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爱美，为了家庭当了一辈子会计，退休后当演员，开始为自己而活

社会

2022-11-03 03:11

有真实故事想告诉“自PAI”？

*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填写表格

*或发送故事至📮：selfiebytedance@gmail.com

这是《自拍》第342个口述故事

我叫张敏，重庆人，今年67岁。退休前是一名会计，每天和冰冷的数字打交道，虽然感到枯燥乏味，但出于生活稳定的保障，我没有跳出体制的勇气，硬是干到了退休。

2005年退休后，我一头扑在了各种兴趣爱好上，话剧、书法、古筝、创作诗歌……还靠着演戏、拍广告出现在街头海报和短视频中，成了网友口中的“网红奶奶”。

我的前半生已经蹉跎而过，现在我想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好好为自己活一次。在我看来，人生不应该被年龄定义，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哪怕年至耄耋，都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重庆女人，永远追求爱与美，不能没有耳环，正好照片里的阳光成了耳环。

1955年，我出生在重庆市江北城，家里总共五个孩子，我排行老三，上面有大姐二姐，下面有个妹妹和弟弟。我爷爷是个糖商，后来父亲又在粮库工作，说起来也都是待遇比较好的工作，但在那个年代，家里孩子多，所以经济压力也大。不过，我们姐弟几个感情相当好，一大家子人十分团结。

1985年，我们姐弟五个的合影。左边穿白衬衫的是我，那年我30岁。

我外公是教私塾的，家里书香气浓重，父亲也一直要求我们要多学习。家里原有的一些书在动荡时期都被烧了，后来我上学了，就自己买书来看。阅读成了我热爱的事，看完的书也不舍得丢，都一并收起来，没事就翻出来看。

我父亲也出生在一个大家庭，我有好几个嬢嬢（拼音niáng niáng，婶婶、姨妈、姑妈的地方称谓）。小时候，父母工作忙，就把我和大我三岁的二姐安置在重庆鱼嘴镇的爷爷奶奶家。

三嬢、八嬢和九嬢常常回爷爷家探望父母，我们的关系很密切。后来我去三嬢住的的地方玩，发现她每天上班前，都要早起一会儿，就是为了弄刘海，实在没时间，哪怕拿跟筷子沾点水，也要把发型捯饬好。

重庆人爱看话剧，我三嬢外型条件好，那时候周围的人都说她可以去当话剧演员，但爷爷觉得，女孩子家抛头露面不好，就没同意。几个嬢嬢都是很听话的孩子，三嬢就此断了做演员的念头，进了一个糖厂做财务工作。

后来她总说，没当成演员多少有几分遗憾和惋惜，当初如果坚持自己的想法，也许就是另一种人生。这句话也影响了我，做演员之前，我暗自想，虽然在年龄上已经晚了很多，但去做了也不至于一辈子懊悔。

几个嬢嬢一直很注意仪态，随时随地都穿得干干净净，看着就很体面，我也在这种氛围中，养成了爱美的习惯，觉得我长大了也要像她们一样。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对美的追求，在小时候就已经种下了一粒种子。

我三嬢嬢，公认的大美人。

小学三年级时，我才从鱼嘴镇的爷爷奶奶家回到江北城，但内心觉得自己是乡下县城来的姑娘，有些自卑，不会跳皮筋，不能和同学打成一片。好在妈妈做得一手好看衣服，还会在我们几个姐妹的袖子上绣花、镶花边，几个嬢嬢穿不了的衣服，妈妈也会改了给我和姐姐穿。那阵子，我最大的快乐就是穿着干净整洁的衣服去上学。

我那时的想法就是，女孩子当然是爱打扮的，有什么问题？没想到，由于当年我爷爷因为是商人，被说是成分不好，加上我总是穿漂亮衣服去学校，好多男同学甚至冲我吐口水，这导致我整个读书时期都过得都非常压抑。我曾和妈妈诉苦，妈妈就安慰我，让我不要在意他们的看法和说法。

我不想就这样被打倒，每天照样还是穿着干净整洁的漂亮衣服去上学。我9岁才上学，是班里年龄最大地一个，同学们在我眼里就像是弟弟妹妹，我告诉自己要有大姐姐的样子，所以平时不爱跟他们打打闹闹。慢慢地，相处时间久了，男同学们也不再欺负我了。

