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诺奖女作家的复仇
女作家安妮·埃尔诺在10月6日这天下午，打开厨房的收音机，想听听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谁。然后，她就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在六月的一个星期天，午后，我的父亲想杀死我的母亲。”安妮·埃尔诺在《耻辱》的开篇直接叙述了自己12岁那年目睹家庭暴力时留下的创伤和耻辱感。
电视台的记者对此好奇：这个场景只在家里发生，并没有外人看到，为什么安妮·埃尔诺会以此为耻？
安妮·埃尔诺当时回答：耻辱与痛苦给人带来的重压，不能以这件事本身是否为人所知去衡量。
父亲在家中展露野蛮与暴力，安妮认为这不只一家人的私事，也折射出阶层环境对一个人行为的塑造。借此，安妮·埃尔诺对自己的社会归属感建立了意识。她写的不仅是一段具体的耻辱感受，还希望以此展现塑造这份耻辱感的社会土壤。
2022年10月6日，瑞典文学院宣布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消息一经宣布，她的许多作品在亚马逊网和实体书店快速售罄，有的书还显示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内无法到货。国内，中国的读者在一小时内买空了她的代表作《悠悠岁月》在当当网的库存，把这本书推入预售状态。
网络图｜安妮·埃尔诺近照
这位拥有蓬松金发的女作家今年82岁。从20岁开始写作时，她就在日记本上写下目标：要用写作为自己的阶层复仇。野心勃勃。
那时候安妮·埃尔诺还不能熟练驾驭故事。她写的第一本小说叫《树》，写完后投给了出版社，很快被拒稿。编辑认为她用了一个野心勃勃的结构，但这本书没有达到这个结构的高度。言下之意明显：立意很高，但内容虚浮疏松。
后来安妮回看了稿子，承认自己写得内容强烈，但想得不够清晰，也不知道要怎么做。“我完全承认了。我对自己很不满意。这太丢人了。”多年后她在采访中这样说。
60多年的写作生涯，安妮·埃尔诺坚持着要为自己阶层复仇的许诺。为此，她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凝练置身其中的感受作为创作养分。而她基于自身经历创作而成的文本，成为了展现时代风貌的切片。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法语系教授董强认为，埃尔诺在创作中大量使用事实性的素材，看起来在关注自身，关注自己的家庭，但又从中跳脱出来。以自己的故事为跳板，去关照大环境的事情。“她坚信这个事实我当时经历了、有这样的感受，那么我旁边的那个人一定也感受到了。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情，而是社会的事情。”
凝练阶层议题的作家
安妮·埃尔诺获奖的消息传到国内，中国的媒体很快为她找到了一个显眼标签：小镇做题家。这个当下的流行词，概括了安妮·埃尔诺的出身，又巧妙引出她的部分作品主旨。
安妮·埃尔诺至今经历了两重挣脱。年少时挣脱工人阶级的出身，在婚后挣脱家庭主妇的身份。这个过程中体会到的痛苦与耻辱成为了贯穿她创作生涯的主题。
安妮·埃尔诺1940年出生于法国滨海塞纳省的利勒博纳。童年时，她的父母举家搬到诺曼底的小城伊沃托，开了一家咖啡杂货店。
安妮的父母重视她的教育，把她送到天主教寄宿学校念书。后来她如愿离开了家乡，去鲁昂上大学，又通过婚姻实现了阶级跃升。
儿时从家到市中心的学校，安妮要走过一段上坡路。父母托举她从路这头走向那头，希望她远离出身阶层，逃离工人阶级所受的桎梏。但这种托举，让安妮更清晰地定位了她出身阶层的困境。她曾在书中写道：“我的文科学士学位并不能让我逃离工人阶级的命运——怀孕和酗酒——这是我们的贫困遗产。我的屁股追上了我，在我体内生长的东西被我视为社会失败的耻辱。”
