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女留学生，凭什么让美国国会为她升起国旗？

复旦大学恒隆物理楼二楼，有一间20年未曾使用的小房间。这是复旦大学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位女校长谢希德生前使用的办公室。

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名字实在是有些陌生，但她的故事值得每个中国人知道，不仅是因为谢希德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位大学女校长，更是因为她是中国芯片事业的“破冰人”，“中国的半导体之母”。

芯片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的竞争力和信息安全。

毫不夸张地说，是毅然决然回国的谢希德给了中国芯片事业与他国抗衡的底气。

不仅如此，曾留学美国而后毅然回国的谢希德，还让美国国会大厦为她升起国旗....

 今天让时间拨回到101年前，由主页君带大家走进这个传奇留学生——谢希德的故事。

1921年3月19日，谢希德出生于福建泉州。

那时，她的父亲谢玉铭就已经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学博士，从事氢原子方面的核物理研究。

谢希德（后排中）与家人在一起

这里穿插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在谢希德50多岁的时候，曾与杨振宁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杨振宁：“我发现在20世纪30年代，其实已经有一些华裔学者快要触碰到诺贝尔奖了，你知不知道一个叫谢玉铭的人，我觉得他的研究很不错！”

谢希德：“我知道，他是我父亲。”

是的，谢希德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顶级的学术世家。

杨振宁与谢希德 

大概是继承了父亲的智慧，谢希德打小脑瓜子就非常聪明，在燕京附属小学读书时，她年年都是霸榜的优等生，免试升入燕京大学附中读书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但刚入学没多久，老师就跟谢希德说：“你的第一名恐怕要保不住了。”

原来，在那一届学生中“半路杀出”个转学生，曹天钦。也正是他的出现，让谢希德第一次痛失了年级第一，这也让她开始对眼前这个比自己学习还厉害的男孩产生了兴趣。

只是那时的谢希德还不知道，曹天钦会成为今后与自己相伴一生的挚爱。

曹天钦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东，宛平城的一声炮响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

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谢希德这样的家庭也无法独善其身，她和曹天钦很快被卷入到了颠沛流离中，惺惺相惜的两人就此分隔两地。

谢希德的家庭教育是“好好念书，知识总是有用的”，所以即便是动荡中，她也没有放弃学习，很快，谢希德被湖南大学录取，但那时的她却刚好被诊断出骨关节结核 。

这一疾病将谢希德拖向病榻，她不得不休学。 

卧床四年的谢希德，承受着肉体痛苦与精神寂寞的交织折磨。

在人生的至暗时刻，她收到了一封厚厚的信件。

寄信人，正是曹天钦。 

在信里，曹天钦鼓励谢希德安心养病，有时还会附上满信纸的数学演算，在常人难以理解的数学符号之间，那欲语还休的关心与爱慕跃然纸上。

千里之外的一封封飞鸿鼓舞了病榻上的谢希德。忍着剧痛，慢慢坐起，依靠拐杖，缓步行走，扔掉拐杖，如此周而复始。 

虽然从病榻上站了起来，不过遗憾的是，因为骨关节的损坏，导致右腿不能弯曲，谢希德落下了终身残疾。

但没什么能阻挡她散发光芒。很快谢希德就凭借着自学，再次以极其优异的成绩考上厦门大学数理系。

1946年夏，厦门大学毕业留念，前排左一为谢希德

谢希德与曹天钦再一次见面，已经是9年后的1946年。

8年多的书信往来，让两人的感情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重逢后没多久，他们又迎来了分别。

怀着“科学救国”梦想的曹天钦即将启程去到剑桥大学研习生物学，而谢希德决定一年后像父亲那样前往美国深造。

曹天钦想在出国前娶谢希德为妻，而谢希德则想等成为“中国需要的科学家”时，再考虑组建自己的小家。 

于是两人决定各退一步，先订婚再留学，只是没想到，那张合影后，又是长达六年的分别。

1947年，谢希德被美国史密斯学院录取，这是一所私立女子学院，也是全美颇负盛名的顶尖文理学院之一，《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就毕业于此。

1948年，谢希德在史密斯学院

那时的中国留学生要想在国外被认可，困难重重，不仅要面临语言障碍、文化差异，更多的是刻板印象与歧视偏见，但别人越是说中国人不行，谢希德就学的越来劲。

最后，在毕业的成绩单上，谢希德所有的成绩都是“distinction（卓越）”。

学霸的人生，一路开挂。

谢希德放弃耶鲁，在1949来到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事实上从入学到拿到学位，谢希德只用了两年时间，这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 

谢希德在美国留学

促成她这么短时间内攻下MIT Ph.D的，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她成绩极其优异，成绩单上所有科目后边都写着“passed with honor”，代表着最高分通过。