我和我的两个姐姐还有一个邻居姐姐的合影，那时候弟弟还没出生，第一排左边那个幺妹就是我。

几十年后，有一次老同学聚会，我问起当时欺负我的同学，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说，我们都是一身粗布麻衣，但是你天天穿漂亮衣服，我们其实挺羡慕的。我听完，哭笑不得。

我从小就爱美、喜欢文艺活动，喜欢看别人跳舞。那会儿学跳舞，不像现在这么系统、正规，区分各类舞种，就是跟着老师跳。但到了初中，换了个男班主任，说我的手太大了，不够秀气，跳舞不好看。确实，我的手因为要干家务，冬天也要去去打井水洗衣服，手变得又大又粗糙。后来，我就改学乒乓球了。

时间飞逝，一眨眼，1975年夏天，我高中毕业了。紧接着就接到了下乡通知，家人对我十分不舍。12月，我一个人来到重庆市江北县，成了一名知青。

1975年，我接到上山下乡的通知，我体质不太好，家里人对我很不舍，但适龄的青年如无特殊原因，都要下乡。

每天和黄土地打交道，整个人灰头土脸，对于我这种没怎么吃过苦的孩子来说，这里的日子太苦了。环境很潮湿，我长了满腿的疮，疼得不能走路，后来严重到皮肤都烂了，还能隐约看到骨头，我用了很多草药来洗。没有办法，回不去家，只能强迫自己适应。

因为之前有过一个知青偷东西，所以生产队里的人没来由地对我印象不好，私下把我的几百块安家费分了，我只能住在一个农民家里的空地，用席子围起来一块小地方，席子的旁边就是一口漆得发亮的棺材和瓦片堆。

一天晚上刮风，煤油灯被风吹熄了，我心下害怕，慌乱间一抬头，额头眉心那块撞到了堆放的瓦片上，流了一脸血，缝了11针。这件事发生后，我和公社的一个主任大姐反应了情况，她四处帮我去询问，我才有了一处临街的住所。

1977年高考恢复，大多数在农村的知青想方设法要回到故乡去，我也同样如此，但我渴望更广阔的的天地。很多人说我的声音好听，那时的心愿就是以后做一名广播员。

1978年，填高考志愿时，我勇敢地填了北京广播学院，可惜落榜了。心里想可能是自己不知天高地厚吧，我性格软，没那股倔强劲儿，没考上就算了。幸运的是，1978年年底，我赶上了知青大返城，顺利回到重庆，被分配到一家粮库上班。

1978年年底，知青大返城回渝后和我的二姐的合影，左边的是我。

很多从农村回到城市的知青是没什么文化的，领导觉得作为女同志，我心细，也坐得住，做会计是最好的。就这样，我成了一名会计。后来单位进行文化双补，考试我总名列前茅。

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企业里对统计工作很重视，相应地，领导也对会计很严格。我隔一段时间就要做报表，还要做财务分析，列出各种数据，一分钱的成本也要算清楚。每天跟这些琐碎的数字打交道，特别心烦。有时一整晚都要埋头工作，经常听见厂子外头鸡都叫了。

会计工作太忙，我根本没什么空闲时间再去发展爱好，厂子里没有舞蹈队，有个合唱团，因为下班太晚，我也不能参加。而且熬夜好像让我老得快了，那会儿也没有条件护肤保养，眼瞅着皮肤塌拉下来，原本挺爱美的我别提多难受了。在把本职工作做好的前提下，我会稍稍在穿着上花点心思，比如把好看的格子毛衣衬在工作服下。

工作落实后，我的个人问题也被搬到了议程上。回到重庆参加工作，别人就介绍了我先生给我认识。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件有意思的事。

上学那会儿，我跟同学坐公交车逃票被抓住了，售票员问我从哪上的车，我随口说大石坝。这个地名每每被提起，都会让我回想起这段不体面的经历，所以我就不怎么和大石坝的知青交朋友。他当时在一个建筑厂子里当队长，谁曾想，他就是大石坝的人。

冥冥之中，也算是一种缘分吧。他也出生在大家庭里，家中有很多兄弟姐妹，一般人会觉得这样家庭负担重，我反而很喜欢，觉得大家庭出生的孩子性格好、顾大局，也会照顾人。

1982年，我和先生结了婚，那年我27岁。婚后第二年，我女儿就出生了。我特别喜欢小孩，本想再要个孩子，可当时正值计划生育，你要了二胎，可能工作饭碗就保不住了。我因为这事，着实哭了好长一阵子。