在天主教寄宿学校，班上的一个同学说，她受不了教室里漂白剂的味道。那其实是安妮身上的味道，父母的店里平时要用漂白剂清洗所有东西。“我恨自己给了她暗地里嘲笑我的理由，在那一刻我发誓这事不会再发生。我会更加小心。”安妮那时计划着摆脱这种“用漂白剂清洗自己”的生活，也看清了每个人身上难以摆脱的阶层印记。
网络图｜年轻时的安妮·埃尔诺
1958年，安妮离开家乡去鲁昂上大学，恋爱。在哲学课上她读到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这本书让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曾经的亲密关系存在暴力，也对她未来的写作产生深远影响。“波伏娃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六十年代末，安妮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与出身富裕家庭、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男人菲利普·埃尔诺结婚，生下两个儿子。之后的日子，她时常觉得自己过于年轻就结婚生子，以至于过早被生活困住了，一直想写作，但首先得工作、赚钱。
1972年冬天，安妮·埃尔诺和丈夫买了一台“超8”胶片摄影机，这在当时价值不菲，他们用这台相机记录生活。
多数时间是丈夫菲利普掌机。后来安妮·埃尔诺敏锐指出过这是一种基于性别的分工。1984年，安妮和菲利普离婚，相机归菲利普，胶卷和投影设备归安妮。近年来她和儿子回看当时的影像，决定将这些碎片剪辑成纪录片，由安妮·埃尔诺撰写、朗读旁白。今年，这部由家庭影像构成的电影，《超8岁月》，入围了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
《超8岁月》的画面呈现了埃尔诺一家的生活细节和在世界各地的游历，而安妮·埃尔诺的旁白则徐徐展开一个困在婚姻生活里暗自写作的女性的心灵世界。
图｜《超8岁月》中的安妮·埃尔诺
夏天，安妮带着儿子学游泳。她坐在泳池边，看着还没学会换气的儿子梗着脖子朝她扑腾过来。画面里，她身穿泳衣手插着腰踱步，平静的面容看不出任何表情，画面外，多年后的她用沉着的语气叙述当时内心的波澜：“我想到我完成的手稿，它们在我的书桌抽屉里，我必须得在开学前把它们打出来。我希望它能拯救我，但我不知道它能怎么救我。”
后来，安妮·埃尔诺完成她发表的第一部作品《空壁橱》的手稿，把它寄给了三家出版社。其中一家立即把稿子退还给她，说这不符合他们的收录标准，他们不知道这算小说还是自传。她给丈夫看了手稿，丈夫嘲笑了她。1974年，法国一家知名出版社出版了《空壁橱》，安妮的丈夫知晓后委屈地说：“如果你有能力偷偷写一本书，那么你就有能力欺骗我做别的事。”
《超8岁月》以时间为线索，画面里一家人团聚时笑脸越来越少，昭示埃尔诺夫妻的婚姻走向分崩离析，而旁白断断续续透露着安妮·埃尔诺继续坚持写作的心路。
1978年，安妮陪丈夫去外地开会，大部分时间她独自呆在酒店和海边。沙滩上几乎空无一人，安妮·埃尔诺看向镜头，她披着棕色头发，微微蹙着眉，嘴角抿出一个暗藏淡漠的微笑。当时她刚开始写她作为女人的故事，婚后她被指定为养育者、沉默的经理和管家，而她从小就相信自由和与男人平等，她想用一本书撰写她对妻子和母亲身份的反思。走在沙滩上，她内心为完成这本书的念头振奋。
家庭影像里，她总是很沉默。而在新书访谈的电视节目上，她语气平静坚定，回答问题时滔滔不绝毫不卡壳，好像这些文字已在她胸腔酝酿多年，久久等待自然流淌的时刻。
图｜《空壁橱》发表后，安妮·埃尔诺接受采访
1981年安妮·埃尔诺出版了第三部作品《被冻结的女人》。同年，埃尔诺一家最后一次外出旅行，去了莫斯科。在那之后，安妮和菲利普开始分居并最终离婚。