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紧接着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不久后钱学森被软禁，美方颁布法令禁止中国所有理工类的留学生回国，尤其是像谢希德这样，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相当于已经有一只脚迈入到了全球顶尖物理学术圈，更是立马上了美国的“黑名单”，——“这个女人要为美国效力，而不是中国。”

这对于谢希德而言，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从申请美国高校的那一刻起，谢希德就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留学的目的，那便是带着知识回国——“我只为中国！”

于是在无法归国的岁月里，她一边更加发愤读书，一边想方设法地寻求回国方法。 

终于，她想到了一个“曲线回国”的办法：从美国去英国，再从英国回祖国。

在朋友的担保下，谢希德以结婚为理由获得赴英签证，到达英国后，一切都很顺利。

谢希德和曹天钦在英国

1952年5月17日，在几位中国留学生和英国朋友的见证下，谢希德和曹天钦举行了婚礼。

在欧洲度过了短暂的蜜月后，夫妻二人马不停蹄地踏上了回祖国的归途。

“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大雁，在严冬不得不离开家园。如今春回大地，我一定要飞回祖国故园，去耕耘！去奋斗！”

以西方之技术，灌于积贫积弱的中国，是一直回荡在谢希德脑海中的声音，也是她留学始终不忘的初心。

回国后，谢希德开启了在复旦大学物理学系的教学科研生涯。

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谢希德教授的几门课程，在国内还没有相应的教材，于是她亲自编写讲义，每隔一两周就发放给学生。

1956年，对于谢希德而言是一个特殊且重要的年份。

在那一年，她生下了和曹天钦唯一的儿子。

也是在那一年，国家准备建立自己的半导体人才储备，中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化培训班在北京大学成立，祖国希望谢希德能够去到北京主持工作。

彼时谢希德的儿子，还只有五个月。

一边是正需要母亲哺育的小孩，一边是祖国急需建设的召唤，怎么选？

论谁都会陷入两难，但谢希德几乎没有犹豫，“抛夫弃子”奔赴了北京。 

她对同事几乎只字不提自己的幼子，但对家人的思念只有谢希德自己心里清楚，她常常会在夜深人静时拿出丈夫寄来的照片仔细端详，连儿子胖了瘦了都能一眼看出来。

授课之余，谢希德还和黄昆合著了日后影响整个中国的《半导体物理学》。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在严格的技术知识体系的封锁下，这是中国人自己摸索出来的，属于自己的教材。

在那短短的两年里，谢希德还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半导体专业人才200多名，之后这些学者成为了两院院士、大学教授、企业工程师...

中国半导体科学领域，就此遍地生长，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但当时没人知道，自幼体弱多病的谢希德早已患上了肾结石。

事实上，命运对谢希德的锤击从未停止，在她身陷囹圄时又被确诊了乳腺癌，而病痛在接下来的30多年里从未停止过折磨谢希德。 

动荡的岁月里，谢希德在无数个病痛的夜晚依旧在投身科研—— 

“为什么不锈钢不会生锈?”“是什么起了抗腐蚀的保护层作用?”“苏美两国每年因腐蚀而报废的钢材达4000万吨，怎样才能使我国有限的钢材发挥更大的作用?”

带着这些问题，谢希德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新的领域，表面物理。

那一年，谢希德51岁。她终其一生都在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实则也是在开拓这个国家的科学领域。 

1983年，谢希德被正式仍名为复旦大学校长。很多人都将目光投向了这位新中国高校第一位女校长，怀疑她不能被委以重任，但谢希德用自己的高瞻远瞩折服了所有人。

在复旦的那十年间，她力排众议，率先在国内打破综合大学只有文科、理科的“苏联模式”，增设技术科学学院、经济学院、管理学院等几个学院，将复旦大学变为一所拥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综合性大学。 

谢希德深知搞学问绝不能一味埋头封闭，只有知己知彼才能更好发展，于是她在复旦建立了美国研究中心，方便中国学生更好地了解美国。

她多次邀请美国著名学者前来复旦交流，在她任职校长期间，复旦大学参加国际学术交流达600多次。

1984年4月30日，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来到复旦大学发表演讲，谢校长为其送上礼物，《中国历史地图集》

与此同时，谢希德还鼓励学生勇敢地走出去看世界——她利用自己与美国科教界的密切联系，想法设法将中国的青年送到美国交流深造。

她大力推进着由诺贝尔获奖者李政道发起的CUSPEA（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在1979-1988年这几年间，累计输送了近千名中国学生赴美学习。 

