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岁离婚开始写作，82岁怒领诺奖，她说：这是我的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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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那年，她在充满暴力与争吵的家庭环境中迈向青春期，目睹父亲差点杀死母亲；

14岁，她开始梦想逃离压抑、俗气的原生家庭，向往起富人阶层的生活；

20岁，她离家念书；23岁，她被诱奸，做了非法的堕胎手术；

34岁，她在生活的一地鸡毛中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然后毅然与丈夫离婚；

60岁，她退休专心写作，成为畅销书作家，荣誉不断；

82岁，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在前些天刚刚发表的获奖演说中，她掷地有声：

我要把我自己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跨越社会阶级的人的声音刻在文学中，文学永远是一个让人获得自由的地方。

你可能也猜到了，她就是今年的诺奖得主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

有人说埃尔诺是现实版《我的天才女友》，靠读书改变命运，实现阶层跨越。

在我看来，埃尔诺的人生经历更像是一部集合了失意、逆袭与觉醒的「大女主剧」。

离婚是这部剧中的重要转折点，此后的埃尔诺仿佛开了挂，一直站在时代的先锋位置，为自己、为他人发声。

作为法国16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第一位女性作家，她的演说依然如同作品一般犀利和真实。

她说，获奖并不是「一个人的胜利」，而是她所处的这一集体的胜利。

从二十岁刚开始写作时，她就在日记里写下：「我写作，为了给我的人民复仇。」

通过她的自传小说回望她的人生经历，真的会让人由衷地佩服这位82岁的「人生大女主」。

埃尔诺人生的头二十年，可以说是一部妥妥的「读书改变命运」的逆袭史。

在她代表作《一个女人》中，完整细致地记录了这段心路历程。

1940年，埃尔诺出生于法国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

她的父母共同经营着一家咖啡杂货店，但收入微薄，父亲还得在外做苦工，才能勉强维持生计。

埃尔诺回忆道：

我每天放学回家总是饥肠辘辘，家里从来不开灯，他们俩摸黑在厨房里，父亲坐在桌前，母亲站在炉火旁边忙着什么，屋里弥漫着死一般的寂静，偶尔听到他们冒出一句，必须把这店卖掉了。

父母有好的一面，但也有易怒、暴力的一面。在埃尔诺的记忆里，一家人的交流除了叫嚷没有别的方式。

尤其是父亲，打耳光更是他惯用的教育手段。

12岁那年，埃尔诺目睹父亲在争吵中差点杀了母亲。

昏暗的地窖里，我的父亲一手死死抓住母亲的肩膀或脖颈，另一只手抄起放在砧板上的砍柴镰刀，我只记得当时我只顾拼命地喊叫或嚎啕大哭，后来我们三人又回到了厨房。

这对父母都是挣扎于贫困的现状，却又不甘于贫困现状的人。

从小，埃尔诺的身上便背负了他们改变阶层、改变命运的希望。

父亲会要求他说标准的法语，学习巴黎人的腔调和礼仪。

母亲则更身体力行，喜欢模仿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将他们谈论的作家挂在嘴边。

在我的印象中，觉得母亲比父亲更高级，因为和父亲相比，她更像一个老师、一个教授。

对于她，一切的一切，所有的愿望和抱负都放在我的学习上。

我们一起谈文学作品，我给她朗诵我写的诗歌，我们一起去度假，我们之间形成一种默契。在这种默契里没有父亲的位子……

但随着埃尔诺的长大，她发现自己与父母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

她所受的精英教育、念过的书、交往的知识分子、优雅的生活，带她渐渐挣脱了原生家庭的思想桎梏。

父亲的话语与她在学校中的所见所闻格格不入，母亲也「跌下神坛」，显露出了与富人同学那些真正有修养的母亲之间的差距。

埃尔诺先后在鲁昂大学、波尔多大学学习文学，取得了教师资格证，毕业后成为了中学法语老师。

不久之后，还出版了自己的处女座《空柜子》。

后来，埃尔诺嫁给了资产阶级家庭的儿子，结婚生子，算是彻底实现了向上的攀升。

但这种与父母、与自己的出身渐行渐远的感觉，加重了她的「背叛感」——

当她终于实现了父母的梦想，却又无法避免地与他们产生了不可逆转的隔阂。

她在《一个女人》的结尾写道：

我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正是她和她的语音、她的手、她的动作、她的一颦一笑，把现在的我和童年的我联系起来。现在我失去了我与我出生的那个世界相联系的最后一根纽带。