我和先生的结婚照。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国内掀起了一波出国淘金的热潮。尤其是伴随着一部名为《北京人在纽约》的小说，以及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让大家对于出国留学或创业充满了渴望和希冀。

我先生的厂子，由于改革开放变成了承包制，他能力强，给单位赚了钱，却拿不到提成。思来想去，他笃定有能力的人去到哪都能赚到钱，就从厂子里出来，去了一家中日合资的汽车公司做管理工作。

在那个年代，做出跳出体制的决定还挺艰难的。我公公思想比较传统，刚开始很反对，找我们谈话。最后看先生决心这么大，就对他说，既然决定下海了，就要有心理准备；也跟我说，你同意他下海，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要接受。

虽然我也很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和冰冷的数字打交道，让我提不起半点兴趣，但每天看到先生这么不开心，很心疼，所以支持他先做出改变，那我就要做好家里中流砥柱的角色。我母亲常说，一个家最讲究的就是“安”，宝盖头下是“女”字，女人要稳住一个家庭。

1985年，我们一家三口在重庆江北公园合影。

1993年，先生得到了一个公派去日本广岛的机会，学习汽车修理，能出国见识、学习，让人很向往。他开始自学日语，看日语教学的节目。我记得，当时为了给他录日语教学的电视节目，我还自学了自行车，每天中午用午休的时间骑自行车回来，放置好录像带，又折回厂子里上班。

跟大多数的女人一样，我一面要忙于工作，一面又要照顾家庭，好让我丈夫安心在外面闯荡。一年多后，先生从日本学成回国，继续忙汽车公司的工作。

我先生去日本前和我在哈尔滨旅游。

我喜欢跳舞，我先生年轻的时候自学过小提琴，可能是受我们俩的影响，女儿从小也喜欢文艺。她读高中时，我带着她到处艺考。女儿的外形不那么亮眼，考表演系当演员估计很难，于是我带她去试了上海戏剧学院的导演系。

看着她备考，练习演戏片段，也给了我很大影响。我记得其中有一场戏是需要她推门跑出去，她哭着推门，又轻轻把门给带上。我看了后情绪很激动，跟她说，这个动作细节就是你，你在演你的生活。

可惜上戏的老师说女儿性格太文静，不适合做导演，我又带着她去北京考中国传媒大学的双语主持，她很有语言天分，学外语特别快。中传的前身就是那年我落榜的北京广播学院。考完后，我怕石沉大海，特地跑去跟监考老师说，如果我的女儿没有考上，也请来信告诉我。

因为在这件事上的坚持，同事们都特别佩服我。我不想女儿跟我一样错过了梦想。后来女儿考上了中传，算是弥补了我这些年来的遗憾。

也是这一年，先生下岗了，家里的经济重担几乎都落在了我肩上。女儿读书正是要用钱的时候，先生就算临时再干点什么工作，也不稳定。会计工作再枯燥乏味，我也得忍耐下来，好歹旱涝保收，就这么一直干到了50岁退休。

1993年国庆节，当时正好女儿十周岁，我们去重庆很有名的留真照相馆拍的合影留念。

女儿本科毕业后，原本想继续读研，但家里经济条件实在有限，就留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作。退休后我还想挣点钱补贴家用，听说物业缺个干会计的，就去了。一个月大概一两千块钱，但活多又杂，有时候还要搬箱子，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先生看到后不同意我继续干，说大不了我们在吃穿用度上节省一点。

女儿也劝我别再干了，她说，妈妈，从现在开始，你可以为自己活了。她带着我和先生去丽江旅游，我看到那里的人生活节奏很慢，活得很自在，忙了半辈子都是为了家庭，或许是时候换一种活法。

这种感觉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儿终于要飞出来，在女儿的鼓励下，我开始去上老年大学，重拾之前的爱好。书法、古筝、诗歌，我什么都喜欢。我对艺术充满了向往。从小喜欢看书的心又冒出来了，只要是出去旅游照相，我回来都会自己配上一首诗。既是记录生活，也是表达内心。