不管工作多忙，她都坚持给学生向世界高校写推荐信。

有人统计过，谢希德在任复旦校长期间，每年要送走一百多位学生，平均三天就要写一封推荐信。

如果谢校长办公室里传来打字机的声音，那大概率是她在给学生敲推荐信。

1995年1月8日，谢希德在巨大的悲痛中送别了她一生挚爱的丈夫，可在曹天钦追悼会的第二天，就有学生收到了谢希德手写的长达三页的留学推荐信。

有时候，学生怕太麻烦向谢希德表示，自己写个初稿只由她来签字就好。

但谢希德只说，“我亲自写对你更有帮助”。

与此同时，谢希德也鼓励中国留学生回家来——

1993年，谢希德给正在美国哈佛肯尼迪学院进修的复旦青年教师周明伟去信，信中写道“非常期待你的回国”。

谢校长在关心留学海外学生的同时，总是不忘提醒他们，按时归国。

身为新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对于女性教育、女性发展、女性平等的关注和贡献也贯穿了谢希德人生的始终。

在改革开放之后，她运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关系帮助和扶持女教师和女学生以及女性科研工作者。

复旦物理学系的女生特别少，每年新生入学时，谢希德都会专门召开座谈会，听取女生的意见。

她说：“女性同样能成为像居里夫人一样的杰出科学家，只要你们努力学习，完全能够学好物理，能够做好自己这方面的工作。”

在担任复旦校长期间，她接受了英文报刊的采访，标题为：《Women and Education in China （女性和中国的教育）》

在1987年3月，谢希德在纽约巴纳学院做题为《中国女科学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报告，指出“只有提高全体的通识教育水平，为成年女性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妇女解放。”

1987年，谢校长去美国访问，《今日美国》刊发报道称其为“中国的哈佛大学校长”

在1995年赴北京参加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时，谢希德还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不是希望所有女性都投身去做科学，她们应该有选择的权利，不应该因为偏见或者其他障碍被排除在外。”

谢校长在25、6岁的年纪，选择延缓婚期出国深造，在那个年代像她这么大的女孩儿早已结婚生子。 

只有从千军万马中走出来才知道女性，尤其是科研中的女性想要被大家看到，是何其艰难。

1999年，谢希德准备动身前往美国参加美国物理学100周年年会。

那会儿的谢希德恐怕都忘了自己是一个癌细胞扩散的79岁老人。

病情的恶化让谢希德不得不再次住进医院，深度的放疗、化疗让她苦不堪言，每次治疗都会引起反射性呕吐，身体浮肿。

但这位老人，始终没有停下来。

她越是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就越日以继日地翻阅文献做着研究。

住院期间，谢希德唯一的要求是要一部电话，以便连接电脑。因为腿不能弯曲，她只能站立工作。 

谢希德每天都要接发很多电子邮件，处理大量事务，仍在关心与关注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鼓励更多中国学生走出去并且走回来建设祖国，直到发生急性心衰和呼吸衰竭。

抢救之后，再也无法站起。

有人问她，您这样不累吗？

谢希德不假思索道：“我这个人知足常乐，能够活到60岁就非常满足了，超过60岁的每分每秒，我都会用来为教育科研事业、为人民、为社会工作。”

2000年2月24日，美国国会同意众议员Curt Weldon的建议，将一面美国国旗在24小时里飘扬在美国国会大厦上空，以表彰“Madam Xie”在中美关系中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1998年，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在中国进行访问时，左侧坐着希拉里，右侧坐着谢希德校长

事实上，Curt Weldon并不是什么亲华议员，甚至还有点反华，但谢校长用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折服了一批又一批像Curt Weldon这样的人。

后来这面美国国旗被人专程送到了华东医院谢希德的病榻前。

但谢校长在见到这面国旗后没多久，就再也坚持不住了。

2000年3月4日，距离79岁的生日还有半个月时，谢希德永远离开了她深爱的祖国和钟爱的科学与教育事业。 

“把我的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这是她留给这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相信很多人在阅读这篇文章时，常常会忘了谢希德身体上的孱弱和残疾，因为在一个坚韧不拔的伟大中国女人面前，瘦弱的身躯是最微不足道的一个环节。

没人会在意一个大写的人究竟没有什么，她的光芒早已被她的崇高人格所无限放大。 

谢先生终其一生都在坚持自己的热爱和认为正确的事。

她热爱自己的祖国和科学，就在自己的领域不断探究，带领中国突破一项项卡脖子的技术难题。

她认为中国绝对有能力变得更加强大，只是缺少一些推动力和机遇，那她就利用自己的关系，竭尽所能地鼓励留学生们走出去，并时刻提醒留学生别忘了“按时回家”。

她认为女性应该得到更多机会，就第一个站在女性身前为其阻挡质疑和偏见，并不厌其烦地提醒女性，你并不比别人差。

其实除了谢希德的出身外，她这一生拿到的一手牌并不算太好。何况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她的家庭优势所剩无几。

但她还是拖着病体心无旁骛地朝着自己心中的灯塔走去，动荡阻挡不了她，动荡更滞碍不了她。

希望谢希德的故事，能够鼓励到屏幕前的你。

点个「在看」，敬谢希德先生，也敬每一位生活中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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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的爱情可以甜蜜吗？走进曹天、谢希德夫妇的传奇人生 20220521 |《钦点科技史》央视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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