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诗歌记忆与我的纪录之旅

《电影作者》创刊十周年纪念刊电子版发刊。此辑由编委会同仁协调，林鑫统筹成文，感谢关注和支持我们工作的各领域的师友同仁和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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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黎小锋

编辑：张劳动

青春期，我有过一辆自行车

锈迹斑斑，连刹车都失灵了

每次从陡坡上呼啸而下

我必须用鞋底贴紧后轮钢圈

那股新鲜的胶臭味儿，伴随着干燥的火星

以及耳朵两边急速后退的群山

天黑时分，有运货卡车迎面驶来

大灯刺眼。坡底像是下了雪，茫茫一片

我闭上眼睛，轻轻松开鞋底

八十年代，如此短促，如此漫长

—— 黎小锋，《八十年代》，20220905

一 

三十多年过去了，还记得那些夏天的早晨，阳光吱吱嘎嘎，跑在四面群山的拉链上，给一个懵懂好奇的少年，带来种种新鲜感受。那是在赣西盆地，一幢百年老屋前后。 

1984年暑假，纯粹由于好奇，我从老屋阁楼布满蛛网的杂物堆里，扯出几本破烂、泛黄的册子，其中有本诗集，封面已被扯掉了，不知道是谁编的，但能依稀辨认出“新诗选”， “开明书店”，“(民国)三十年”(1941年)字样。书里收罗了戴望舒、冯至、李金发等现代诗人作品。借着狭窄的木格子窗射进来的光线，我一口气翻完了这本残破不堪的、发着霉味的诗集，尤其对李金发的《有感》赞赏不已：“如残叶/泣血在/我们脚下/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 

为了便于经常翻阅，我从山里采撷回来各种据说“品性高洁”的树叶、草根，塞在竹罐里一通乱捣，酿出一堆黄黄绿绿的浆液。我把浆液涂抹在当作封面的白纸上，请祖母用麻绳装订好，再请父亲郑重写上《新诗选》三个毛笔字。尽管来路不明，这是我拥有的第一本诗集。它像幽暗中的一束光，开启了我的少年时代。 

印象已经模糊了，1985年版的《朦胧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是怎样进入我的书架的。北岛、顾城、杨炼、梁小斌，以及比他们稍后一些的诗人作品渐次进入视野，“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宣告》);“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想涂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顾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被这样的诗句深深吸引，开始偷偷摸摸写起了诗。应该说，《朦胧诗选》，是对我影响深远的一本诗集。 

根据报纸上的征订信息，作为中学生，我订购了徐敬亚、孟浪等人主编的《崛起的诗群: 现代主义诗歌大展》，不知什么原因，这本诗集一直未能寄到我的手中。在考试机器的压榨下，我一度准备放弃学业，离家出走，去投奔四川的一个中学生诗社：《太阳河》。我暗自盘算着，与其日后受那些思想僵化的批卷教师的羞辱，不如跑到四川甚至全国各地会会朋友。

2017年12月，我在纽约法拉盛遇见诗人孟浪，当时他重疾尚未发作，眼神仍然清澈、明亮。对于当年没有收到《崛起的诗群》，三十年后，我仍然有些耿耿于怀。孟浪听说这段冤情，抖着他的大胡子，无辜而同情地朝我摊开了手。那个时候发往深圳的订单铺天盖地，他亲手就寄出好多本，怎么就独独缺了赣西盆地的那一本呢！

二

30年前，乘坐一辆绿皮火车(贴身的裤兜缝着不多的现金，皮箱里压着简陋的衣物，以及几册卷边的自印诗稿)，独自来到了祖父手腕上滴滴答答走着的上海——“火车把我带向截然不同的生活场景。”我下车就是一口字正腔圆的赣西塑料普通话，甚至将迎接我的班主任错认成母亲当年的学生。甜酸饮食让我三天没有吃下饭。连辣椒都没有，这个地方的人怎么生活哇？我对嗜好甜酸的上海人民满怀同情。天气暴热，我坐在一舍313室的光板床上，一瓶接一瓶地喝着热水。汗水顺着脚尖滴到陈年木地板上。我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一周过去了，有人来敲我宿舍的门。原来是住在隔壁311的J来搞“诗歌绿化”来了。

虽然我填报志愿时并不知道华东师大有个夏雨诗社，但是，当高年级的人来我们宿舍介绍夏雨诗社的杰出诗人与优良传统时，心里不免热浪翻滚：多年的盲打误撞之后，这么轻易就找到了组织？

很快，我的几首短诗被挑到了一本叫作《返回》的副刊上，我也被学长们叫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当时夏雨诗社流行一句口号：读一流作品，写二流诗歌，谈三流恋爱。每次推开一舍311或者319的门，里面总是声音噪杂、烟雾缭绕。不看着脚下，很容易就踢翻了某位诗人的啤酒瓶。这些人聚在一起，口若悬河，三句话不离海德格尔，萨特，加缪——起码，最初的印象就是如此。这些学长倒还真有疯狂阅读的劲头，每去一次，他们床头木架上的新书都在增加。稍微熟悉一点了，学长们竟然在我面前大肆交流在大夏书店偷书的经验，听得我咂舌不已。窃书不能算偷，那是孔乙己的说法;知识不管来自那里，都是合乎道德的，这又是那位先贤的说法?