安妮·埃尔诺自1977年起不再做中学老师，转去法国远程教育中心工作。她在2000年退休，自此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中去。也就是在那一年，《正发生》出版了，她完成了“非写不可”的愿望。
只攻击女人的病
2021年12月，法国女权主义杂志《柯赛特》发表了一套标题为《是的，我堕胎了》封面故事，13位名人分享了自己曾经堕胎的经历。中国的互联网上，至今流传着这则新闻的只言片语以及那期主题封面的若干故事。很多人可能浏览过其中的片段，并对这件事有印象。
那是杂志对电影《正发生》的回应。这是一部以安妮·埃尔诺的小说《正发生》为原型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在2021年威尼斯电影节斩获最高奖项金狮奖。影片聚焦于主人公安娜怀孕后四处寻求堕胎的经历，以及这个未成形的胎儿在她的生活中搅起的波澜。
电影获奖之后，《正发生》因其对女性堕胎的直面展露而在全球引发极大关注。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后，许多影迷发现获奖者安妮·埃尔诺是《正发生》的原著作者。
图｜电影《正发生》的海报
在电影《正发生》中，女主角主角安娜曾说：“我患上了一种只会攻击女人的病，一种把女人变成家庭妇女的病。”当堕胎自由被剥夺，对于意外怀孕的女性来说，怀孕就如同患了一场不知如何医治的疾病。
女孩安娜是文学系优等生。她家境不富裕，期待通过考试后成为教师，一次意外怀孕改写了她的人生轨迹。
大学校园平静如常，只有安娜的世界掀起波澜。她灵光的大脑变得迟钝，常常在课堂上无法集中精力，回答不上来问题。老师责备，安娜只回以沉默。午饭时，她大口吞咽着难吃的食堂饭菜，朋友察觉到她的反常，她含混搪塞，放下刀叉表示自己吃饱了。然而回宿舍后饥饿难捱，她抛下耻感，打开冰箱，囫囵吞下别人饭盒里的樱桃。
回到房间，地板上躺着一个新鲜的信封。将其拆开后，她看到自己的怀孕证明。她已经怀孕四周了。
60年代初的法国，性解放运动尚未兴起，未婚性行为是禁忌，避孕和堕胎都违法。女性大多只能采用安全期避孕——一种极不可靠的避孕方法。对于年轻的未婚女性来说，怀孕后人生突然转向同一条路径：结婚，生下孩子，为此付出放弃学业和前途的代价，成为一名家庭主妇——除非，找到一些不可说的方式，停止妊娠。
因此，一些女性孤注一掷地与法律对抗。经济富足的女性可以去英国、瑞士这些通过了堕胎法案的国家堕胎，没有经济条件的，只能去隐蔽的私人诊所做非法流产手术。
晚上在宿舍里，安娜试图和朋友倾诉，曾经亲密得可以分享同一块口香糖和自慰技巧的朋友瞬间神色冰冷下来，叫她不要再说。她不想被牵连入狱。
图｜电影《正发生》截图
当时的法律规定，实施流产手术的负责人，自行流产或者人为流产的人，建议或鼓励此类行为的医生、助产士、药剂师和其他人员，煽动堕胎甚至宣传避孕的人都会被处以罚款和有期徒刑，甚至被驱逐出境。医疗人员若被发现参与流产手术，还会被暂时或永久剥夺执业资格。在如此严苛的法律威慑下，所有关于堕胎的信息都极其隐秘，就连单纯地谈论“堕胎”二字都是巨大的禁忌。
孤立无援的女孩只能尝试从书中看来的自行堕胎的方法：吃欧芹茎、注射肥皂水、狂暴地骑马，还有使用毛衣针——毛衣针，家庭妇女的象征物之一，被不想成为家庭妇女的女孩用作抵达自由的“魔杖”。
故事里的情节，在电影《正发生》中做了影视化呈现。影片拍摄了安娜走投无路下，在房间里独自用不明所以的方法堕胎的无望场景：安娜从抽屉里找出一根毛衣针，在地毯上铺了一块毛巾，边上放了一盆水。之后，她把毛衣针放在火上烧烫，对着手持镜将毛衣针刺入身体。
画面展现了安娜忍着剧烈的刺痛的脸，她咬紧牙关，倒吸气以压抑住尖叫。而后，毛衣针落在地上发出脆响，安娜头靠在床沿，双眼紧闭，等待锐痛的余波慢慢褪去。画面到这里突然结束。
图｜电影《正发生》截图
电影采用1.37:1的画幅，近正方形的画框限制了观众的视域，突出了主角所处的环境逼仄与压抑。大量手持、浅焦镜头的使用，进一步拉近观众与主人公之间的距离，让观众仿佛就站在安娜身侧，与她共同承受重压之下的紧张、不安、焦虑和崩溃。