爱美的心也找到了用武之地。只要出门，我一定会认真搭配衣服，哪怕和先生下楼遛个弯，我也会说“那你等我一会儿”，他一听就会意了，知道我要收拾收拾，打扮一下。

我走在台湾的街道，那时候已经习惯好好打扮一番后再出门了。

2016年，我因为喜欢诗歌、朗诵、话剧，去到重庆艺术馆里学习普通话。当时的馆长请来重庆话剧团的徐青老师来教我们，还认识了部队文艺兵出身的虫虫姐，她觉得我外形和声音条件好，推荐我去零点话剧团里去学习。

那里是没有门槛的，零基础的人也可以去。我每周去一次，渐渐地喜欢上了话剧，说台词、练朗诵，这些成了我的兴趣，完全感觉不到累，夯实了这些基本功，也为我后来当演员打下了一个好基础。

2016年，我和虫虫姐一起观看朗诵表演。

2016年，女儿带我和先生去泰国旅游，那里各式各样的风情民宿令我产生的巨大的兴趣。回来后，我就把家里在市区的另一套闲置房子装修成民宿，对外营业。整体装修设计、颜色搭配还有软装布艺这些，都是我一个人搞定的。

2016年情人节，女儿带着我和先生到泰国游玩。

2017年，我的民宿小小地火了一阵。当时，陈赫和王子文主演的《动物管理局》上我家取景。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剧组和明星，心里很激动，想和他们合影，但嘴上又不好意思说。

拍摄的最后一天，我开玩笑地说，你们拍完开心了，但我还不开心呢。他们说，那我们现在就让你开心，都来跟我合影。和明星站在一起，我挺不好意思的，剧组的人就夸我说，你也很好看啊，气质很好的。

没想到这句可能是哄我开心的话，暗暗地成了我人生下半场的新契机。

2018年，我在重庆艺术馆的同学给我介绍了一个影视剧的拍摄机会，说剧组需要一个老奶奶，也没说明具体演什么、怎么演，但我听了后还是很心动，想抓住这个机会。当时我还没有形象照，想着能表现我的自然真切就好，就在轻轨旁边照了几张相，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发了过去。剧组通知我去试镜，这一试就成功了。

去了后才知道，我是去给电视剧《重生》里的主演宋春丽当替身。宋春丽腿上有伤，有一场她被自己的儿子拿刀刺死后倒地的戏演不了，需要我来演。

进组拍戏后，我发现很多以往在荧屏上才能看到的明星都很友好，完全没有架子。我刚到剧组，宋春丽就主动过来和我握手。我当时也63岁了，戏一演完，导演喊“咔”，站在我旁边的男演员张译就赶忙过来扶我，还把他的棉衣脱下来给我给我披上。这些实力派的演员，确实是德艺双馨，无形中也让我有了一种动力，想变成像他们那样的人。

我在电视剧《重生》中给演员宋春丽当替身。

在这之后，我在演艺方面的机会越来越多了。2019年4月，有一个世纪游轮的宣传片需要演员，大家都觉得我形象好、又洋气，就给品牌方推荐我。品牌方特意来家里拜访我，在跟我聊的过程中，看到我先生也满头白发，就拉着他跟我一起拍摄了这支片子。

我和先生拍的第一支广告。

在重庆很有名的金夫人照相馆也找到我去拍宣传照，很多品牌开始注意到我，给我发邀约，我就去试镜、拍照，成了一名模特和演员。我和先生没有把白头发染黑的习惯，正好组成荧屏银发CP。先生之前学过的日语也派上了用场，偶尔在一些影视剧里客串一些角色，他挺享受拍摄的，觉得很有意思。

我和先生的合影。

2019年11月，导演李季风发消息给我，让我饰演电影《枝栖》的女一号“方枝”。她是一个老公和儿子都早逝，自己独居乡下的老太太。在查出得了绝症后，她担心死后墓地无人打理，毅然推掉老家坟头，携骨灰进城，只为买个有终生物业的合葬墓。

从一个给人当替身的演员，摇身一变成了女主角，我诚惶诚恐。我从没想过我能胜任这个工作，但又很珍惜这样来之不易的机会，便答应了下来。这个和之前的替身戏完全不一样，需要有对话、有面部表情、有内心活动……我压力很大，天天读剧本，没事就读，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

为了让我更好地理解人物，导演就让我们写人物小传，把对这个角色的理解、感悟都写下来。导演看出我的紧张，也想帮我减轻心里负担，告诉我不要害怕，追求自然和真实就是美，勇于释放自己就是美。