九十年代初期，先锋文学尚存一个背影。宋琳、格非、李劼、朱大可，这些校友名字常挂在文学青年的嘴上。校园里还残留着理想主义的荷尔蒙气息。但是，不可阻遏地，商品大潮开始一波一波泛起，同学们开始忙着在外面跑业务，拉赞助，最不济的也给人家做做家教挣点小钱。诗歌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而最初鼓动我加入夏雨诗社的 J 几乎看不到踪影，连上大课都是请人代记笔记，据说开广告公司去了(多年后，他在业界声名雀起，资产多少多少个亿，确实有些出乎意料)。

有一天，我正在现代汉语课上低头出神，突然被老师点名，让我从现代汉语的某个角度，解释黑板上的一首诗——那不是我刚刚刊登在《夏雨岛》副刊上的一首高中习作吗？我的黑脸刷地一下变红了。我猜想老师大概要挑什么语病。我慌慌张张地杵在那里，嘴里不知在嗫嚅什么。

想不到，教授现代汉语的李明洁老师并不关心我在嗫嚅什么，她只说了一句:很久没看到这样的诗了。谢谢你。

我晕头转向又坐了下来。这下好了，同学们看我的眼神都变了。原来班上还有一个“诗人”。

奇葩的是，这个“诗人”在进大学不到一个月后，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写诗了，终于可以任凭“诗歌”抛着媚眼扭着腰肢一波一波推过来了——

他却发现自己没有做诗人的欲望了。

三 

多年以后，我一再向叫我“诗人”的中学同学纠正：早就不写了，上大学后就不写了。同学没有一个相信我的鬼话。在他们的记忆里，我从初中开始，就是一个铁杆“诗人”。 

我天天都失魂落魄的，看见树叶飘落，感觉被故人拍了下肩头，能写首诗；看到蝴蝶追逐，感觉象两片在空中飞舞的嘴唇，也能写首诗。我的枕头边上总是搁着纸和笔，以便捕捉从梦里逃逸出来的灵感：

创造女娲的人

死了

创造人的女娲

还在夏夜的莲蓬上

坐着

(黎小锋，《禅意》，1988年) 

睡不着觉的时候，就钻到附近工地守门人的小屋里看闲书。100支光的灯泡光芒四射，守门老头的鼾声响彻云霄。在鼾声灯影里我结识了邻班一位写言情小说的同学邬燎原，他从不听课，每天能写满一个作业本，产量极高，然后朗诵给一个老爱尖叫的女同学听；还有一 位爱看武侠小说的李强勇，他在课桌上掏了个洞，天天透过小洞，一个字一个字地看金庸全集。由于看书太累，他还操练出了在课堂上睁着眼睛睡觉的本领。 

随着一块块小豆腐干在省内报刊发表，我跨级加入了高中文学社，并且被文学社指导老师彭锡萍天天挂在嘴上。这让我做工程师的父亲非常担忧，甚至极其愤怒，他认为这个迂腐的乡村知识分子在误导他的儿子。父亲自视才智不高，也从来不相信儿子是个什么天才。但是，他的反对并没有阻止我在“文学深渊”里越陷越深。我的学习成绩一路下滑，到高中以后，已经没有人相信我能进大学的门了。

我订了一份江苏省办的文学刊物《春笋报》，从那份报纸上，知道了马萧萧、王军等一批中学校园诗人的名字。通过《春笋报》我了解到，长着“二指宽的脸”，学业一塌糊涂的小海居然还能被南京大学“作家班”破格录取，似乎给我这样的差生带来了一线希望。我在一本叫做《秋叶红了》的校园诗集上看到了小海的诗， “一场大雨/海边小城的色彩/洗得紊乱/孩子们在奔跑/孩子们的笑声是永久的柠檬黄”(小海，《K小城》，1982年)。记得那本诗集上有于坚的《作品67号》，部分章节我还能随口背诵出来。 

但是，刺激我投入写作的，还是我通过书籍报刊耳熟能详的那些80年代诗歌。那些诗稿插在牛仔裤袋里，走南闯北，东游西荡，以诗歌的名义到处发表宣言的家伙，此时此刻，正在挥动他们手中的破笔，把我们的教科书戳出一个个大洞!实际情况是，我的成绩已经差到除语文外，各科成绩都不及格的地步。在家长干涉下，我的诗写得越来越少，成绩却没有什么提高。高考如同意料中那样彻底砸锅了。混了一年后，我面临抉择：愿不愿意去给当地报 社做邮递员？

