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晨版“狂花”彭莱，是失败版的郑钧

掀开那层“摇滚”和“个性”的皮囊，“摇滚狂花”彭莱和“人群中的大多数”之间的“共性”，才是她真实的人生“主旋律”。

就在中国女性电视观众日渐被各类“都市女性精英剧”投喂得愈来愈乏味之际，一部“另类”的女性剧《摇滚狂花》最近出了圈，尽管，也伴随着不小的争议和两极分化的口碑。

目前，这部剧集的豆瓣评分停留在7.4分——不能算很top，但已经是近几年国产女性题材剧中的“佼佼者”。

《摇滚狂花》是一部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的剧。而好评中的相当一部分，是把“星”投给了它的与众不同——女主彭莱（姚晨饰演）是中国荧屏景观中如此鲜见的一枚“摇滚狂妈”；在国产都市女性题材剧里，这部剧又是如此得反套路。

近几年，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大众文化思潮里渐成“显学”——尽管是一种伴生着各种内在逻辑冲突与漏洞而流行起来的显学。

不论人们关于“女性主义”（英文“feminism”，过去更多被译作“女权主义”）有着怎样的不同意见，至少，人们在“女性独立”这一点上基本达成了共识。

女性独立的“根基”，首先是经济独立。

当女性对经济独立的孜孜以求，叠加上社会中蔓延的成功学叙事，这份合力让中国女性剧市场尤其热衷于制造各种关于成功和逆袭的“女性神话”。

从前几年火热的《欢乐颂》（2016）到《我的前半生》（2017），再到前两年的热播剧《三十而已》、《流金岁月》，再到今年扎堆出现的女性剧《完美伴侣》、《盛装》、《她们的名字》、《玫瑰之战》等等，荧幕上站满了“已经成功的精英大女主”或者是“即将成功的精英大女主”。“她们”要么已经是“女霸总”，要么正走在“成为女霸总”的路上。

自袁泉在《我的前半生》中扮演的“唐晶”出圈之后，满屏皆是走路带风、打扮得十分OL的女精英。似乎，一个女人如果不漂亮、不成功、不逆袭，都不配在荧幕上被看见、被讲述。

在这样的背景下，《摇滚狂花》的出现，就显得非常之难得。

本来，摇滚题材在中国的影视市场里就一直处于“边缘”位置，从来都“非主流”；而主要聚焦于母女关系的影视作品也不多，远远无法与爱情主题的相比；关键，它还不是一个所谓咸鱼翻身、逆风翻盘的励志故事——它是一个“失败失意”的摇滚女歌手，无论怎么不认输，也不得不“认命”的故事。

不论你是否喜欢这部剧，客观而言，姚晨的确以出色的演技贡献了一个中国荧幕上非常鲜见的女性形象、母亲形象——彭莱。

彭莱的人设是中国初代“摇滚女王”，带着原生家庭的伤痛一路倔强。她极富音乐才华，还有着天生适合唱摇滚的好嗓子。而天赋的美丽与才华，通常都会让一位有个性的女生，更敢于坚持个性。

19岁那年，彭莱还没红，却未婚先孕。怯懦而平庸的男友，不敢要这个孩子，她却不管不顾地要留下这个生命，哪怕不得不“一人生一人养”。这个孩子，就是庄达菲扮演的女儿白天。

而这个带着女儿去各地跑场登台的摇滚女歌手，天赋难掩，很快就红成了当时的“摇滚女王”。可惜，狂傲如她，却迎来了友情与爱情的双重背叛。她的前夫，上午跟她领离婚证，下午就跟她的好队友贝斯手陈月领了结婚证。

彭莱愤而动手，在公演时于众目睽睽之下，把成了自己女儿“小妈”的闺蜜打出了脑震荡。

她将6岁的女儿留给前夫，只身赴美。人生，就此急转直下。

彭莱本想到摇滚乐的发源地来一趟“征服”之旅，却根本不被新市场接纳。加之她个性狂傲，签约的公司毫不犹豫就把她“飞”了：不能赚钱的音乐，没有一点儿价值。

她开始沉沦、酗酒，一度自杀。为了生存，她不得不去唐人街的餐厅给食客唱流行歌，就这也经常被炒鱿鱼。她唯一稳定的职业，是在养老院当看护。脏话和酒，成了她戒不掉的“醉生梦死”。

