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运与国运》：从水的角度了解中国历史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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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孕育了生命，只有水利才是文化的根脉

所有的人生共同聚合成历史，所以历史一如人生，横看成岭侧成峰。获此感想，是因为读到了吴鹏的书稿《水运与国运》。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有无数的视角可以观察，无数的因果可以归纳，但水的视角无疑是最灵动、最根本的一种。水是生命之源，所有生命都离不开水，但江河奔流，不必然孕育文化，完全可以是生机盎然与文化荒蛮同在。水与文化，才是历史的必然主题。水孕育了生命，只有水利才是文化的根脉。人类历史如此，中国历史亦如此。

水孕育了生命与文明，但水之与人，首先是自然关系。人类历史中，与大自然的关系始终脱离不开利用的基本格局。古往今来，利用自然的效率几乎是衡量国家发达与否的唯一指标。近代以来，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科技，就是新生态背景下对大自然的新利用，电能、核能这些更难控制的自然力量被人类社会开发出来为人类服务，前景甚至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回顾传统社会，在以农业开发为基本方式的时代，利用自然相对简单，最多就是自然力量的搬运，绝不是引导自然发生物理、化学反应，从而获取更高能量。

工业化之前的传统社会，在自然力量的利用方面，水利名列第一。水利是农业命脉，是各地农业发展的基础。在区域经济的竞争中，水利事业的发达与否，是一项重要指标。此前，历史学家研究秦朝统一的基础与背景，深受汉代学者的影响，尤其是强调“虎狼之秦”的表面文章，稍微深入一些，会认为秦国有商鞅变法的新制度，驱使人们在“耕战”政策上为国拼命。事实上，还有更重要的因素，秦国的武器开发系统先进、水利事业发达，秦国早就不是“西戎”秦国了。秦国统一六国，是先进战胜落后。

郑国渠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即使是在秦国发现了韩国的阴谋之后，秦国还是坚持完成了郑国渠的修建。韩国希望通过郑国渠的修建阻挡秦国灭韩的脚步，这个目标确实实现了，但郑国渠虽然让韩国又多存在了几年，却也让秦国统一全国的力量更强劲。秦王发现郑国渠的阴谋后，也曾一度发出逐客令，但秦国内部的争论，最终让秦国选择了正确道路，停止逐客，继续修建郑国渠。轻重缓急如何选择，任何时候、任何国度，都是决策者的难题，浮云遮目是最常见的现象。但秦国遭遇郑国渠危机，决策最终不误，证明秦国决策有合理性机制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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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的角度思考中国历史，无疑是抓住了中国文化的一条根脉

中国古代水利发达，这几乎是一个历史常识。有学者受到启发，专门把水利与政治体制进行了因果连接。水利事业与政治体制的关系，到底如何进行历史分析才是恰当的，这显然是个复杂的课题，非一言能够蔽之。但是，这可以看作是西方学者承认古代中国水利事业发达的一个佐证。中国的历史传说和现代考古学都证明，人类确实曾经面临一个洪水泛滥问题，诺亚方舟的传说是逃离洪水的故事，大禹治水是应战洪水的故事。茫茫禹迹，划为九州，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从初始就与水利有了不解之缘。水是一道严肃的历史课题。

一提“上善若水”，中国的哲学意味就会喷涌而出。中国哲人关于水的思考，同样振聋发聩。金、木、水、火、土，用少数几个元素结构整个宇宙，并不是中国哲人才如此，但强调几个基本元素之间的辩证统一，是否是中国哲学接受了历史的启迪呢？也许仅仅是生活启发了思想，所以曹雪芹才用水去赞扬女孩的美好。于是又令人联想到山水诗和山水画，与其说是命里不能无水，不如说是思想不能无水，有水才有自由。打住，一旦言及水，就可能陷入汪洋恣肆，难以遏制。从水的角度思考中国历史，无疑是抓住了中国文化的一条根脉，想一想，不免令人激动。

最近读到李伯重先生的一部新书《新史观新视野新历史》，开篇第一章就是《中国是水造就的——水与中国历史》，文章总结道：“在过去两千多年中，中国发展出了先进的水利工程技术，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防洪体系，最大的灌溉系统和最大的水运系统。”李先生是颇具国际视野的中国学者，他使用的数据都来自国际对比，值得信服。

依照历史的发展顺序，《水运与国运》把中国历代的水利事业清晰地勾勒出来，给出了一个水利视野下的中国历史。提及李伯重先生的文章是想说明，吴鹏的思路，确实符合历史学的学术思考。

历史学需要深入研究，也需要深入浅出的普及性写作，毕竟历史学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社会的需要，这就是像吴鹏一样的作者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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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