方枝是一个农村老太太，拍摄过程中，我怎么都抓不到步态要领。导演说我走路太快，身板也太直了，不够蹒跚。我思来想去，就在腿上绑了两个小沙袋，多次训练后走路的步子重一些才更像。有一次沙袋戴了太久忘记解掉，累得我整个人直接跪在地上，脚都肿了。

而且我岁数大了，不怎么记得住台词，我就没日没夜地背。我先生说，有时候晚上我说梦话，说的都是电影里的台词。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部电影，我投入了巨大的心血，前后拍了大概27天，整个人瘦了一大圈。与此同时伴有的后遗症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方枝”这个角色里，久久出不来。

只要想到，她人生最后的夙愿竟是和家人合葬，内心无比悲戚，沉闷了好一阵子。《枝栖》这部电影入围了第14届FIRST青年电影展，也算是对我的一种认可吧。

电影《枝栖》剧照。

说实话，拍广告也好，拍戏也罢，我其实是外行，不懂该怎么做。就简单说一个抖扇子。别看那么一个简单的动作，这个扇子“啪”一抖完，往前往怀里这么一揽，这手再上来，一招一式，都要带出一个美的感觉。

我对表演有兴趣，愿意琢磨，《小偷家族》、《诗》都是我很喜欢的电影。我和先生最爱看的就是CCTV的电影频道，只不过以前看剧情，现在看人家怎么表演。从摆姿势、眼神，一点一点去学。

虽然骨子里爱美，但演什么，我就要求自己有什么样子。平日里我喜欢做指甲，如果要演农村妇女，我到了现场就会把手插进泥土里，让自己贴近角色。

我拿着扇子的照片。

拍完《枝栖》没多久，2020年我又去贵阳拍戏，有一场戏份是我饰演的老奶奶背着水桶摔倒了。我没有经验和技巧，不懂得借位，就是硬摔，疼得我眼泪都出来了，我也不好意思和人说。回来后，晚上回到家，我先生看到我的背和腰都青了。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让我意识到，我年纪大了。长时间挺腰以及扭身或者大幅度的动作，会让我腿脚僵硬酸痛。如果保护不到位，在做一些动作时就会发生意外。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后怕，后来我就不接类似的戏了，安全是第一位。

之前，我对化妆造型也不懂，有的角色要化老年妆，用卸妆油和卸妆膏都很难卸，又伤皮肤，现在知道怎样去卸妆了；还有做头发，妆造师会给你喷很多发胶，有时候想着第二天省点时间就没洗，结果头发大把大把掉，所以每次回到家第一时间就要清洗。

我今年67岁了，对大部分人来说，已是快到古稀之年，但我并不甘心就这么养老了。所以关于做演员这件事，我没有什么目标，只要自己高兴就好了。每次一看镜头，我就特别灿烂，眼睛都在发光。因为演员这个身份，我走了很多地方，看了不同的风景。

拍摄的作品多了，很多人都喊我“国民第一外婆”、“网红奶奶”。

我享受有戏拍的日子，一会儿在甘肃，一会儿飞往南宁；早上四点起来抢天光拍戏，晚上很晚才收工，一天下来很累但很开心。感觉自己在认真地做事，没有浪费人生。与角色同行，有时感觉就像在“打怪升级”，收集角色里人物身上的能量，体验了很多种不同的人生，自己原本平平淡淡的生活也有了更多乐趣。

四五年下来，我陆续参与拍摄了五部电影和一部电视剧。渐渐地，走在路上我会被人认出来，越来越多人找我拍摄。在重庆，很多人对我的脸印象深刻，喊我“网红奶奶”；还有网友把我当作“岁月不败美人”的典范，我可以抹大红唇出门，我也可以穿高跟鞋戴大墨镜，爱美不再要偷偷来。

我年轻时喜欢穿背带裤，到现在都还是喜欢。

在追求自己所爱这件事上，女儿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她在精神上非常自由，在北京把生活和工作都弄得有声有色。她让我意识到，当今的社会是多元化的，也是更包容的，人可以有很多种生活方式去存在。

在我那个年代，为了孩子，有些母亲选择把梦想平平整整地折叠好，放进箱子的最底层。曾经我也是，但我现在明白，母亲有很多方式爱自己的儿女，含辛茹苦、无私奉献是一种，给女儿做一个智慧、快乐、自信的榜样也是一种。晚年的契机，指向了我另一种人生剧本。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不被同龄人的选择和社会主流的价值观所影响，有梦想、有爱好就勇敢去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