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博览》│从《悠悠岁月》到诺奖——法国女作家再一次叩响人类命运的母题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
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长马茨·马尔姆在颁奖时称,“她以勇气和临床医生般的敏锐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
法国巴黎近郊塞尔吉,82岁的安妮在厨房通过收音机得知自己获奖,颇感意外。“结果是我。这当然非常令人吃惊,尤其是我当时只身一人,那感觉就像是你正身处荒漠,结果接到了来自天空的电话。”
耄耋之年的她,表示诺奖既是荣幸亦是责任,自己还将继续为反对女性不平等鼓而呼。那份饱经风霜的坚定,令人肃然起敬。
谁是安妮·埃尔诺
安妮·埃尔诺,1940年出生于法国诺曼底的利勒博纳。父母婚后开了个小咖啡馆兼杂货店。安妮5岁时,全家搬到伊沃托,这被她视为“起源之城”。尽管父母文化程度不高,却全力支持她的学业。6岁时,虔诚的天主教徒母亲为她选择了私立天主教的圣米歇尔寄宿学校,她在那里一直读到高中毕业会考。安妮的母亲喜欢阅读,而且对她的阅读不加限制。安妮9岁时就读了《飘》,10岁写过两篇短篇小说,13岁写过一个长篇小说的开头。
不过,安妮对于原生家庭的氛围并不满意。在她的回忆中,父母常常会因为安妮弄脏了衣服或者谁忘记关地窖的灯而不停地相互指责挖苦。
除了家庭不和睦,还有学校的歧视。在中学时,安妮发现,老师教课会区别对待学生,愿意听家境好的同学分享,对于来自贫民家庭的她不理不睬。长大后,安妮意识到不仅在课堂,在法国文学中也难以看到这个阶层的身影。这也是促使她写作的动力之一。
基于这些经验,安妮在处女作《清空》,以及《位置》和《一个女人》中,叙述着父母、学校和诺曼底构成的“被统治者的世界”。
改变是从她的23岁开始的。当时,安妮从鲁昂大学毕业,并与资产阶级出身的菲利普·埃尔诺结婚,婚后随夫姓埃尔诺,居住在巴黎近郊塞尔吉,得以让自己从那个“世界”抽身。
27岁,安妮考取中学教师资格证,31岁,她通过了选拔性考试,顺利地成为一名法国现代文学教师,退休后继续写作。几十年来,她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与巴黎文学界保持距离,撰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书”。
为反击而写作
22岁时,她在日记里写道:“我要写作,是为了向我的出身反击。”她读了波伏娃的《第二性》,开始有了“女性主义意识”。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区分》则让她领悟到知识改变命运。她称其为“解放和被解放的代名词”“在世界上采取行动的理由”。
行动是从她本科毕业的一部小说开始的。当时,安妮向朋友借打字机偷偷完成书稿,但被出版社拒稿了,理由是“野心太大”。然而,创作的火焰并没有熄灭。10年之后,作为法国文学教师、两个孩子的母亲,34岁的安妮背着丈夫以写博士论文为名,偷偷完成了自传体处女作《清空》。对于她的写作,丈夫一直不屑一顾。当她将这本书的版权卖给出版社后,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丈夫才恍然大悟,并对她的隐瞒感到愤怒。在安妮的第三本书《被冻住的女人》出版时,41岁的她选择了与丈夫离婚。理由是她在书中探讨的自己对于妻子、母亲等角色的不适。她在回忆这段婚姻时说:“在25岁到40岁的这段时间里,我很难连续写作。我过着众多年轻女性曾经过过、现在仍在过着的生活,表面上看起来又自由又幸福:在外面有份工作(教书),照顾孩子(两个),采购和做饭。”然而,这种碎片化的时间,让她很难集中精神写作。她说:“我被关在了婚姻里,菲利普对我既没有爱也没有尊重。”
离婚后,她的写作风格也“不再抒情地书写回忆,塞满大量讽刺”,而是从自传体虚构转为书写事实,以避免对原阶级及家人的背叛与异化。
43岁,安妮出版了第四部小说《位置》,讲述教育带来的阶级跃迁,让她与父亲渐行渐远。这本书通过对父亲的言谈举止、兴趣爱好的收集,记录了那一代工人阶级的故事。在《位置》的结尾,她赫然写着:“父亲总是用他的自行车接送我上学,他经常驮着我往返于河的两岸,无论冬夏,风雨无阻。最让父亲自豪的,甚至也是他生存的奋斗目标,就是让我进入一个曾经对他不屑一顾的社会阶层。”
《位置》让她突破自我,获得法国文学界最高的三项荣誉之一的勒诺多文学奖,并影响了她后续的写作风格。她在回忆录中的角色,变成了观察者或指挥家,谱写人们共有的情感、面临的困境。她的写作直面社会阶级的不平等,她的语言就像一把刀,绞碎想象的面纱。
47岁,安妮在《一个女人》中尝试以女性为中心讲故事。她回忆了母女关系从亲密到疏离的过程。依恋、冲突、隔绝、和解……一代代人在挣脱与驯服中循环。看到养老院中奄奄一息的母亲,“我”突然想到,记忆是不是被篡改了?怨恨是如何滋生的?在本书的结尾她写道:“我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正是她和她的语音,她的手,她的动作,她的一颦一笑,把现在的我和童年的我联系起来。现在我失去了我与我出生的那个世界相联系的最后一根纽带。”
《位置》和《一个女人》是安妮分别写给父母的作品。此后她开始关照自己的情感世界。
48岁,安妮爱上35岁的驻巴黎的已婚苏联外交官,她将此后2年的日记写成《沉沦》。书中呈现了女性世界的孤独,“除了我们下次见面的日期,我没有未来”。
52岁时,她在《单纯的激情》中再次回顾了这段情史,其中对于真实的渴求激起读者共鸣,但因为毫无歉疚之心描写女性欲望,激怒了保守人士。在争议声中,该书出版两个月售出20万册,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60岁,她写下回忆录《事件》,讲述了她上大学期间的意外怀孕的经历,类似的情节早在《清空》中已有透露。这段经历让她感到羞愧,觉得自己被抛弃,并导致了抑郁和进食障碍。她用近乎白描的语言直抵人心,就像用刀子把每一句话刻在桌面上。