骑个邮车在大街小巷穿梭，就像我在练习本上写的——“当邮车掠过四月的油菜花地，黄金的桌布上有个铃铛滚动。”这似乎是个很浪漫的职业，但一想到日晒雨淋，爬山越岭，天天蹬车蹬得痔疮出血——我又忍不住一阵一阵发怵。那天晚上，我撕掉了就业申请表，立下军令状，忍痛藏起了诗稿，坐在第一排靠墙的位置，目不斜视，心无旁骛，一心想着要考出去，离家越远越好。由于我的底子太差，老师家长大概盘算我能考上萍乡高专，以后做个中学教师。因此，当我最终象匹黑马，以地区文科前几名的成绩考到上海时，老师大喜过望， 家长则终于松了一口长气：你以后要写就放开来写，再也没人干涉你了。 

四

大学一年级，在先锋作家格非的写作课上，我的阅读兴趣开始转向现代主义小说，并且开始了最初的小说操练。记得格非老师根据我的文风，提议我在卡夫卡与福克纳之间，探索自己的出路。零零碎碎，我写了十几万字的小说，大都是残篇，写完整的也不好意思拿去发表，我没有忘记格非老师的告诫——操练百万字以后，再考虑发表。事实上，我所学习的影视专业慢慢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九十年代初期，执拗如我，匪气如我，好不容易在上海找到诗歌组织，竟然就那么决绝地放弃诗歌——现在想来，连自己也感到难以理喻。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90年代后期，当我大学毕业来到苏州工作，通过文学评论家林舟，在飞鸣的咏红斋里认识了诗人小海——那张《春笋报》真是大大地误导了我：小海的脸虽然没有互联网那么宽，但绝对不止二指宽！我随口就念了小海的一节诗，虽然字句略有出入，小海还是大吃了一惊，他和善地露出和我一样的虎牙，拍拍我的肩膀，和我一见如故。和林舟、小海、曾飞鸣、苏野、老陶(文瑜)、德武这些先后认识的诗人朋友定期见面喝酒聊天，那是我苏州岁月里的美好回忆。

2000年秋天到北京后，我去见小海介绍的朋友，像车前子啊，树才啊，都是我耳闻已久的诗人。让我艳羡的是，这些诗人比我们年长不会超过10岁，但却拥有那么自由、舒展的青年时代——有一回正好赶上四川诗人杨黎来老车家，就当年的写作和生活进行一些访问。我在旁边听着，间接感受到了他们在那个年代的放浪和精彩。

某年在书店淘到了《灿烂：第三代人的写作和生活》，有趣的是，著者杨黎将这个追忆、访谈、诗歌与图片的混合文本界定为一部长篇小说。或许，青春期的记忆，尤其跟诗歌、跟 80年代有关的时候，总是处于虚构与真实之间？

五

2000年春天，在粉墙黛瓦的苏州百步街上，我操起机器拍起了纪录片。我扛着从单位偷偷借出来的摄像机，开始关注百步街上几户老居民的日常生活，尤其对一个老太太和她保姆的故事情有独钟。面对身边不断涌动的神奇现实，面对生命深处如同齿轮般交错呈现的光亮和阴影，我该选择怎样的方式来纪录那些正在消逝的喘息和身影？从此，只要有机会回到苏州，我就在百步街上进行点点滴滴的素材积累。

这些年里，我在北京香山跟踪一对天天追讨债务的盲人母女，开始了纪录片《夜行人》的拍摄;又在陕北绥德关注几位贫困的三轮车夫，纪录他们如何穷尽最后一点心力，将自己的孩子送上远方的大学(《无定河》)。

时间流逝，手上的摄像机换了好几款，我隔三岔五，甚至连续数月都在拍摄，无形中，摄像机仿佛变成了我的自来水笔，我扛在肩上，举在手中，试图用它来观照社会，逼近生命，剖析人性人情。与此同时，和我的搭档/伴侣贾恺一起，开始参加各类海外海内影展、论坛，不断努力拓宽自己的视野、胸襟。

实际上，因为摄影机的在场，因为拍摄者的有限介入，纪录片人的工作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被摄对象，也有可能会在有形无形地影响周围环境。这种情况，我拍纪录片《遍地乌金》就颇有体会：2008年开始，我们聚焦陕北煤炭产业链的三个环节，煤矿、卡车司机和中介，以此考察当下中国人的现实处境与精神生活。拍摄期间，我曾跟随运煤卡车司机辗转全国多个城市，一路见识了高速公路的收费乱象。在山西，当超载的司机在不到一公里的公 路上，第二次下车去交罚款时，罚款者瞥见我的镜头，竟然撒腿就跑。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镜头还有如此的力量。也正是那个时期各种媒体的频繁曝光，中国高速公路乱收费现象引发行政干预，逐渐得到有效整治。

2016 年 7 月，携纪录片《昨日狂想曲》参加西宁影展，面对台下黑压压的观众，我发出了盘桓心头多年的一个疑问：纪录片能改变世界吗?

