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农村不是村，那叫富豪别墅区

当全国省份都在倾力打造自己的“网红城市”，浙江的村庄们，却各自默默努力，然后惊艳了所有人。

干净规整的道路、明亮别致的小洋楼、恰到好处的绿化，走在浙江农村，你甚至误以为自己到了某个西欧发达国家。

尽管中国城市排名上下波动，但要给全国农村进行排名，能和浙江较量一下的，估计也就只有江苏了。

浙江农村为什么修得这么豪华？浙江农民怎么就这么有钱？

如果你对农村的印象还停留在没Wi-Fi、没厕所、没娱乐，不干净、不方便、不舒适，那么浙江省的高配农村，足够让你大开眼界。

当有些地方还在宣传农民上楼、通水通电通暖气的时候，浙江农民早就不满足于蜗居生活，大刀阔斧地盖起了自己的独栋别墅。

浙江统计年鉴上记载了一个这样的数据：2021年，浙江农村的单栋楼房比例已经达到92.3%，而且这个比例已经连续上涨了很多年[1]。

三四层楼的大宅子，光厕所就有五六个，大飘窗、罗马柱，还自带小庭院。阔气的人家甚至不满足改造房子，而是直接将园林景观搬到院中。

道路两旁的联排别墅，让你以为路过了城里的东方雅苑、世纪公馆；走进屋前的庭院，你仿佛掉进了爱丽丝仙境；推开重重大门，就像踏进了某座西欧城堡，一抬眼却发现，它们都有着最接地气的村名。

更酸的是，旁边的浙江朋友还要不动声色来一句：这是我们十年前的标配了。

的确，显赫气派还只是他们对住宅的基本追求，浙江农民让你respect的是，他们不仅有钱，而且审美在线。

遍地可见的“新亚洲风情”、“欧式风情”就不说了，浙江农村还讲究一村一景。

位于杭州富阳区东梓关村的“杭派民居”，就满足了无数文艺青年对于“诗意栖居”的想象，白墙黛瓦、错落有致、清爽整洁，被誉为“最美回迁房”。

而宁波奉化的滕头村，早在2007年，就被联合国评为首批世界十佳和谐乡村，甚至还拥有自己的5A景区[2]。

将宅子修好还不够，浙江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场所，才是让别地农村自愧不如的地方。

作为“浙江第一村”的花园村，坐拥全国最大的村级医院、学校、商场，和最高的摩天轮。甚至连高层住宅、会展中心、大型商场、图书馆这些“城市设施”，村里也一应俱全[3]。

如果说花园村是个特例，那么在更普通一些的浙江村子，你同样能看到分类垃圾桶、公共卫生间这些城市中都不一定普及的公共设施。

在一些村庄，你甚至可以参观村庄自己的历史和民俗展览馆、图书馆和书法室。浙江农村丰富的精神生活，让每天两点一线的城里人纷纷汗颜。

建筑师王澍说，中国未来的乡村，将要朝“隐形城市化”的状态发展，既能保留山水文化，又有城市生活的便利和舒适[4]。而浙江农村，又一次早早立在了潮头。

2020年，“浙江第一村”花园村被列为浙江省第四批小城市培育试点，这是目前榜上的第一个村级试点[3]。

在这之前的2018年，作为首批试点之一的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就已经撤镇设市。从小渔村到1984年建镇，再到设市，龙港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座农民城”[5]。

从住宅到绿化，从基础设施到文化空间，浙江农村从里到外，可都太豪气了。

其实浙江农村，也并非一直这么豪华。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浙江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只有12.6平米，很多房屋还都是破旧的砖木结构[6]。

当时的村庄环境也并不舒适，淳安县下姜村的村民回忆：

“下姜村的露天厕所、猪圈、羊圈多达154个，污水横流，臭气熏天”

“最怕下雨，因为村道都是土路，下雨后非常不好走。更严重的是，下雨后，从村里100多个露天厕所渗出来的黑水，会沿着山路一直流到河里[6] 。”

好在贫穷的日子并不长久，一波建房热很快兴起。1981-1990年，浙江近80%的农民都建了新房，原来的土坯瓦片木梁，被换成了钢筋混泥土。

八九十年代建筑样式不多、施工水平也有限，新兴的富人阶层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财富，建起高大的楼房，在周围一片破旧低矮的房子中就仿佛鹤立鸡群，极大满足了虚荣心。

农民自主建房是这时候普遍的建房模式。建房如同吃饭，丰俭由人。农民根据自己家底和审美偏好，担任自家宅院的总工程师。后来我们熟悉的罗马式、哥特式、中式风格穿插混搭，洋土随意结合，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了[7]。