回顾安妮的创作历程,她以自传体或日记的形式,写父亲、母亲、童年、青春期、怀孕、患乳腺癌、与社会的决裂、母亲去世、婚姻、激情、嫉妒、耻辱,以及社会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她将个人体验与反思,置于法国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以通俗易懂、干净利落的语言,毫不妥协地剖析女性角色及阶层抗争。她敏锐地察觉到法国社会激变时刻,传统的天主教价值观,正在向世俗、宽容、开放的道德观转变。
代表作:《悠悠岁月》
安妮对于回忆录的编年体书写,混合了个体经验与社会思辨,其中的集大成者便是她写了20多年的代表作——《悠悠岁月》。
2008年《悠悠岁月》一经出版,就获得了法国杜拉斯文学大奖,使安妮居于法国当代一流作家之列。本书采用“无人称自传”的方式,以60年的跨度讲述了个体经验与他人生活,集体记忆与时代变迁。她对于细枝末节的搜罗,模糊了虚构与非虚构的传统界定,通过大众流行标志物与个人生命体验的交融折射出时代精神。
在书中,她试图用社会学方法“在个人记忆中找到集体记忆”,从而摆脱“个性的陷阱”,重新定义了自传,承认亲密关系的社会性,在所谓的纯粹自我外,认同他者、世俗、法律、历史在场。因此,这种自传式的“我”的介入,模糊了性别,超越了时空,不构成自我虚构,却把握着现实迹象,从中依稀可以窥见加缪的存在主义、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的传承。
安妮之所以写《悠悠岁月》,是担心“图像终会消逝”,她想记录下一代人的集体回忆,因为“当时女性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2019年,随着《悠悠岁月》入围布克奖,安妮的名字才开始逐渐出圈。特别是改编自《事件》的电影《正发生》2021年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她曾表示:“多年来,我的生活一直绕着这个事件转。在小说中读到类似的故事时,我就会陷入一种没有形象、没有思想的癫狂状态,仿佛那些文字瞬间就变成了一种剧烈的感觉。同样,偶然听到任何一首在那段时期陪伴我的歌曲,都让我不知所措。”
在片尾,女主人公在课堂上聆听雨果的名言备受鼓舞:“我们只需要留下荣誉,其余的,我们应撇弃,我们前行,我们的眼睛是愤怒的,我们的额头是苍白的。在他们之上,我们读到‘信念、勇气、饥渴’,队伍继续着他们的路程,高高扬起头颅,高高举起旗帜,神圣的旗帜。”
获诺奖的女作家们
身为诺奖得主,安妮抱有对女性作家的身份自觉。她信念感十足,就像一个斗士,捍卫着身为女性的责任与地位。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122年历史上,安妮是第17位获奖的女作家。此前的16位女性作家也因为卓尔不群的才华摘得桂冠。其中,“童书之王”塞尔玛·拉格洛夫凭借百科全书式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她被誉为“瑞典杰出的女儿”,是首位头像登上瑞典货币的女性。
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以88岁高龄获奖也创下了历史。她出生在伊朗,父母都是英国人,在非洲津巴布韦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期。30岁出版处女作《野草在歌唱》引发关注,并陆续出版了《金色笔记》《第五个孩子》等。她被誉为继伍尔芙之后最伟大的女性作家。
另一位获奖者将其钢琴才华注入作品之中,她就是奥地利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出生于捷克犹太人家庭的她,自幼学习钢琴、管风琴和八孔长笛,曾在维也纳音乐学校获得风琴师文凭,专业的音乐素养赋予她的文学创作以独特魅力,52岁时出版了自传体小说《钢琴教师》,后被奥地利知名导演迈克尔·哈内克拍成电影并获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等奖项。
波兰作家维斯瓦娃·辛波丝卡凭借《一见钟情》《呼唤雪人》等著作成为第三位获奖的女诗人,被誉为“诗人中的莫扎特”。她一生公开发表约400首诗歌,创作生涯长达60年,是波兰最受欢迎的诗人。波兰著名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无意中读到《一见钟情》,感觉与自己正在拍摄的《红》相得益彰,当即买下这本诗集。被辛波丝卡诗歌深刻触动和启发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将这种异曲同工的感觉拍进了电影,最终电影《红》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
正是这一个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让世界文坛因女性力量而变得更加多姿多彩。除了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我们更加关注她们对于时代及个体命运的思考,正如歌德所说,“伟大的女性引导人类上升。”
本文刊载于《金融博览》202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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