《正发生》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映时，安娜堕胎的画面，曾让部分现场观众不适晕倒，被救护车拉去送医。
展现女性堕胎自主权丧失的困境，是安妮·埃尔诺频繁提起的主题之一。在1974年出版的第一部作品《空壁橱》中，她就讲述了自己1963年堕胎的经历，只是当时她采用了虚构化的表达。到了2000年，她正式将这段生命历程中极其深刻的身体感受如实记录成书。影片中出现的那些“令人晕倒”的堕胎过程，曾在安妮·埃尔诺身上实实在在地发生。
电影导演奥黛丽·迪万第一次读《正发生》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是一种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暴力和孤独，同时我也意识到在另一个维度它所包含的欲望和愉悦，以及隐秘的自由。”这促使她选定这个故事将其改编成电影。
为了方便观众理解，电影对小说的内容进行了精巧的缩写，为影视化表达服务。
图｜电影《正发生》截图
实际上，《正发生》的书中展现了更多女性寻找堕胎门路时受阻的细节。埃尔诺在书中提到，堕胎组织通常会倾向于帮助已婚女性，而排斥未婚女性。她曾向一个身处堕胎组织的已婚男性求助，而对方却只想在她怀孕期间和她发生性关系。
“我感到恶心和孤独。我开始意识到他不太愿意参与进来。”她写下当时求助受挫的经历。“他想要的是留在前线，看看我的故事将如何结束。这有点像看一场免费的演出。”在堕胎组织内部，帮助未婚女性也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因此，男人拒绝借钱给埃尔诺堕胎。
安妮·埃尔诺在书中叙述的“正发生”叠加了两个维度，一是1963年的自己当时正在经历的堕胎困境，二是2000年的自己书写这段记忆时的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思考与感受。
其中隐含着要把这种困境固定下来的责任感。她在书中坦陈：如果自己什么都没做而在明天死去，那她会以此感到罪恶，如果不能完成这项工作，她觉得自己会因沦为沉默的女性和纵容父权统治而感到羞愧。
因此她必须要写下去： “我必须克制住匆忙度过这些日子的冲动，试着去传达那段时间难以忍受的懒散，以及梦境中那种麻木的感觉。我要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关注细节，使用描述性的过去时，分析事件。”
她用外化的视角对过去投去冷静审视的目光，展现在那个年代怀孕的年轻女孩所面临的冰冷境遇：“像我这样的女孩对医生来说就是浪费时间。没有钱，也没有关系——否则我们就不会意外地走到他们的门口——我们不断地提醒他们，法律可能会把他们送进监狱，并永远关闭他们的诊所。他们永远不会告诉我们真相，他们不会为了一个傻到怀孕的可爱小妞而牺牲自己的事业。”
写到去私人诊所，接受一个中老年女医生的非法堕胎手术那段时间，安妮·埃尔诺反刍曾经的痛苦感受。那一周，她为了感受到最接近恐怖的状态，在超市或邮局排队时，会挑出60多岁、面目狰狞、充满敌意的女人，想象对方在自己的腹腔里翻找异物，努力让自己回到当时那个疼痛到极致的状态。
半个世纪后，仍在重演
安妮·埃尔诺总是敏锐地捕捉着社会中性别不平等的细节，这些洞察贯穿于她几十年来的创作。从私人体验出发，进而对社会进行折射与反思，最终，她的文字也反哺了现实，促使更多人关注到宏大叙事掩盖之下，同样重要的微小的记忆、情感、困境与行动。
在安妮·埃尔诺的代表作《悠悠岁月》中，她使用了“无人称自传”的写作手法，记录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欧洲社会的大小事件。书中没有具体的人物和叙事主体，所用的人称皆为 “有人”、“我们”、“他们”、“人们”。