我们在中国其他农村见到的魔幻现实主义民居，浙江不是没有，只是曾经拥有。

很快，浙江省政府开始积极插手。2003年，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这个工程推广到全国，也是16年以后的事了[8]，这个时间差，让浙江乡村换新遥遥领先。

工程首先针对的，就是农村“脏乱差”这第一张名片。道路硬化、垃圾收集、卫生改厕、河沟清淤、村庄绿化，各类大大小小的整治工程，在浙江一万多个村庄里快速推行[9]。

紧接着，农房改造、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也被列入整治任务。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主导的建房模式受到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青睐。

政府往往邀请专业的设计和建设团队加入，统一规划和施工[7]。专业设计师的加入，就像打开了付费款的美颜滤镜，让浙江乡村在网红道路上狂飙猛进。

他们不再满足于原来的洋土结合、风格迥异的自建房，也拒绝“兵营式”整齐排列的死板布局，在建筑风格上开始融入村庄的历史文化，追求一致风格和个性需求的平衡。

以东梓关村为例，政府为了避免村民各自建房，破坏村落的整体格局，先安排村集体统一征地，再外包设计公司和建筑公司，统一进行规划设计和代建[10]。

虽然质量和颜值双双提升，但造价也蹭蹭蹭地上去了。 

东梓关村的民居建设，虽然政府出资1300多万，提供了煤气管道、网络、绿化景观、道路这些配套设施，并且将最终造价压缩到1376元/㎡[10]，但村民购入依然需要30-50万，更别提装修费用，据村里老人回忆，条件好的家庭，光是装修房屋就用了“70多万钞票”[11]。

而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中，村集体和农民投入也占到了全省村庄整治资金投入量的57%[12]。

浙江农村为什么这么有钱？农民的钱从哪里来？

先看一个数据：2021年，浙江仅有5.3%的就业人口在从事农业，比全国平均的一半还要少。退回到改革开放之初，浙江54.9%的农业从业者，也比全国平均低了近8个百分点[1][13]。

农民不务农，浙江农村豪宅背后的故事，要从这里说起。

中国古代重农轻商，而浙江农民自古却是“工商皆本”。早在农村“以粮为纲”的计划经济时期，浙江农民就顽强地将这一传统延续了下来，“钻空子”式的发展非农经济为他们攒下了第一桶金。

当生产队平均分红15块一个月，农民想方设法溜出去当挖鱼塘的包工头、工厂的临时工，赚上六七十块，而在家的妇女通过做挑花边这样的副业，每月也能有20-25块的收入，“锄头勿如针”，足见当时非农经济的火热程度[14]。

改革开放以后，浙江农民更是按耐不住，哪里有市场，就在哪里打造起自己的民营经济帝国。

80年代，乡村企业的蓬勃发展，为农民提供了一些本地就业的机会。

在当时经营效益不错的乡村企业中，员工收入甚至大大超过城市企业工人。1987年，浙北某乡的乡办企业采购员年薪4000元，而1988年上海工人的平均收入才1885元[15]。

正是这些民营经济的成功，让浙江农民的腰包一天天鼓起来。

改革开放之初，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65元，略高于全国平均133元；但是到了2000年，浙江上升到了4254元，是全国平均的1.86倍；2021年浙江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5247元，这个差距也一直维系着[13]。

房子是面子的象征，也是婚姻市场上的硬通货。买房置地，是中国人从古至今不变的梦想，富裕了的浙江人也不例外。

另外一边，浙江的乡镇企业也在不断给乡村改造输血。

“村企合一”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经营形态，工业发展起来后，既能直接改善村民生活，又能反哺村庄建设。花园村的花园集团、滕头村的滕头集团就是典型代表[16]。

2021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了人民币八万元。而在花园村，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了15.6万元，是全国人均的近两倍[17]。

自1981年开始创办企业以来，花园村就开始投资进行旧村改造。除了修路绿化、通水通电这些基础设施，电影院、图书馆、游泳池、学校都陆续兴建，只要拥有村民身份，就能免费享用[16]。

2021年，浙江民营企业占到了企业总量的92.5%，民营经济创造的税收占到了全省税收的73.4%[18]。在全国民营经济500强中，浙江有107家入围，毫无悬念地排名榜首[19]。

这个庞大的民营企业家群体，80%以上都出自草根[20]。说浙江藏富于民，尤其是农民，是名副其实的。

正是这些想当老板的浙江农民，凭借着个人智慧、整合当地创业资源、开拓海内外市场，将自己的企业经营得风生水起。赚到盆满钵满，回到家乡，盖起一栋栋豪宅。

所以说，永远不要小看你身边的浙江人，他们有一天，可能就是登上财富榜的大企业家，而他们的家，就是你想都不敢想的凡尔赛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