝诡事录》——无大IP、无流量明星、无大规模宣传，但氛围到位，让人惊喜。豆瓣上，近5万人打出4星以上好评。

不难看出，从各式狄仁杰斗鬼制怪，到《妖猫传》《捉妖记》等颇具朋克的东方奇幻视觉盛宴，再到《长安十二时辰》《唐朝诡事录》等在盛唐首都蹦迪的现实主义创作……唐朝的题材无疑是集聚了众多鬼怪类艺术创作灵感的“天选”朝代。

建议爱看奇幻、修仙类小说和仙侠剧的朋友，去翻翻唐朝历史，或许会得到意外之喜：唐朝人民的创作力，比起今天千篇一律的“神仙谈恋爱”，简直要丰富一百倍。

比如《唐朝诡事录》同名原著小说开篇就摆出说书人架势：“唐朝的夜空，除了李白的明月，还有民间无数关于神、魔、鬼、怪的奇诡想象。仙魔精妖、奇闻怪谈、异域传说、幻术道法、珍禽异兽、宫廷轶事……”

好一个浪漫而诡异的大唐盛世。

唐朝究竟还埋藏着多少神秘与黑暗，付与后人同说？

晚唐期间，选人刘某入京，邂逅了一名志同道合的举人，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赋诗对饮到日暮。临别时，举人还赠诗一首给刘某：“流水涓涓芹努牙，织鸟双飞客还家。荒村无人作寒食，殡宫空对棠梨花。”

“殡宫”就是停尸间，读来叫人后背一凉。

果然，次日，刘某折返寻举人，只见到了放着举人尸体的棺材，“殡宫存焉”。

用今天的视角看，这是一个“通灵”的故事。人与鬼怪交往，且从中获得了现实未曾有过的精神情感体验。生死界限被打破，鬼不是以一种异化的状态被排斥，而是填充进了人们的想象里。

这个故事出自成于晚唐著名的志怪笔记小说《酉阳杂俎》。从六朝开始，民间就开始出现各种志怪传说，但大多篇幅短小，内容直白简要。

发展到唐志怪，文风开始转向瑰丽生动，唐朝出现了一批真正的有文笔的人，如鲁迅说的“始有意为小说”：“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

如《酉阳杂俎》作者段成式，他被后人戏称为唐朝的“娱乐记者”，书中故事有的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有的是他对朋友、同事、下属的采访，包含鬼怪奇谈、八卦新闻、异域珍异，简直是一份唐朝市民晚报。

相较于一千年后热衷情爱的聊斋，《酉阳杂俎》的涵盖面更广，视野延伸到人与“鬼”之外，还曾尝试探讨过外星人等近科幻领域。

比如这一则“玉斧修月”：两个书生在山上迷路，遇一白衣人，白衣人说：“月亮其实是个球！明亮的地方，是太阳照到月亮的凸处而显现的，有八万二千户匠人负责修理维护它，我就是其中之一。”

多么松弛而无界的想象啊，仿佛一位用酒精解放了神经的醉汉在叨叨呓语，带着点儿唐代独有的豪放式浪漫主义，也夹杂着时人对认识世界的欲望和能动性。

贞观以后的盛世之下，百姓生活的相对自信与富足，拓宽了民间的想象力与普遍的文化接纳，并诞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小说“唐传奇”。

所谓“传奇”，意在故事本身的诡谲与惊奇，广义的“传奇”，指那些超出自然规律与社会人文之外的，难以用经验去解释的离奇现象。

四大名着里唯一的“玄幻”小说《西游记》发生在唐朝。“大唐高僧”的原型是贞观时代的高僧玄奘，彼时，自西汉时就传入我国的佛教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地位，庙堂朝野都推崇备至。后来的吴承恩设计了几十种不重样的妖怪，其中不少都借鉴过《酉阳杂俎》。

贵妃的猫，李白的酒，都融入幻化之术中——改编自小说《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的《妖猫传》，刻画渲染了一幅颇具朋克色彩的“唐宫夜宴图”，妖魔神怪，上天入海，魔法神术，千变万化，好一场妖怪盛宴，好一座如梦似幻的长安。

盛唐时期的长安，似乎都自带“魑魅”“奇幻”色彩。商业活动发达且密集，市井底层灯红酒绿，与此同时，藏匿在黑暗和罅隙里的那些秘密、情欲恩仇，在隐幽的个体空间里悄然生长。

彼时的长安城，堪称“奇景”，西市胡商，东市贵贾，大雁塔，曲江池，闹市食肆自然风光应有俱全，甚至还有红灯区。白居易的“千百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李白一醉盛唐，豪赞“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不过，一如李白笔下那一句颇具警示口吻的“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盛唐的下场，如《妖猫传》结局所呈现的，安史之乱起，国家极盛而衰，恰似贵妃与玄宗的凄凉爱情悲剧，被诗魔白居易用诗歌编制的另一场文学幻术留住了最后的温存。