底下上千张嘴巴同时高喊：能！

那一瞬间，不觉有些眼眶湿润。

在这个价值观念碰撞，社会剧烈转型的时代，当纪录片人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镜头伸进了底层社会、弱势人群，其作品也在有形无形中承担了批判现实、干预现实的功能。

有一个场景总是挥之不去：某年我在陕北煤矿拍摄，有个爽朗健硕的矿工王卫军与我投缘，盛情邀请我一起回他数十公里外的老家，探访他同样“受苦”的亲人。我坐上了他的摩托车，风驰电掣般，穿行在高坡深谷之间。当时卫军刚上完 12 小时的夜班，极度缺乏休息，困到撑不住时，就停在路边躺一会儿。坐在他的身后，我切实感觉到了“高原如梦”——在驾驶者如梦如幻的状态中，那样的旅途非常刺激，也非常惊险，稍不留神就可能滑下数十米高的悬崖。我紧紧抓着我的被摄对象，耳边风嗖嗖嗖，感觉自己真切地在与他捆绑在一起，面对共同的命运。

当拍摄者将自己的命运交给被摄者，走上一条通往不可预知的旅途——在这样的意义上，我的纪录之旅，与我曾经的诗歌记忆，应该也是彼此相通的吧？

蓝天下，白云，如同乳房下垂

晾衣绳上，一条棉被，一边滴水

一边从四面八方，朝我 合拢

蛐蛐的警告，遥远，清晰

从脚底下，砖缝深处，升起

是在救火吗?为什么我感到冷

我的心脏，噗噗噗噗，空旷无边

银杏叶子，被日光打亮

滑过黑白灰的草地虫鸣似断还连

最早一次死去

在小镇教工楼，我长了砂眼

一根针，像金箍棒砸来，我眼前一黑

最近一次醒来，在巴黎春天滑冰场上

我从女儿瞳孔，认出自己

下一次，如果有下一次，我有无可能

变成了树，掐掐自己枝条，是不是痛

或者变成了锯，来来回回，一五一十

数着树的年轮?

(黎小锋，《下一次我变成了树》，2020年)

机缘巧合，在完成纪录片《游神考》后，我的镜头竟然不自觉地伸向了八十年代诗歌。

2017 年 5 月，在晚年与我有短暂交集的诗评家钟文先生弥留之际，提出要最后见一下两位情谊深重的八十年代诗人......在诗人朋友的促成下，钟先生的遗愿得以实现。以此为开端，我与一批当年的朦胧诗人有了持续接触和沟通，渐渐产生了纪录八十年代中国诗人生命历程与精神群像的想法。

有趣的是，在这个诗歌题材的调研中，一次一次，我感受到了少年时代诗歌对我的莫名召唤与无限魅惑。

百年老屋已经不在了。我只记得阁楼上的木格子窗很窄，早晨的光线落在木楼板上，能看见尘埃在上下翻滚浮动，彷佛有无数微小的生灵在窃窃私语。或许，所有通往内心世界的创造性工作，都是在幽暗中寻找光，在光亮里辨识灰?

我仍然在努力工作，和我的纪录片一起探寻、一起成长。

初稿于 2007 年夏，补充、修改于 2022 年 9 月

由黎小锋、贾恺所著的《大地行走：当代中国纪录片人跟踪访谈录》。该书由“跟踪访谈”和“调查报告”两部分构成，欢迎读者扫码购买。

作者简介：

黎小锋，2007年博士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2012—2013年访学于纽约大学Tisch艺术学院。现为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著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直接电影”》《纪录片创作》等书籍。2010以来，担任海上影展暨论坛策划、主持。作为导演/摄影的纪录片《游神考》《昨日狂想曲》《遍地乌金》《我最后的秘密》《夜行人》等曾在山形纪录片节、阿姆斯特丹纪录片节、哥本哈根纪录片节等诸多海外海内影展入围、获奖。

贾恺， 2009年博士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2017—2018年访学于纽约大学Tisch艺术学院。现为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出版有《弗拉哈迪纪录电影研究》（译著）、《纪录的乌托邦》（专著）等著作。作为联合导演/剪辑，与黎小锋合作的纪录片先后在数十个海内外影展入围、获奖，在NHK、SMG等电视频道播放，并被芝加哥大学、纽卡斯尔大学等学术机构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