作品记录了埃尔诺的生命碎片，这些碎片也折射出法国历史的一个个切面。
1971年，时年16岁女孩玛丽-克莱尔·谢瓦利埃被一名男同学强奸后怀孕。自1920年起，法国社会严格禁止避孕和堕胎，直到1967年才颁布避孕合法化的法案，1975年才实现堕胎合法化。和安妮·埃尔诺一样，玛丽也负担不起跨国堕胎的费用。她的母亲带她去做了非法堕胎手术，术后大出血的她差点因此丧命。
在这之后不久，强奸玛丽的男同学因偷窃被捕。他向警方供出玛丽非法堕胎的事情，以此换来无罪释放。而玛丽则被捕入狱，她和母亲都被告上法庭。
这一事件成为当时法国女性反抗的导火索。4月5日，343位法国女性联名在《新观察家》杂志上发表文章《我们的子宫属于我们自己》，又称《343宣言》。她们在宣言中公开承认自己曾经堕胎，并提出女性应该成为其生育的后代的直接掌控者，应该拥有不生育的自由。
这份宣言由左翼组织“女性解放运动”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共同起草，署名者还有作家杜拉斯、萨冈、导演阿涅斯·瓦尔达、演员凯特琳·德纳芙等法国各界知名女性。
网络图｜《343宣言》
作为事件的目睹者，安妮·埃尔诺在《悠悠岁月》中记下了当时的感受。“我们记不清是哪一天和哪一个月了——不过是在春天——只记得我们从头至尾读过了三百四十三个女人的名字——她们是如此众多，而我们却是如此孤独，只有导管和喷在床单上的血迹——她们在《新观察家》上宣布进行了非法堕胎。”
当安妮·埃尔诺2000年在《正发生》中详细书写她堕胎的经历时，法国已将堕胎合法化。她那时认为讨论生育权仍有必要：“当一项废除歧视的新法律通过时，以前的受害者往往会以‘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为由保持沉默。所以，发生过的事情就像以前一样被同样的秘密面纱所包围。”
20年后，她的文字被搬上银幕。现实的走向，莫名地应和了她当时的判断。半个世纪前发生在安妮·埃尔诺身上的故事，如今还在不断重演。
今年五月，《正发生》在美国上映，主流媒体认为这部电影的出现很及时。《好莱坞报道》评价电影《正发生》：“对保护妇女生殖权利的必要性作出紧急提醒。”
当时，美国最高法院一份意见草案泄露，该草案意图推翻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而那份判决保障了美国女性堕胎的合法权利。
当地时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正式裁决推翻“罗伊诉韦德案”，消极地将堕胎的合法性问题留给各州应对，此后，直到10月中旬，美国13个州宣布全面禁止堕胎。一个生活在俄亥俄州的10岁女孩在今年夏天被强奸后怀孕，因本州禁止堕胎，她不得不前往邻近的印第安纳州终止妊娠。类似新闻层出不穷，造成的后果也轻重不一。
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后，一家美国媒体联系了瑞典文学院，询问其评奖标准。“组织者们称他们在选择奖项时专注于文学质量，而不是意在向世界传达信息。”但该媒体依然认为，在“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的当下，安妮·埃尔诺的胜利照亮了她书写堕胎的文字。
图｜安妮·埃尔诺的著作陈列
得奖后的媒体发布会上，安妮·埃尔诺借机宣扬自己的立场：“我将继续与不平等抗衡，直到我的最后一口气，直到女性可以选择成为母亲或不成为母亲。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节育措施和堕胎权是女性自由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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