盛世暗藏危机，倏尔转入衰败，这种一落千丈的反差，是历史更替的周期。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很特殊，朝代更迭，盛衰有时，历代著名盛世大多不过三朝，而不少王朝的消亡，大多与君主享乐纵情、唯我独尊、吏治松懈腐变、天灾与外侵有关，当国家积重难返，短暂残余的盛世荣光，就成了真正的惊悚幻象。

有趣的是，这种由盛入衰的转折，与盛唐繁华闹市后的“宵禁”制度，形成了一组互文关系。这或许能解释为何在诡谲的唐朝中，鬼神之说如此流行于熙攘民间。

长安城是一座严格管制的城市，主要商业区其实都集中在东市和西市两个坊。过了傍晚，除了三品以上的官员，里坊是不能够沿街开门的，普通市民晚上在街上游荡就成了违法行为，夜晚的萧索肃穆，与白天的嘈杂喧哗形成鲜明对比。

因此，严格来说，长安其实是一个封闭的都市，浮华之下，有着一些被严格管控的规划制度。

在一个明暗交替、鱼龙混杂，充满着不确定性与强烈反差的社会，任何事都可能发生，任何人都可能出现，白天能在长安闹市中能遇见掌握幻术的瓜农，在宵禁将近时也可能拐角遇狐妖。

如是一来又不得不引人深思：那些住在盛唐长安城里的居民，真的享受自己的生活吗？历史课本和诗词里概括的“富足”“安宁”之外，人民内心深处，也许还有一份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对黑夜来到的恐惧，对盛朝结束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

而从恐惧延伸出来的“鬼怪”之说，何不是源自人类对自己生存的社会、对于自身命运的本能反思呢？

如此来看，中国的鬼神，历来是属于底层，属于人民的。

严格来说，人类的故事都诞生于神话故事。先民们深深感到自身的渺小，便凭借高出于整个动物界的智慧，创造出女蜗、羿这类神性英雄，赋予他们止淫水、补苍天的巨大力量，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同时也成为了人们心中一份信念和寄托。

这算是一种理性意识。尤其是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人类愈发容易意识到自己的孱弱与阙如，而作为心理补偿的一种，鬼神等体外文化，同时作为一种对生命根本形式和对人伦世常的反思，在封建社会滋长。

但不可否认的是，对鬼怪的迷信，本质上与常年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传统思想是相悖的。孔子曰“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尤其是有一定文化学识的社会中上层群体，对鬼怪之事大都都持一份审慎与质疑。

《唐朝诡事录》里的侦探苏无名就忿忿不然：“这世上哪有什么鬼怪。”他看来，所有摄人心魂的诡事，都可以用科学物理的原理解释。

这里就不得不提另一个专门破除鬼神之说的唐代名人——狄仁杰。狄仁杰不是神却料事如神，这份底气在于其本身的智力以及对科学的相信。他穿梭于神诡之事却鬼神不惧，笃信科学，比如早在墨子时代就被发现的小孔成像，比如利用光照强度推测人体自燃原理。

如此一个刚正廉洁又睿智审慎的人物，在后人的创作中，被寄予了与怪力乱神搏斗的使命。“智识”这种才华，可以算作那个年代少数读书人的特权，底层百姓多不识字，更不懂得什么科学。

唐朝另一大奇也在于此：狄仁杰生于贞观年间，活跃于武周，恰值彼时，唐朝生动丰富的鬼怪文化，也达到鼎盛。

不过，某些角度，狄仁杰和“鬼”之间竟也有着相通之处，即都有着惩恶扬善，替天行道的使命。

唐传奇小说《广异记·李光远》讲了一个叫李光远的官员，大旱时草拟了一篇治旱方案，然后却忽然死掉了。死后，他的方案被一名司马否定，“百姓青怨，有坳哭者”。

到了晚上，“光远忽乘白马来诣旱坊”，与百姓同至司马宅，“司马大惧，使人致谢”，因而“其年旱成，百姓赖焉”。生前为民造福，死后为鬼也不忘为百姓做主，甚至可以说，做鬼的“官威”比做人还要大，堪称一种讽刺型“爽文”。

开元年间还有个故事，讲冤鬼取魂。一望氏窦凝为了娶刺史的外甥崔氏，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小妾，还将后者产下的双胞胎女儿“俱沉之”。十五年后的一个深夜，变成冤鬼的小妾来复仇，咬了窦凝一口，留下了“楚毒”。后面数月，小妾天天都来，“其鬼或奇形异貌，举家恐惧”。

窦凝不堪其苦，请了和尚来驱鬼，谁知那和尚也受到了鬼的正义谴责，“惭而去”。窦凝体内的毒发作了，“自食其肢体，入水火，吠粪秽，肌肤焦烂，数年方死。”下场相当变态可怖。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死生亦大，将生死打通，可纾解活着的痛苦与对死亡的恐惧。日常世俗生活里以“鬼”入文的说法观念数不胜数，什么“做鬼也风流”“死亦为鬼雄”，鬼神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它们对人间的参与，则也是现世恩仇福祸的代偿。

    编辑 | 吴擎

值班编辑｜莫奈

排版 | 文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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