埃尔诺的难得之处可能就在于此。

在人人都梦想着向上攀升的时代，她总是清醒自持，不忘记审视自己的欲望，剖析真正的自我，细数付出的代价，而非浑浑噩噩，随波逐流。

正如诺奖评委会主席对她的评价：

她的写作总是被一种背叛她所离开的社会阶层的感觉所笼罩。

埃尔诺正式的写作生涯，应该是在她离婚之后。

没有了婚姻的束缚，埃尔诺开始潜心写作，并慢慢跻身法国知名作家行列。

1984年，她的《位置》斩获法国五大文学奖之一的勒诺多文学奖。

2008年，她的《悠悠岁月》获得杜拉斯文学奖，并被法国杂志《读书》评为「年度20部优秀作品」之一。

去年，她还获得英国皇家文学学会国际作家终身荣誉奖。

而为她所处的女性群体写作，一直是贯穿其作品的关键线索。

去年的一部法国电影《正发生》就是根据埃尔诺同名小说改编，其中记录的是她真实的经历。

60年代初的法国，避孕和堕胎都属违法，女性无非是靠计算安全期这种原始手段来避孕。

如果不幸「中招」，只能放弃学业和前途，成为一名家庭主妇。

影片的主角安娜，在意外怀孕之后，独自尝试了各种惊悚的堕胎方法——

注射肥皂水，吃欧芹茎，疯狂骑马，甚至将毛衣针烧到滚烫，然后刺入身体……

电影展映时，这些可怕的堕胎情节令观众大受刺激，甚至有观众当场晕倒。

更可怕的是，这些都是曾经发生在埃尔诺身上，真实的经历。

她说：

我想真实记录女人那种无法做主的感觉，我想记录作为一个没有自决权的女性的感觉。

你们可能无法想象那个非法堕胎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你——医生、朋友和家人都没有。

这是一种极度孤独的感觉。就好像在我面前竖起了一堵砖墙，好像法律在对我说：「停在那里，不要再往前走了」。

1992年出版的《简单激情》一书中，埃尔诺则记录了自己与一位俄罗斯外交官的婚外情。

她的文字准确地踩在一部分人的「雷点」之上，用极尽真实、无比锋利的语言与故事，戳开女性所面临的困境。

埃尔诺从不以自身的欲望为耻，相反，她用自传的形式一点点把童年、青少年以及后来的伤疤揭开。

创伤与痛苦是她写作的钥匙，用这把钥匙，她打开了女性争取平等的大门。

以诺贝尔奖为例，在过去的121年，总计900多为得奖者中，女性不足10%。

而其中的119位文学奖得主中，仅有17位女性作家。

社会因素对女性作家的约束当然是大前提，而放眼诺贝尔奖本身，就是一个秉持了男性传统的平台。

因此，有人将今年埃尔诺的得奖，视为颁奖方瑞典学院对美国堕胎法案修订的回应。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由女性写作的胜利。

82岁的埃尔诺，经过了漫长的单身写作生活，气质越发柔和、优雅。

开头提到她最近的演讲，也回溯了这段漫长岁月带给她的印记——

20出头，当她刚刚开始写作时，就在日记中写道：「我写作，为了给我的人民复仇。」

而经历了社会对女性的种种不公，她说：

我1974年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描绘了我写作的领域，一个社会和女性主义的领域。从那时起，为我的人民复仇和为我的性别复仇，成为了同一件事。

作为一位女性、母亲以及女作家，以埃尔诺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女性能够迸发出的巨大而温柔的力量。

这部用她人生演绎的「大女主剧」，有我们逃离不开的原生家庭，有亲密关系的阴影，有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困境，有阶层跨越的迷茫与自省。

最终传递出来的，是我们所向往的披荆斩棘、清醒平和。

愿我们都能有她的勇气与真实，让眉头在岁月中慢慢舒展，让思想在经历中获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