她觉得自己混得很惨很丢脸，于是整整12年没有回国。她无法面对自己是个loser的现实，更无法接受以loser的身份去面对自己的女儿白天。

在前夫突发心梗去世之后，她才不得不回到北京，去直面已经18岁的女儿白天。一场母女相爱相杀的“好戏”，就此上演。

叛逆倔强、跟母亲对着干的“青春期女儿”不鲜见，但以同样的姿态跟女儿对着干的“青春期母亲”，却少有。借网友的形容，就是“一个没有妈样的妈”。

回到北京的彭莱，要解决的，不止是和自己女儿的冲突，还有她与自己母亲的纠葛，但更重要的，是她内心一直未灭的事业企图——重拾“摇滚梦”，再度翻盘。

故事讲到这里，就在你不断地期待亲情和解、咸鱼翻身的戏码时，你发现这个“彭莱”——总能出人意料，甚至令人啼笑皆非。这个角色身上，体现出了异常丰富的人性层次和冲突感，让“彭莱”成了一朵难以一言蔽之的“狂花”。

浏览下各路评论，喜欢彭莱的观众，会说喜欢她的“反叛”、“敢于打破规则”、“又狂又拽”。彭莱的极度自我、任性妄为，让她做了她们想做而不敢做、亦或者不能做的事儿。

毕竟，人都有想冲破规则、放肆撒野、快意恩仇的原始欲望，但人自呱呱坠地之刻起，也不得不开始接受“规训与惩罚”，学习在框架和限制中生活。

应该说，在有意识地打破社会显性限制层面，彭莱的确是有这个“自觉”的。她剧中很多浑不吝的行为，如果我们参照社会上的通行“准则”，确实显得非常“异于常人”。包括她在处理母女关系时的表现。

在这部轻喜剧中，这些“反叛”和“反常”，“调和”出了现代观众十分受用的“爽感”和“喜感”，以至于，它甚至压过了彭莱这个人物身上的“丧感”与“悲剧性”。

但是，最打动我、最让我反复回味的地方，却来自于彭莱身上的“悲剧性”。

深陷泥潭的她，看似坚定地为自己设置了一个叫作“理想（摇滚）”的人生程序，却在追逐“理想”的过程中，早已不自觉地被“异化”。掀开那层“摇滚”和“个性”的皮囊，彭莱和“人群中的大多数”之间的“共性”，才是她真实的人生“主旋律”。

尽管彭莱口中跟女儿说着“摇滚不需要被定义，定义就是摇滚要打破的东西”，但实际上，陷在求生困境中的她，早就“背叛”了摇滚精神。甚至，连她自己都没意识到。

忆当年，她津津乐道的并不是自己的音乐曾经多棒，而是当时如何“辉煌”和“成功”，是出场费“高达300”，赚钱多到能在三环买上三室一厅。

后来，为了翻红，她真正想要的其实也是“赢”，是在综艺节目中打败对手晋级。

甚至，在手术后的幻想中，她憧憬的还是被万人追捧，在欢呼声中以摇滚巨星的姿态坐进加长豪车。

这些，都和彭莱自己口中的“摇滚精神”，和音乐、和理想、和热爱，毫无关系。

我认为，正是这份“悲剧性”，让这个轻喜剧深刻了起来。

她果真是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吗？至少在我看来，并不是。

彭莱更像一个“失败版的郑钧”，而郑钧则是“成功版的彭莱”。

他们都曾想用“理想”和“理想主义”去抗衡时代，但却在被动与主动之间，被自己所处的时代、被身处的消费社会，给“重构”了。

他们的“摇滚理想”，在进入音乐市场那天起，其实就已经被商品化、商业化。

不然，彭莱怎么会用“我那会已经300一场，他才200一场”来评判两个摇滚歌手之间的差异？

若干年后，荧幕上的彭莱和现实中的郑钧，都不得不去参加音乐综艺，意图“翻身”或“谋生”。彭莱用摇滚理想来包装自己的“想翻红”，郑钧用“我是被老婆逼来的”来包装自己的“想赚钱”。

掉价吗？唏嘘吗？可能都有那么一点儿。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彭莱”和“郑钧”的这一面，其实就是这个消费时代里绝大多数人会有的样子。一如《摇滚狂花》中去卖卫生巾的许多、参加流行歌手选秀的陈月，以及那些都纷纷退出“滚圈”的乐手们。

所以，彭莱永远无法真正抵达蓬莱。我在她身上体味到的，其实是一种现代人共同要面对的生存处境，以及现代人在面对这份处境时所体现出的“共性”。

蓬莱身上体现的其实是现代人共同要面对的生存处境，以及在面对这份处境时所展现的“共性”。

彭莱在剧中对女儿说的一句台词令我印象深刻：“我要在美国住上大别墅了，还不带你去享福？”

可谁说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就是要住大别墅？那不过是被消费社会所塑造出来的一种关于“幸福生活”的样板。

一个母亲能给予女儿最珍贵的东西，也显然不是大别墅。一个摇滚歌手的“成功”，更显然不是靠大别墅来定义。

到底，彭莱还是未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样“不被定义”，未能像自己唱的那样“规则也被她革新”“意识也被她占领”——她，没有成为《摇滚狂花》主题曲里的《她》。

她依然还是在以是否被市场接纳肯定、是否赢得了名与利，来界定自己作为摇滚歌手的价值，界定自己“混”得到底怎么样，是不是“有脸”。

放眼摇滚圈，大概真正做到无所谓、不在意的，可能也只有窦唯了。

那么，到底是穿得很朋克的彭莱更摇滚，还是穿着老头衫的窦唯更摇滚？

说到造型，不妨再多说两句。彭莱在剧中的造型，如今在主打女性用户群体的小红书上非常火，眼看要成为一种新的流行。

有很多女性用户评论认为彭莱的造型非常之“个性”，但我想说的是，那其实是一种“集合性特质”——即由特定妆容、装扮所构建的某类型“摇滚特征”。

当我们说彭莱看着非常“摇滚女歌手”（批评的说辞就是’刻板印象’），其潜台词就是：这是一种拷贝来的造型，并无真正原创的个性。

穿得“像”一个摇滚女歌手，恐怕恰恰体现的是“不摇滚”。

所以，窦唯只有一个。普遍的现代性困境之下，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活成了“彭莱”。

诗人顾城曾写道：“命运不是风，来回吹，命运是大地，走到哪你都在命运中。”

消费社会，就是如今现代人的“出厂设置”，是现代人无法摆脱的命运。无论东西。

而“彭莱”的反抗，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反抗。她早就被自己的欲望“诱奸”了。当想赢想红的名利欲，被她包装成理想“出镜”时，她就已经“输”了。

至于说这种“反叛/反抗精神”的不彻底，大概也源于“摇滚乐”本身的先天局限。它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大众流行文化”的一面旗帜。何谓流行，即“被很多人喜欢”，意味着进入大众文化生产制造循环的工业体系，意味着商业化。

第一个“反叛”的人，是真反叛；一群人跟着反叛，那就是“流行”。反叛，在流行的过程中被商品化、商业化了。

试想，哪个西方的摇滚巨星的诞生不是伴生着巨大的商业利益？他们靠着破坏规则、对抗精英与主流，又“打入”了他们曾经鄙夷的上流“名利场”，成为时代名流中的一员。

这是不是也很像曾经的彭莱？也是曾经的郑钧。

不过，即便是彭莱这种不彻底的挑战、批判，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借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所言：

无休止的指控，是游戏的组成部分，这是一种批判的幻影，为谎言加冕的反谎言。批判的话语，不过是知识阶层的“乡间别墅”。我们的社会，正是通过消费以及对消费的揭示和批判来建立平衡的。

终究，我们和“彭莱”一样，都困在命运中。不论你选择了硬币的正面还是反面，都注定逃不开那个宏观的“游戏规则”。

彭莱最终也没能对抗命运、摆脱命运，但剧末的她，终于是第一次真正尝试想要看清自己，看清命运。最终，她选择了与命运和解，与自己和解。

从“摇滚”出发，最终却走向“和解”，它是一种成熟还是世故？是一种“深刻性”，还是“悲剧性”？这恰是《摇滚狂花》提供给观众的解读开放性与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